春秋时有许多乡校，接近今天的大学，这种场合不仅是学人求知的地方，也是民群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郑国是其中的一个诸侯国，他的乡校也成为言论集会的场所，《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有“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郑人在乡校里的集会，讨论政治得失，批评官场，或呼吁民生，已经变成一种习惯，这也见证了古人“天下国家”思想上的发达。
  但是郑国人民一再讨论政治得失难免引起利益集团的恐惧和嫉妒，有人呼吁将乡校毁灭，彻底将人民的声音消灭。此刻决策国策的人是子产，他立刻反对这种失去理智的作法。子产认为“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这话是说只要是人民认为有利的东西，国家就顺从民意去推行，相反是人民反对和厌恶的，国家只能进行改革。子产还说“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犹然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
  子产深度理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当年周厉王就因为打压舆论，道路以目，最终遭国人流放而客死他乡。人民建立起舆论自由是大势所趋，采取极端的方式去打压民调，必然让对立面也会构成一种极端的对峙状态。子产所以能成为历史名人，因为他不会走落后政策，不会去愚民，不会给人民洗脑，顺其自然，让人民的发言权自由，这才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真正民主。
  古人的思想总要比今天前卫，先秦又是一个被思想左右的黄金时期，关注民调，尊重知识分子。无论是任何时期的朝代，假如连民调都忍无可忍，那么这样的政府是少数人的政府，决不会是人民的政府，至少在统治阶级的眼里，人民不过是一切生产力天经地义被剥削者。只有人民的政府才有人民合法的地位，政府的任何决策都要先照顾到人民，甚至不惜一切敢先为人民作出牺牲，并不是先让人民为政府作出牺牲。郑国的国土面积不大，军事财政也不如一些强国，有时还受到诸侯联军的压境，之所以能风雨飘摇，从子产措施就可以看明白，郑国并没有过分地伤害人民。
  这见于《左传》的历史，足可见证当时古人的思想，还有乡校的舆论实力，舆论自由是普遍共识。一旦是不允许舆论自由的国家，假如那时的郑国是压制民调，那么乡校一定有特务混进来，对言论过激的人监视，跟踪，最后抓人判刑，所谓的煽动恶，颠覆罪也高调升级。另一面也在鼓吹自己的和平和民主，用人民的血汗钱去贿赂各国，作为对自己腐败的庇护。可一旦有什么民主国家来批评人权状况，这边便说别人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反动势力，自己明明是对人民残暴的独夫，却成天衣冠楚楚喊着为了人民。可这一切在当时的郑国并没有发生，古人并没有走上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