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卞和在楚山得到一块美玉，于是他捧着它献给了楚厉王。当时的楚厉王便派了治玉的工匠来鉴定，工匠却说这只是普通的石头。厉王便“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被砍掉左脚的卞和并不甘心手中的玉被丑化成石头，厉王死后到了楚武王的年代，他又将这块玉献了上去，得到的结局和上次一样，“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死后到了楚文王的年代，仍不死心的卞和抱着那块玉在楚山哭了三天三夜，一时成为楚国的公众舆论。文王听说后立刻派人去调查事发原因，派去的人安慰卞和说天下间被砍去脚的人不计其数，又何苦如此悲伤想不开呢。
  卞和终于说出了肺腑之言，他说“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卞和的悲不是被砍去了双脚，他悲的是宝玉被诬蔑成了石头，忠贞诚实的人被冤枉成信口开河的骗子。文王听到这件事的起因便命做事认真的工匠去鉴别是玉是石，最终结论是一块价值连城的美玉，于是文王给卞和平反，将这块玉取名为“和氏之璧”。
  这一则故事见载于《韩非子、和氏》，我要谈一谈卞和的人格和其时代精神的影响。像故意将玉诬蔑成石头的工匠很多，他们明知是玉为什么偏说成是石头，原因是嫉妒他人得玉，这种嫉妒一直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主流邪念。自己不能得玉也不许别人得玉，自己不是人才便不许别人变成人才。误听下面不实之言的厉王、武王形象千百年来也是一种主流，这大多是昏君和暴君的典型，也是懒政的真实写照。千百年来仅凭权贵们的蒙蔽，鼓动，一边掩盖事实真相，一边对有能之士极度排斥，人才流失，又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权贵主义总是狗仗人势，没有进步民族的认同，这真是我们这个国家千百年来的悲哀。
  文王的出现并不代表他是一个明君的形象，而是受到卞和冤案对人民的心灵影响，造成了强大而不利于他国家稳定的舆论压力。所以文王将自己打扮成了一个亲民派的领袖，用平反秀将卞和事件和他的亲民秀捆绑在一块。似乎在告诉人民，请大家一定要相信楚国，支持楚国，拥护楚国，他一定有信心有能力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如果文王是个识宝之人，那么和氏璧也不会去了赵国，变成别人“将相和”的传奇佳话。
  卞和明知是一个残酷的国情仍坚持自己手里的是一块玉，自己讲的是真话，他不在乎别人对自己身体造成的伤害，因为他是贞士，一个有着人格精神的人。制度总会因为它的浑浊而造成无法挽救的凄凉，这种凄凉便有千百年来对他们的声讨和嘲笑。当然，一旦冤案多了人民也会因为对将来的担忧便会达成自我抢救，对残暴的后果早做自救的决定。所以千百年来没有永远沉默的舆论，做错事是一定要接受舆论的审判。
  如果说卞和一开始便有畏惧心，他又何必选择苦难，正因为他没有畏惧，他才能成为贞士，他的人格精神也可以在历史的天空绽开光芒。千百年来，卞和的时代精神就像是永远也不可能会绝响的战歌，但要证明一件事的真假，要解读别人所不能了解或不敢去触摸的真理，那么要顶天立地，谈卞和人格的时代精神，这无疑是和死神在一张床上。如果要具备卞和那种勇气，这一定要有民族的责任感，还有服务社会的诚意，改良现实残暴的勇气，对将来一种美好理想的信仰。但这过程是很危险的，像西天取经的唐僧师徒，时时都有可能被妖魔鬼怪吞掉的危险。
  谈卞和人格的时代精神，就是给自己造成一种残忍，痛苦，因为这个世界的大部分人是不清醒的，是没有精神上任何信仰的。他们浑噩无知，习惯了这种匍匐的生活方式，对良心的呐喊只会是一种蔑视，一大群行尸走肉是没有人格可言，更谈不上什么时代精神。有人不过是在作秀，让别人也认为他是得宝的卞和，可一旦有危及到他个人生命时，他的时代精神原来也是两个字：奴才。如果我把和氏璧的时代精神比喻成为呐喊一种真相，那么对一个确少真相的现状里，卞和便是警钟的化身，他的时代精神便是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不得不学习的榜样。
  王实味的死难正证明了他，是一个坚持卞和人格并且有他的时代精神，他用自己难得又少有的忠诚，用血液和泪水凝结成的文字，不正是一块和氏璧吗。虽然他批评了当时的延安，一大堆党员醉生梦死，可在延安以外的中国大地上，正饱受着日寇铁蹄的疯狂践踏，多少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延安却是一片歌舞升平，少有的太平盛世。王实味只想唤醒遗失的党性党魂，还有像主义理论一样的纯洁，但他的忠诚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反而被当做了叛徒处决掉。
  卞和的人格还有他人格的时代精神，用自己的人性和良心去寻找别人的人性和良心。这种伟大的殉道主义，看似乎结局已经注定，但仍还是有人会去追寻，千百年的历史因为有了这么一群人，总算这浑浊的世界还有一点纯洁的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