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和中国不同，制度上差距很大，西方的国家并不害怕人民有文化，也不反对人民求知。在一个民主制度完善，法制健全的国家里，人民有了文化便可以对政府发出质问，一切批评甚至是采取极端，这都属于民主国家合法的权利。人民有怀疑政府的权利，这种权利所发挥的强力就是知识。一个人首先要学习，多读书，这才会升华个人的思维，革新自我的价值观，只有这样民主的体制才能维系下去。

早在古希腊的黄金时代，以苏格拉底为学术代表的一批思想者就对政府进行过怀疑和责问虽然后来苏格拉底被公开审判，被迫引鸩自杀，但这一切却引来世人的围观和愤怒，对政府的行为十分不满。不过西方人怀疑政府的勇气一直传承到了今天，所以外媒不存在权利的压力，哪怕是对总统的批评。

中国的黄金时代是在先秦、各国诸侯礼贤下士，争相聘请有文化的知者，一些人还有养士的风气，如孟尝君就有事客三千。当时的世人也很有求知的欲望，文化人有最高的贵人待遇，所以古有士农工商几个等级。在众多思想者的周围都围着一大批学生，门庭若市，孔子、墨子的门徒众多，这在历史是有记载的。那些思想者不时也对政府发出疑问，不过很可惜，这种怀疑政府的责任不像西方那样可以传承至今。

汉朝之后，知识分子有一种普遍的命运，那便是不得善终，汉武帝对司马迁处置了宫刑，这是对知识分子讲真话的报复，为了扼杀一批追问真相的知识分子，那么打击文化是最好的办法。嵇康不与司马政权苟合，他便遭杀身之祸，当三千太学生游行示威抗议屠杀时，司马昭这个枪杆子出政权的畜生对舆论只是一种冷笑。

如果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只是文化小小的破坏，那么在汉朝之后文化就面临最大的威胁，实际的刘邦就是一个仇视文化的人。历朝历代为了所谓的稳定，只许自己犯错，容不得人民来批评，总用一系列残酷的刑具来折磨知识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一再水火不容。统治阶级愈觉得自己不合法，便会用大兴文字狱的手段来镇压民调的弹性。从此中国的历史轮回就是这样，有杀不完的知识分子，亦有摆脱不掉的暴政。元、清二朝的文狱堪称登峰造极，知识分子被屠杀的人数可谓血流飘杵，但这一切史上对文化、文人的消亡远远比不上毛时代的十年。

人民的文化提高也就证明了舆论的强力，一旦舆论的力量成熟，人民便可以对政府进行监督。政府和好坏有民调来评分，而不是自己假借新闻报纸来鼓吹，结果什么政绩也没有，人民的牢骚反而是一大片，这种如坐针毯，不知廉耻的政府也无所谓世界的冷嘲热讽。当然，也只有认为独裁是稳定上策的国家，才会打压人民获取文化，因为他们执政以来不思进取，对亲民又没有诚信，只会用颓废的娱乐化来捉弄人民的智商，用钱是万能的猫论来拐骗人的良知。在文化不重要的国情里，人的道德每日都在下降，腐败也风行天下，每个人都像是十足的犯罪者，而西方列强早已经表态，90后简直是不堪一击。

近代史的中国人完全丧失了方向，没有做人的尊严，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拿来主义，也是数典忘宗，忘恩负义。在西方列强的船坚厉炮撞开国门时，便有师夷之长以制夷，在辛亥革命后又陷入了军阀混战，于是中国人接受了马列主义，在十年浩劫结束后，中国人的观念在改革开放中走向了异端，比如崇洋媚外，什么出国热，什么洋人的东西才是金科玉律的真理。

西方文明以一种摧枯拉朽之势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虽然政府一再宣传外国的劣迹，可西方世界仍成为官二代、富二代，贪腐分子的伊甸园。中国已经没有了传统文化，只有国家领导人的理论和代表，或是空谈的和谐，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都认为本民族的文化没有任何价值。并不是文化没有价值，是现今的价值观太有问题，不是我们的人种劣等不如西方，而是今天大陆的制度让人种不如西方。

比如我们的教育制度就有问题，一些天才因为马哲或党政八股的不合格，便取消了上大学的资格。请问一下在美国，人家的学生非的去背诵克林顿或者奥巴马的东西才能合格入学读书吗，中国的教育真是荒谬令人毛骨悚然。中国人是有人得了诺贝尔，但这些人不是大陆人，也就是说天才一旦离开了大陆就一定会是发光的金子，如今思想者生活在大陆只会遭来一阵嘲笑。正常的人才遇上一个不正常的国家现状，骂别人是疯子的庸夫无时不在蠢蠢欲动。

舆论是表现民调的合法规则，但是中国至今（香港、台湾除外）有什么民调可言，无疑是道路以目的周厉王闹剧。自从明有了东西厂这种安全部门的范本，那么监视民心，强迫人民忠君爱国，不惜血流成河达到后人唾骂的假太平无事。后人鼓吹的康乾盛世反而是文狱最为高压的时代，吕留良一批人因为修明史而被灭门，顾炎武因为不食周粟而终身不做满人的狗官，至于乾隆操办的明史有几分可信度这就不得不去地下问了。

蒋、毛是近代历史风云不可不谈的绝代双骄，二人彼此都有一种病，前半生对知识分子包容，后半生对知识分子就猜忌。蒋在台湾就搞出江南案，自由中国的雷震为自由而牺牲，柏杨、李傲都有坐过蒋家王朝的牢。毛在建国初很意气风发，高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一个百花齐放的盛世，谁料最后却成了引蛇出洞，多少知青因此罹难或被放逐。

现在网络上布满大面积的东西厂一样的眼睛，文青开博谈天下国家，有人胆小便采取假名，有人激进干脆传上真实的头像，政府仍是习惯卑鄙的动作，如对一些敢言，有思考能力的人用社会隔离的伎俩，在你上班的单位派人流言飞语，采用行政压力，通常会用神经病一些词汇。你与什么人交流，在什么地方工作，都是他们生厂流言的基地。

可这并不能消灭一个人求知的勇气，人性有罪，可文化无罪，荀子人性本恶的思想很适合用在今天。谁都鄙视现状的失败，为什么他们不派出一些文化高的人来与人论战，那是因为他们的人只有党文化的阉割，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光环，派这么一群人摸狗样的人入世，只会让共和国的形象蒙羞。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明灯，与任何一个朝代或政党无关，不过中国大陆有不少省分领导对镇压文青就很乐意。原来我们面临的危机不是领土争端，也不是国外反华势力，而是与本国人民的冷战，就是让人民物质要穷，精神要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