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不要国家、不要阶级和不要剥削的无政府主义！如果这些东西都不要，那末将来的社会将会成什么样的“和谐”混乱状态？我们暂且不说现实的市民社会，先来看看共产党的组织内部每年有多少共产党员高级别干部、中级别干部和基层共产党员干部犯罪，――十多万啊！这还不包括乡、镇、村级党员干部。这些人在还有国家、有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不得不和被迫的宽大制裁情况下，他们竟然敢于不顾这些，以身试法，难道在没有了国家、阶级和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些东西就自然消声匿迹了？这是不可能的！世界各国的历史证明，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解体至今，没有一个国家无犯罪记录。犯罪是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不可避免的普遍现象，有始无终。国家产生的基本原因就在于制裁犯罪而不能制止犯罪。在当今世界的各个社会里，大量人群普遍的和高度的集中，因此形形色色的各种犯罪更是层出不穷。哪个国家没有男女？哪个国家的市民没有或多或少的财产？就在这两种范围内的犯罪每年就有增无减。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男女就应分开，二者就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吗？每年情杀和奸杀案有多少？这是国家不可避免的一个根本祸害！但是，没有男女，国家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当然还有商品生产、计划生产和商品交换、世界贸易、社会分工、上学和就业、人口流转和管理，这些事物离了国家调控可能吗？没有阶级可能吗？没有剥削可能吗？然而，国家和阶级是互为存在前提和存在条件的，二者不可少许分离。

        我们在胡乔木先生代表其党中央讲话――《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书中可以看到一段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论述和这种矛盾论述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他说：“马克思主义指出，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在历史上第一次使国家权力成为人民的权力（当真是这样的吗？），从而也就为最终消灭（阶级和国家是可以消灭掉的吗？！这种论断，只少是没有看过列宁关于《国家与革命》一书的论述）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创造了前提。……。另一方面，任何革命政党和革命政权都不仅要民主，而且要集中，要有完成各自任务所必须具有集中的权力。即使作为阶级统治的政治权力消亡以后，在国家和政党消亡以后，在民主已经成为习惯以后，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权威在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中仍然是完全必要的（立法、司法和监管，教育、出版和卫生机构等等设施，也“仍然是完全必要的”）。否则，不但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难以进行，连交通的秩序都无法维持，对于巨大的自然灾  害更无法进行有领导的和有效的抵抗。这是人们的常识。”那末，在这种情况下，那种要“最终消灭阶级”和消灭作为“统治工具的国家”的观点又是什么呢？当然，不过“这只是无政府主义观点，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见《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61―62页）

        要知道，分工是阶级存在和阶级划分的基础！这个定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就已经下了。如果无论谁的主观愿望都消灭不了社会分工，那么，阶级、国家和剥削将永远存在。不要社会分工，除非任何一个生产实体和分配实体能生产出其全体成员所必需消费的所有商品，否则，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世界贸易就不可避免。这些事实的存在都证实，共产主义不过是不能实现的、独一无二的、高端的、九霄云外的、大智大慧者的、子虚乌有的和愚蠢的玄想。难道苏联和欧洲各共产主义国家解体不就是为了摆脱这种特色？不过，它们早已毫不犹豫地丢弃了他们前人误认为是他们老祖宗的祖宗及其趋向，并且摆脱了他们原有的、传统的共产党组织，――用列宁在《战争与革命》中的话说，叫做“......我们不想‘夺取’政权，因为......'夺取'政权将是一种冒险行为，所以我们的党不会这样做。如果政府将来成为大多数人的政府时，它可能会实行一种在初期看来是错误的政策，然而别的出路是没有的。那时政治方向的和平转变仍然在原来的组织中进行。”（列宁选集第三卷89页）“那时政治方向的和平转变仍然在原来的组织中进行。”最后这一句是最重要的一句，也是中国现实执政党正在践行的“政治方向的和平转变”――转形、转轨、转向过去曾经是自己革命对象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形态方面去。

        并不排除还有人执迷不悟，曾经向他的同仁和追随者悲戚地叮嘱道：“老祖宗不能丢啊！”当然，谁都知道，他们一旦丢了自己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无疑会自我否定自己的一世功名和丧失既得地位，这可谓立党为私啊！！
        我们可以学习俄国“十月革命”，却不能学习它转形、转轨和资本主义国家接轨的现实模式。这是俄国国情决定的。因为，它们没有一个象中国海峡对岸现存的那种意识形态和政权形态与之相对立的宝岛。所以，我们可以学习俄国“十月革命”，却不能学习它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