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辈子生活在一个非常动荡，大起大落的时代。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这样大的变化恐怕是唯一的。过去有过大的战争，死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人口的大事情，但是没有这三十年的财富的巨大增长。我亲眼看到了中国完全变了样，从贫穷挨饿，变到小汽车满街跑。但是中国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前途还非常不确定。

回顾过去的生活，决定我一生命运的许多事情中，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参与进来。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不同，但有一点我想是相同的，即，既有感到幸福的时刻，也有感到悲哀的时刻。而且这些感觉无例外地都是与另外一些人有关的，甚至完全是自己周围的人引起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回忆过去时，会对一些人产生怨恨的心情，对另一些产生感谢的心情。

　　就我自己而言，自从1957年被划为右派之后，厄运就降临到我和我一家的头上。每次运动免不了都要当“运动员”。我周围的人中自有不少由于各种原因积极响应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紧抓“阶级敌人”不放的积极分子。这种非生产，甚至反生产的内耗活动，把人民共和国的元气伤荆解放后的大好形势终于弄到了1976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那些对我实施专政的人，实际上他们所伤害的并不是我个人，而是包含他们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另一方面，即使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仍有一些同志不顾自身的安全，暗中保护我。使我的处境没有落到最悲惨的境地。他们是谁，我至今也并不完全知道。他们并不是向我讨好什么，他们是有良知的中国人，是鲁迅所说的“中国人的脊梁”。
　　
　　对于助纣为虐的那些人我并不准备宽恕他们。倒不是因为个人的复仇心态，而是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我们不能把犯了错误的人和作出贡献的人不加区分。一个是非不辨的社会就谈不上发扬正气，压抑邪气。当然，对待这些人，我不赞成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曾经主张对待敌人要狠，要无中生有，罗织罪名。非但要打倒，而且打倒之后还要踏上千百只脚，让敌人永世不得翻身。我主张对他们既要揭露错误，教育后人，也要教育他们自身。让他们认识错误，鼓励他们改正错误。这个原则非但适用于对待过去犯错误的人，也适用于对待现在犯错误的人。我们这个社会在如何对待坏人的问题上需要深刻的反剩过去的控诉会、斗争会，以挑动群众的仇恨心理为目的。对待敌人是用加倍的恶去回报他。将群众培养成嗜血的暴民，这决不是社会安定的福音。
　　
　　我很担心社会犯了健忘症，对过去的错误有意或无意地加以掩饰，以至于类似的错误卷土重来。这丝毫也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类似于文化革命的悲剧在中外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尽管口号不同，理由不同，大规模的迫害是相同的，有一批助纣为虐的人也是相同的。
　　
　　对于那些暗中帮助过我的人，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他们这样做并不图回报，甚至还冒着危险。他们是从良知出发。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绵延几千年，中国的文化得以保存至今，正是靠着他们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报答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他们，并用他们的精神教育后人。
　　
　　无疑，中国必须走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之路。这不但已经为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证实，也是理论上可以证明的。
　　
　　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需要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分析，我试图称之为“社会科学中的牛顿定律”，为此我写过一篇文章。社会发展只能达到一个状态，才能够保持稳定。这个状态就是人与人平等。道理很简单，如果不平等，处于地位低下的人不会安定，不平则鸣。过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平等引起的斗争史。所以平等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地。但是还要进一步说明所谓的平等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财富拥有的平等，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财富的拥有是不平等的。我们不可能达到二者都平等，只能牺牲财富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保持有利于鼓励财富的创造，有其必要性。我们吃过大锅饭，结果并不好。当然，财富的不平等要有限度。
　　
　　人与人平等，必然导致自由。因为不自由是因为有人有特权，可以干涉你的自由而不受限制。一旦人与人平等了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自由。这就是自由主义者所标榜的自由。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人人有同样的自由空间。这就是人权。所谓人权就是没有特权，就是人与人平等。
　　
　　在这种条件下必然发生交换，因为交换给人带来好处。而且每一桩平等自由的交换必定有财富(或方便)的创造或改进。如果没有新的财富被创造出来，不可能双方都得到好处。交换使人类走上富裕之路；交换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科学的发达和应用也都靠交换才能实现。人类发明了以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之后，发展的轨迹全变了。人口迅速增加，寿命迅速延长。这都发生在市场经济慢慢地建立起来的过程中。我们中国人对此最有体会。
　　
　　展望未来，自然资源越用越少，人类必须节约地使用。经济学证明了市场机制能够最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所以人类社会离不开市场制度；离不开交换；离不开价格。一切抛弃市场的想法都是空想，是极其有害的。它有可能误导我们再次走上歧路。
　　
　　如果人与人平等，没有了权威，社会如何治理？过去靠有特权的人，皇帝，大官。社会平等了谁来治理？这就有民主政治。所以市场经济是和民主政治相联系的。
　　
　　市场经济并不是没有毛病的。它的特点是私有制和分散决策，所以难免有盲目性。而且平等自由的交换有时候会有不利的外部性，所以要有市场之外的力量来纠正。这时候我们常常想到政府。这是政府存在的理由之一。可是在这儿人们往往忘记一个极重要的事实，就是政府同样会犯错误，它并非永远正确，靠它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而且一旦政府犯了错误纠正起来更困难十倍。全世界因为政府犯错误造成的人员死亡不计其数，因为市场盲目性造成的死亡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市场经济有一万条好处，但是有一条极大的坏处，那就是贫富不均。所以需要政府和民间合力，对它加以限制。限制贫富差距就要限制特权，要对富人温和地剥夺。而这在通常的政治结构中是极难做到的。因为掌权的人多半就是有权有势的人，或者说，是有特权，和有钱人。他们很难对自己开刀。依我看，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矛盾。贫富差距需要限制，但不能完全取消，否则就是吃大锅饭。这种制度我们试验过，非常不成功，全国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经济几乎崩溃。
　　
　　我的理想是掌权的人要更多地代表低收入群众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有普选，结果当选的人必定是倾向穷人的。如果他们牺牲了穷人的利益，就会被选下去。因为在社会中低收入者占大多数。我理解北欧社会就是接近于这样的一种贫富的均衡状态。
　　
　　如何从现在的状态和平过渡到理想状态？要靠各方面的高度自觉和技巧。当政者要排除权势的干扰，大众要有耐心。不然的话形势将引导我们走向暴力冲突，对一切人都不利。但是能不能做到，这是非常没有把握的。所以中国的命运将会充满着不确定性。从理性出发，我对前景不得不抱悲观态度。中国占人口一半多的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这从网上很多的发言可以看出来。现在当局提出和谐社会，我非常赞成。但是具体做法还是老一套，没有多大的改进，更没有分析不和谐的原因何在。所以中国的前途真是难说得很。
　　
　　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在于道德的缺失。最可怕的是社会充满谎言，说谎不以为耻。这一状况和隐瞒过去的错误有密切关系。从抗日战争的谎言开始，到文革，到后来，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伤害了那么多的人，从来不痛痛快快地认错，就只好说假话。由于假话不受限制，行动就无所顾忌，说假话就可以掩盖行动的错误。社会就没有了是非感。这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危机。有识之士提倡说真话，可是没有说真话的环境，提倡的人也不敢说真话。因为说真话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弄得不好会抓去坐牢。这也是统治者能够继续维持中国道德缺失社会的根本原因。(原题：茅于轼：对中国社会的反思和展望)(节选自《茅于轼：无悔的历程》；作者：茅于轼，岑科，李高阳；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