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学生杀人？ 

 老 赵

2011年3月31日，在瑞典厄勒布鲁大学(Orebro University)来自中国上海攻读硕士的女留学生，25岁的陈豪,两小时前还和上海的母亲通话，两小时后，因为拒绝求爱，在街头被来自中国的男同学连捅十多刀，送医院抢救无效而亡。
    从改革开放以后的九十年代，中国有了大量留学海外的学生以后，迄今十多年来，中国的留学生在日本福冈、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南部的佩皮尼昂大学(Universite De Perpignan)都发生过命案。在美国，十年来中国留学生命案竟发生了十多起，其中杀人最多的是北大物理系在美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读太空物理博士学位的卢刚，开枪杀死三名教授、一名副校长和同学林华。最为恐怖、血腥的是上海海洋大学毕业，读完硕士，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读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朱海洋。他在该校研究生生活中心的Au Bon Pain 咖啡厅杀死了他约来的北京女孩杨欣。（杨毕业于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而且已经取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当警察赶到行凶现场时，朱海洋手中竟然还提着血淋淋的，被他用刀割下来的杨欣的头颅。震惊了警察。这可怕的情景简直叫人毛骨悚然。
    2005年，在美国加州库柏蒂诺的迪安萨社区学院（De Anza College）还发生过27岁的中国女留学生杨楠杀死其美籍丈夫麦克卡尼斯的杀人案。
    这些历史上少有的“大学生杀人案”不光是发生在留学生之中，国内大学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北京大学发生过学生杀同学,清华大学发生过鉈杀，中国政法大学发生过学生杀老师的事件,还有云南的马加爵，以及不久前西安的药家鑫……
    “杀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是一件残忍的严重犯罪行为。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特别是青年学生中怎么会频频发生这种“罪行”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中国人人都来思考的问题。
    我读中学、大学都是在四十年代，在那个时候，不要说我自己曾经学习过的学校，就连社会上也不曾听说过什么大、中学校发生过杀人事件。
    五十年代参加工作，听说过“土改”、“镇反”有过杀人的事，但没见过。根据2011年第四期《炎黄春秋》尹曙生的文章：《“大跃进”前后的社会控制》记述五十年代初的情况是:“经过三年的剿匪、反霸、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逮捕、拘留了280多万人，其中判处死刑70多万，判处有期、无期徒刑的120多万……”这说明当时杀了至少70多万人。（该文作者曾任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这个数字估计偏小，因为共产党历来认为是对它有利的数字夸大；认为对它不利的数字缩小。）
    1958年，我被“阳谋”所害，发配到茶淀农场劳教。在那里，我平生第一次见过被杀的人，杀的方法是“饿杀”。曾经同过一组的李志军，原是北京丰台区税务局职员。57年为“补百分比“而划右。58年快夏天才送到农场，年纪较大，已经50多岁，仅仅被劳教了一年，60年初就被饿死。农场用一辆拿30年代日寇侵华时的废炮车改造的“殡车”拉出去掩埋时，我看见过。那是严寒的冬天，他僵硬的躯体放在车板上，穿着一件不足以禦寒，身袖都短的薄棉袄，身上苫着半片破蓆。没有袜子，只有一只脚有鞋子，枯亁黝黑的小腿像从灶间抽出来，烧了半截的柴棍。随着车轮的“咣----噹……”声，颠簸着被拉去掩埋，就从我身边走过。
    1961年我回到北京。66年 文化大革命。妻子是师大二附中教师。他们学校的书记姜培良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还把一个和红卫兵观点不一的学生的家长（铁道部干部学校书记樊希曼）拉到学校 打死了。此外，还打死一位教师。打死人的都是未成年的“中学生”。和该校同属于北师大的“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也被学生活活打死了。打死她的竟是未 成年的“女学生”。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中学生”，特别是“女中学生”打死人，打死自己的老师和校长的事件。
    而后，听说各地大学里也发生了“武斗”，也有打死人的情况。这些事在世界其他国家好像都没有发生过。
    用刀杀人和打死人是同样的罪行。“孩子杀人”、“女孩杀人”，特别是大群体杀小群体杀个体的屠杀，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能也是“首次”，或者说是“首创”。
    把“杀人”这样的大事不当一回事，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遇到不愉快的事，闪现的第一意念竟然是“除掉”对方，随随便便杀人，这究竟是为什么？
    中国传统教育有过孟子思想的“人之初，性本善”的宣传。既然人本来是“善”的，怎么变成“恶”而杀人的？
    难 道主张人性“恶”的荀子讲的有道理？他说：“人之性恶，其性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 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仪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於争夺，合於犯分乱理，而归於暴……用此观之，然 则人之性恶明矣！”他认为解决人性恶的办法是“化性起伪”，最后，他还是要通过后天的礼仪教化来使人性转“恶”为“善”。也就是说，人是要通过“教育”才 可以成为完人的。
    这是不是说，人的善、恶关键在“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使人走向文明？
    但是我们一代一代的孩子，接受了那么多年教育，不讲中国传统的“仁、爱”，结果却出现了那么多严重问题。还没有走向社会的孩子，只要和人产生一点矛盾，不听取对方意见，不尊重客观事实，发生的第一概念就是：“剪除掉对方”！不论男女，动不动那就是杀人。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阶级斗争中，阶级关系讲究“你死我活”；“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现在突然又变成“一切为了钱！”不择手段。
    这种现象的症结何在？谁的问题？应该由谁来考虑？谁来负责？
    我们大门旁是一个小茶叶店。三年前去世的那老“掌柜”，从12岁就作“学徒”。因为我从小是学生，社会知识欠缺，我常向他请教一些过去的社会知识。谈起犯罪，他说：“年轻时候我文化不高，（49年以前）也就是看点社会小报。新闻都是从`那儿来的。别说‘杀人’，就是偷窃，我就记得有一件小伙子偷自行车，藏在南苑玉米地，让警察抓了的事。现在可好，偷的、抢的、骗的……哪天没有啊！？要说杀人，文革哪天不往火葬场拉？”
    前两天，和一位退休前是“模范”的高级教师谈起。他说：“文革中打老师，打死人，这些行为的根源是什么？这和48年 开始的土改、阶级斗争、阶级教育、各种运动大有关系。这些运动都是煽动人仇恨人的。为了制造仇恨，还编出《收租院》、《白毛女》等假故事，丑化一部分人， 制造九种人为阶级敌人，煽动仇恨。同时又极力搞听话教育，叫孩子们作驯服工具，思想简单化，没有尊重人的意识，不能独立思考，并且形成了一种文化；报纸、 影视宣传报道极端的利己仇恨文化。文化是有传承性的，它传承下来就是现在发生杀人事件的根源。”
    是嘛？那么谁来负责呢？谁应该负责呢？很难说清楚。〖应该很容易说清楚：是提倡“阶级斗争”的哪个人要负责!〗
    次晨，到楼后小公园溜湾儿，休息下来和几位常来的老头聊起此事。没想到一个张老头不紧不慢地说：“嗨，这道理你还不明白？那是毛泽东思想学得好。‘凡是不合我意的，就把他干掉！’毛一生不就是这样干的吗？”
    “听说上海刚发生了一件事。因为寄生活费晚了几天，留学日本的儿子，一下飞机就捅了母亲几刀。”一位姓曹的老头说。
    老张说：“对，不管那个，‘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凡事都得听毛的！很简单，就这么回事！现在当头儿的不是还紧跟吗？慢慢看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