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毛泽东生前的罪错，往往同他言行不一、出尔反尔、翻云覆雨的性格特点和行事作风有关。作者在本文中再次分析了毛的这一特点，再次指出国家要改革、要前进，就必须认真剖析毛泽东的严重罪错、全面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

李锐是一二九时期入党的革命前辈，曾任毛的政治秘书，水电部副部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又是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早年就写过《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拨乱反正后出版有《庐山会议实录》、《李锐谈毛泽东》、《龙胆紫集》等二十来部著作。

《翻云覆雨毛泽东》序言

李 锐

我一直认为，对毛泽东的研究要深入下去，无论是他正确的或错误的方面，都要深入的研究。关于他正确的方面的文章、书籍已汗牛充栋，固然也待进一步研究；然而对他缺点、错误方面的研究，就显得很不够。须知，正是他的严重错误，给我们中华民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其影响既深且巨。我说过，他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我们，这不能不有待研究。

这本关于毛泽东翻云覆雨、出尔反尔、变化无常的书，是从一个侧面、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研究毛泽东的。据我所知，这样的书，迄今还未曾有过。编者说，这本书的写作，是受我的有关方面的一些说法的影响而促使的。他在前言中引用了我的话：“言行不一，出尔反尔，在毛泽东晚年达到令人害怕的程度。”然后循此发掘开去而写成的。书中大量事实不仅说明我的言之无虚，同时也阐发了我的观点，发挥了我未及细述的一些问题。对此，我当然是支持的。

我上面的话，是在1980年10月25日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时讲的。当时讲这个话是有充分根据的。与会许多老同志谈到这类问题时，十分激动，有些话讲得也很尖锐。如方毅谈到，毛是一个暴君。当时大家之所以要讲这些，一是由于毛晚年错误对我们党的伤害太大，必须如实的讲出来。二是希望在《决议》中能对毛泽东这方面的问题有所反映，以便全党能够从中汲取教训。但是，当时有个指导思想，叫做“宜粗不宜细”，所以涉及毛泽东的错误，尤其是作风、个性、人品等方面的许多问题都回避了。鉴于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及其社会影响还广泛存在，从政治上考虑，在《决议》中暂时不谈这方面的问题是可以的，参与讨论的人大多也能接受。但是，作为历史科学的研究，则与“宜粗不宜细”相反，应该“宜细不宜粗”。所谓的“细”，就是涉及毛泽东的许多错误的具体的客观事实，都要仔细查清研究。比如“文化大革命”，不去研究毛泽东是何种心态，如何策划于密室，背着党中央进行暗中活动等等问题，只说“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这显然是不够的，也不可能从中汲取真正的教训。结束毛泽东的错误至今已有二十多年，还要回避这个问题，就说不过去了。这二十多年来，类似毛泽东那样独断专行的错误，还时有发生，这不能不同当年为维护毛泽东同时也维护了这些人的一些错误有关。记得“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之后，在讨论经验教训时刘少奇说过：“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这个用到今天，就是要把历史上所有问题包括毛泽东的错误在内，都需要“宜细不宜粗”地讲够讲透。只有这方面的问题弄得“细”一点，弄明白一点，才能真正避免重犯毛泽东类似的错误，不然是很难做到的。

这里涉及到制度同人的关系问题，邓小平说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3页）这是讲得对的。当时我们听这个讲话，深受鼓舞，以为从此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了。二十多年过去了，改革得怎样呢？邓小平所讲的“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是还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吗？邓小平还讲道：“史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同上）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既然认识到史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治的问题，为什么不从领导制度上去解决呢？我认为，从后来披露的许多史料说明，毛泽东根本就不认为史大林有多大的错误，（他的话是“列宁、史大林这两把刀子不能丢”）反而将揭露史大林错误的赫鲁晓夫斥为修正主义头子，恨之入骨。他是基本上肯定史大林执政的正当，怎么可能想从领导制度上来解决他那无上权力应受约束的问题呢？毛泽东的许多重大错误，都是在他说这个话之后，而不是之前。如果他有一点这方面的意愿，还能因彭德怀、刘少奇的一点意见分歧，就把人家往死里整吗？这说明，有了像毛泽东这样容不得不同意见的人，又拥有无上的权力，根本就不想建立能够防止史大林那样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治的制度，谁也管不了，谁也对他无可奈何。从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毛成为党的绝对权威，且有了制度性的规定，1943年后，毛在书记处有最后决定权。毛本人也逐渐听不得不同意见，1949年之后，更对任何不同意见视为拂逆之举。毛被神化，直到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在毛之后，邓小平虽然提出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在党的十三大报告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曾多少有所反映，但是国家这么大，“总得有一个人说了算”的惯性，邓也摆脱不了，这是大家见到的事实。邓之后又过去了这么多年，政治体制改革仍然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前进，这不正说明毛泽东的阴影还是笼罩着神州大地吗？

我认为，中国要改革，要前进，要“与时前进”，要能够真正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必须对毛泽东的各种错误进行清理，消除其影响。毛泽东政治上的皇权专制，经济上的小农经济、民粹主义，文化上的鼓励愚昧、歧视科学、打击知识分子等，都曾给我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和影响。而且这些东西，不准说，不准写，一个劲儿地捂着，难道是一个慎重的党的态度吗？史大林的错误和罪行被揭露后，我们曾采取捂的办法，没有能从中汲取应有的教训，以致重犯了史大林的错误；对毛泽东的问题一个劲地捂着，同样也是重犯了毛泽东的某些错误，为什么就不能改一改呢？真要改革，对毛泽东的错误就不能回避。

这本关于毛泽东翻云覆雨的书，虽然不是全面论述毛泽东的错误，但就这一专题，作为冰山的一角，也能展示毛泽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些错误思想，供人们去认识和研究毛泽东，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翻阅这本书之后，给人这样一个深刻的印象：新中国建立以来，毛泽东的每一次重大错误，几乎都和他出尔反尔、翻云覆雨有关，大者如丢掉他多次讲过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急急忙忙搞“穷过渡”；响应他号召“帮助党整风”，提意见，没有料到他来了“阳谋”，打“右派”；庐山会议原本要纠正“左”的错误，彭德怀写了一封纠“左”的信，就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吴晗本是响应“学习海瑞”的，却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向知识分子开刀的祭品，等等。由于从这一角度所考察的问题，都是建立在确凿的事实基础上，也就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这与那些汗牛充栋、连篇累牍地只对毛泽东颂扬，歪曲历史、掩盖历史的书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些为掀起“毛泽东热”的书籍，对其错误讳莫如深、三缄其口，是完全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有的党史书上，竟然说谎话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都不知道是谁了。这种“导向”，要把人们引向何处去？日本人总是不愿意彻底承认和反省过去侵略中国的罪行，激起中国人强烈的愤慨；难道我们中华民族也是不愿意承认和反省过去历史的民族吗？一个不知道反省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这本尊重历史、还历史本来面目的书，仅就其求实态度和科学精神来说，就是十分可贵、值得鼓励的。这类著述多一些，对我们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就会多一分益处，对推进改革也会多一分动力。果能如此，乃人民之幸，民族之幸。

（2004年1月6日）

（收于《李锐谈毛泽东》，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