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砖制是社荟动荡之源

作者：木然

来源：作者赐稿

    自/由会带来稳定，不自/由也会带来稳/定。只是自/由的稳/定是动态的稳/定，是动态中的平衡。不自/由的社/会是僵硬的稳/定，僵硬的稳/定会带来更大的不稳/定。维/稳而不 稳，维自/由自然会维/稳，这是稳/定的辩证法。不懂这个辩证法，辩证法就会走向专/制的变戏法，如同奥维尔的《1984》的双重思想。当变戏法被看穿，对普通公 民统/治只有靠谎言和暴力来维持。

　　不自/由的社会是物质匮乏的社会，为社会的不稳/定打下了基础。空想社/会主/义者总是把自由看成社/会罪恶之源，想把自/由置于死地而后快，他们鼓吹社/会 主义的目的是想把人类带入美丽的天堂，却不知人类真正进入了他们所设想的天堂，会瞬间化作人间地狱，被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其成就的天才空想社/会主义者 之一的圣西门就对那些不跟随他们进入天堂的人发出警告：“像牲畜一样来对待。”空想社/会主义者建立天堂的手段就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消灭市场经济建立 计划经济，建立在空想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比空想社/会主义英明，甚至更愚蠢，空想社/会主义者毕竟还是想得多，做得少，科学社/会主义的思 想者尤其是实践者却是想得少，做得多。实践者丢弃了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在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奴役之路狂奔，其结果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严重地毁坏了社/会稳 定的根基。中/国的经济自“大/跃进”之后，就没有真正稳/定过。毛/泽/东搞的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表面上是为了进入更公/平的社/会，实际上却 是因此进入了一个极端贫困的社/会，他所采取的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他自己位置的稳/定，带给社/会的是十年动/乱。

　　不自/由的社会是被奴/役的社/会，奴/役社/会总是与革/命为伍，以暴/力为伴，以阴谋和权/术为手段，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价值。维新、改/革、改良被革/命者和革 命心态之人视之为拦路虎、绊脚石。就是以追求平/等为己任的社/会主/义也好不到哪里去，它的平等的神秘光环早就被托克维尔剥离，“/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 一词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转引自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32页)因为社/会主/义仅仅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工具、一个数字。在苏/联，就是列/宁的老 友马/克/思·伊斯门都不得不承认：“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斯/大/林主/义 最好称之为“超法西斯主/义”。(同上，第32页)令人十分困惑不解的是，苏/联对斯/大/林主义的革/命却没费一枪一弹。中/国的孙/中/山对专/制的革/命、毛/泽/东对蒋/介/ 石的革/命却使千百万人失去生命为代价。

　　政/治上的暴/政会带来的是政/治与社/会的双重动乱。社/会动/乱带来政/治动/乱，二者相辅相成，操纵政/治社/会动/乱的幕后之手总是专/制统/治/者，胜利者也往往 是专/制统/治/者。如果实现了民/主，专/制/者的命/运就进入了悲/惨世界，专/制/者好的下场是黯然下台，坏的下场不是送上断头台就是送上被审判台。

　　政/治上动/乱就是只有通过准宫廷政变才解决，这种准宫廷政变没有秦始皇般的皇位代代传的专/制之形式，却有权/力接/班人位置的争夺，其惨烈程度并不比 争皇位逊色。众所周知的苏/联的赫/鲁晓/夫之于斯/大/林，林/彪之于毛/泽/东，政/治上的暴/政总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共/产/党/党/内的派/别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党/内的政/治斗 争只有输和赢，很有点封建专/制社会的成者王败者贼的味道，充满了血雨腥风。政/治上的动/乱必然会带来社/会的动/乱，任何政/治上的个人的背后都会有一批社/会上的 拥护者，清洗政//治上的异己分子必然会波及到大量的社/会无辜人员，斯/大/林之于托/落斯/基分子、布/哈林分子甚至基/洛夫分子。毛/泽/东之于高/岗、饶/漱/石分子、/彭/德/怀 反/党集/团分子、刘/少/奇邓/小/平分子、林/彪分子等。

　　政/治动乱带来社/会动/乱。专/制统/治者总是愿意看到阶/级与阶/层之间的自我封闭，却不知这样做的结果是加强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阶/级对立与阶/级敌视不 可避免，本来是同一诺亚方舟之人却相互拆台，方舟的每一个人都想把另一个人推入水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 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第35页)“当穷人和富人几乎不再有共同利益、共同哀怨、共 同事务时，那遮蔽双方精神的黑暗就变得深不可测，穷人富人之间就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同上，第170页)这是社会革命的前奏，也可以说是黎 明前的黑暗。不但如此，人的媚权的本性给绝/对权/力者插上了滥用的翅膀，“在那些高居人/民之上的人面前是那样温良恭俭让，当它对下层阶/级尤其是对农民下手 时，却常常是冷酷无情，并且总是猝不及防。”(同上，第168页)没有想到的是，托克维尔的分析又在二十世纪毛/泽/东时代上演，毛/泽/东建立的户籍制度至今仍 使农民分身乏术，对农民的不公待遇、非国民待遇甚至比托克维尔朝代更甚，社/会敌意在凝聚，使得乞求陈胜吴广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不自/由的社/会最容易导致社/会不公，这是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索。研究表明，在社/会由穷向富发展过程中导致的社/会不公的可能性更大，发生的机率更多。 有趣的是，那些社/会不公的受益者得着便宜卖着乖，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是政/策的受益者却是相应制/度的受害者，他们花出了巨大的经济成本使他们能在政策上受 益，同时也体会到制/度的不公/正，他们深知暗箱操作的内幕和技巧，又从中捞取了大量好处。他们具有了狼的本性，却没有失去人的本能。他们偶尔发出的与体制不 同的声音震撼了整个社会，又使自己的所作所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却不知这样做的下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不二法则。所以“那些最应当害怕人/民发怒的人当着 人/民的面高声议论那些经常折磨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行为;他们相互揭发政/府机/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恶，而政/府机/构是人/民身上最沉重的负担;他们用动听的辞令 描绘人/民的苦难和报酬低劣的劳动：他们试图这样来解救人民，结果使他们怒气冲天。” (同上，第214页)而这些人恰恰就是那些政/府的主要官/员，既特/权/者。

　　不自/由的社/会人/民总是处于不在场的状态。托克维尔在《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一章中深刻指出：“140年来，在公共事务的舞台上，人/ 民连片刻也未曾出现，因而人们根本不再相信人/民还会走上舞台;看到人/民麻木不仁，人们便认为他们是聋子;以至当人们开始关心人/民的命运时，就当着他们的面 大谈特谈，仿佛他们不在场。人们似乎是专讲给高踞人/民的头上的那些人听的，他们担心的唯一风险是怕那些人不能完全听懂。”(同上，第214页)人//民的缺席 和不在场使得统/治阶/级凌驾于人/民之上并代表人/民，认为统/治/者之想就是人/民所想，统/治/者之思就是人/民所思，却不知长此以往埋下了革/命的种子，因为被代表的结 果是“敌视个人、与个人权/利相对利，并且爱好暴/力。”(同上，第221页)也就是说，是破坏自/由所导致的。

　　有人会说，自/由的社/会也有动荡、冲突、暴力和流血，但这种动荡和冲突往往发生在自/由之初，进入自/由社/会就会逐渐减少或减弱。这在英/国、美/国、法/ 国等西/方国/家得到证实。一个自/由的社/会才是稳/定的社/会，自/由摆脱了专/断的权/力，使权/力得到有效的制约。不自/由的社/会注定是不稳/定的社/会，专/制/者的权/力得不 到有效的制约和限制，专/制/者最自/由，人/民受奴役。

　　有人会说，既然自/由也有动荡，不自/由也有动荡，选择自/由选择专/制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有本国特/色。这一点表面看来有道理，实际上没道理。就政/治制/ 度而言，制/度只有最不坏的，却没有最好的。制/度是由人来建立的，也是通过人来运行的，人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人的不可避免的无知同样会深深地镶嵌在制/度 中，由人建立的制/度同样具有不完善性，同样具有恶的本能和倾向，所有由人建立的制/度都是坏的制/度。所以对于政/治制/度的选择只有从坏政/治制/度中选择最不坏的 制/度，自/由民/主制/度就是最不坏的制/度。如果说特/色，中/国的封建专/制能延续两千年本身就是最大的特色，所有的国/情就是因之而聚，其幽灵至今还在中/国大地游 荡，难道还要选择中/国专/制制/度?如果真有特/色，那是自/由制/度适应中的特/色，普/世价/值在各国应用过程中产生的特/色，不是为了特/色而特/色。同样是自/由民/主制/ 度，在英/国是君/主立/宪制，在美/国是总/统制，在法/国是半总/统制。

　　只有告别专/制，才能带来真正的稳/定。当代中/国的专/制是通过毛/泽/东开创并建立的，告别毛/泽/东是告别专/制的一个实质性步骤，也是一个政/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重要举措，更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一个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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