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中山先生——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丁  弘

认识中山先生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今天还在继续着。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山先生一百年前，推翻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虽然“共和国”的实质到今天也还没有实现，但我们总还是打起了这个旗号。“共和国”已是我们这个民族理性思考得到的共识，谁也不公开反对了。

中山先生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句话仍有现实意义。但是，他的革命理想是什么呢？这是不可泛泛而谈的。不幸他的人格长期受到贬损。他的理论思考被有意屏蔽，应该恢复本来的面目。

余生也晚，1927年来到这世间。两年前（1925）中山先生就去世了。但他还是作为历史伟人最早进入了我的童稚的心灵。

记得八九岁时，在皖北一个山城上小学，每星期一的第一课是校长领着全校师生作“纪念周”。首先是向中山先生行礼如仪，而后一句句领读《总理遗嘱》：

“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我虽似懂非懂，对“深知欲”三个字，长时间不知是什么意思。但丝毫没有影响我把《总理遗嘱》背得滚瓜烂熟。思想上很明确：他是“国父”。他的话是应该认真执行的。

形势很快发生重大变化。有了“敌国外患”，东北易帜。即统一的换成了“青天白日旗”，分裂的地区也团结起来。广西的队伍开到我的家乡，投入抗日战争。过去和中央有矛盾的李宗仁指挥了歼敌两万的台儿庄战役。共产党的队伍，进入国军序列，换了帽徽。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所必须。吾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民族一时空前团结了。团结在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

抗日战争八年，中华民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是少数没有投降法西斯的国家之一。赢得了百年间第一次反帝斗争的胜利，作为四强之一，成为联合国少数几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这是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伟大胜利。

经过惨烈的解放战争，共产党夺取了政权。虽然战争是打着争取民主、自由的旗子进行的。但暴力革命不可免的形成专制体制。新的国家和“共和”制渐行渐远。正如同普列汉诺夫预言的那样，走向个人独裁。毛泽东坦言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对中山先生如何评价？在毛的时代（1949-1976），舆论一律！只能囿于毛泽东确定的框架之中。毛是一位策略家。第一，他说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是继承了衣钵的，他是中山先生的学生。第二，“我们不要苛求于前人。”他搞的是资产阶级革命，他姓“资”；我们今天是搞社会主义了，我们姓“无”。这是质的区别。他有历史的局限性，我们不要苛求。话说的“大度”。

在20世纪刚刚结束时，梳理过去的事，首先想到中山先生，就碰到这个问题。他姓“资”吗？揆诸一生，他“不拥有剥削他人的生产资料，即脑力无产阶级。”（马克思语）。他的政治理想中，其民主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并不代表资产阶级。他有与时俱进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特别是具有一心为公的无私情怀，意识上找不到“资”的影子。他开阔的视野，突破了狭隘的阶级局限。“他的一生，除了革命，还是革命。”（鲁迅语）

“不可苛求于前人”云云，是贬损了他。是说“你不如我”。这使我联想到林则徐送一个匾额给关天培这位虎门之役壮烈牺牲的英雄，匾上的四个字是：“我不如你”！这是多么真挚、谦虚。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

十多年前，对中山先生的认识仅限于此。

改革开放30年，社会有很大进步。但在意识形态上，仍处于垄断状态。百岁老人、大学者周有光先生最近答记者问说：“改革开放，引进了自然科学，没有引进社会科学。”认为这种封闭现象，影响了社会的进步。

因此，中国的知识界，至今不甚了解中山先生达到的高度和许多先知先觉的社会实践。总还是不便有违上谕。

我们甚至不知道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成功之时是想些什么？不知他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追求，不知道他对马恩晚年思想的向往，不知道他两次亲赴布鲁塞尔，和社会党国际（第二国际）建立的关系。

在此，略谈中山先生二三事：

1912年1月1日，革命党的《民生报》刊登两大新闻，一，中山先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就任临时大总统；二，孙总统鼓吹建设社会主义。报道他在前一天接见了社会党本部长江亢虎。说：“我对此主义竭力赞成之，应广为鼓吹。使其普及全国人心目之中。”他把从欧美带回来的4种社会主义著作，赠社会党。他说“若能建一学校，研究斯学，尤所深望。”一时“社会党”在各省建立了支部分部，号称“民国第一大党”，中山先生已是大总统，拟令儿子孙科参与主持社会党工作。

中山先生致函社会党国际执行局，“我向你们大家呼吁，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请把你们的精力花在中国身上。请派你们的优秀人才来中国服务，助我一臂之力。我需要你们的帮助，以便完成我的宏伟的事业。（此件来源于布鲁塞尔档案馆）

中山先生的理想是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庶可建设世界最良善、最富强的国家”。他的所谓“三大革命”即：一即种族革命，口号是“驱除鞑虜”的民族主义。二即“政治革命”，即民权主义、民主主义，旨在学习美国的共和制。而所谓“社会革命”，他称之为“民生主义”这样逐步形成完整的“三民主义”。

中山先生两次赴布鲁塞尔，他与社会党国际建立关系之后，即从“驱除鞑虜”这样民族主义的政纲，从引进美国的民主共和的主张，进而突出了以民生主义为核心的“三民主义”，即社会主义的革命理想。

中山先生自编讲义，宣讲社会主义思想，从南京到上海宣讲数日。《民立报》、《大铎报》报道，第一天听众1600人，第二天，2000人，第三天，3000多人。“孙于演说中略述社会主义源流，谈及马克思，说他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30年之久，著《资本论》一书，阐发真理，不遗余力。”“我国社会主义流行伊始，尤望党人以和平之态度，与政府共图进行。”他说：“社会主义不为资本家所垄断渔利，而贫民务使可自食其力，和平解决贫富之激战。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愿我中华民国一变而为社会主义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中山先生和列宁是不约而同的到达布鲁塞尔社会党总部的。那是在1903年的7月，列宁年方30，比中山先生小8岁，他们都参加了“社会党国际”，都确定7月30日为党庆之日，后来联共、布共、“斯共”、苏共、俄共都以此日为纪念日。中山先生在那儿拟定党纲，宣告建党，申请加入国际。有趣的是党庆之日和列宁一样，也定为7月30日。

1912年10月，苏联的《湼瓦明星报》发表了列宁题为《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其中说：“孙中山的纲领，字里行间充满着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完整的民主主义。他热情同情被剥削的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有力量的。”但认为中山先生想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恐怕只是空想。没有想到列宁后来建第三国际，批判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是修正主义，把极左路线，推向东方。这是后话了。

中山先生始终皈依马恩晚年创建的第二国际，即民主社会主义的思路。他对社会主义有和列宁不同的理解，认为“社会主义不应是恐怖的”，力主和平过渡。不是“兴无灭资”，而是既要“兴无”，又要“兴资”。不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力主还政于民，自己以身示范。

中山先生以理论思考和人格魅力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精神财富。作为伟大政治家，他的开阔视野真是了不起。

一，他有与时俱进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地发展自己，修正自己，完善自己。这是需要勇气和无私情怀的

二，他不断吸取人类社会形成的先进的文明成果，学贯中西，超越狭隘的阶级观念和民族主义。他学习了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精神实质，学习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普世价值的概念，融入到自己的演说和主义之中。尤其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所有这些“拿来”的东西，他都加以中国化，民族化，通俗化，以为中国人民所用。

三，他的政治纲领，最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脉博。立足于世界，高屋建瓴看中国。他要发展10万资本家，即肯定“资本”，而又要“限制资本”，关怀弱势群体，防止两极分化，他是极为明确地掌握“效率”和“公平”之间关系的。到20世纪末的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时，小平同志“不管姓资姓社”，发展多少名为“企业家”的资本家，社会才走出空想社会主义的泥潭。

在毛泽东的时代，为了“灭资”，把资本家妖魔化，这是很大的失误。资本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马克思肯定他们促进历史进步的贡献。而小平同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他们本能的追求。利用权力先富起来，更是无需担心的。中山先生的社会主义，首先是考虑要“节制资本”。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除非”采取措施，如收累进税，征收遗产税等，兼顾公平。这里的“除非”，不就是解决资本主义的弊端的“药方”吗。中山先生在布鲁塞尔对社会党国际的负责人王德威尔得大谈社会主义就是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理想。认为只顾效率没有公平是不义的。社会也是不能安定的。他的观点得到国际的高度评价。当时中山先生要求国际，“帮助我建设一个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国家”，避开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

有这样一个足以佐证的史料：1905年（十月革命前12年）5月18日，社会党国际的报纸《人民报》发表了记者桑德的报道说：“这星期，我有幸成为中国革命社会党的领袖孙逸仙同志和社会党国际常设机构主席王德威尔得、书记胡斯曼的中介人，孙同志来此，是为了向社会党国际申请接纳他的党成为会员。会见中，孙解释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目标……工人不受资本家的剥削之苦，将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阶段。全世界都会相信，完整的集体主义制度，并不是虚无飘渺的梦想或乌托邦……”（中山全集卷一，P272）中山先生崇拜马克思。他说：“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不止千百家，其中研究最透彻的就是马克思。好像中国人崇拜孔子一样，研究社会问题的人没有哪个不是崇拜马克思这社会主义圣人的。”所以，他前往欧洲，追寻马恩晚年思想指导下的第二国际，可以说他是中国又一位去西方取经的“孙行者”。

中山先生人格的伟大，突出表现出无私的情怀。他对“大总统”加了“临时”二字。认为这还不是真正选的呀！他随时可从位子上退下来。对有人喊“万岁”，他严肃批评，说：“这样喊，我如何对得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同志！”认为他们是为“反帝”而死的呀，中山先生是政治舞台上，没有个人权欲的政治家，这是中国政坛历史少见的。

中山先生1925年3月12日去世于北京。当时北京在军阀段褀瑞控制下。从全国统一的需要看，军阀的割据当然是要否定的，但这些地方政治生态并不是十分落后。例如中山先生到达，北京有十万人的欢迎大会；有大量民间报纸，是自由的论坛；有了议会的雏形，只是有些议员并非民选。这是中山先生不满的。为此和段褀瑞有矛盾冲突。

这反映出中山先生临终前，急于“还政于民”的一种政治诉求。革命尚未成功，还在继续努力。

根据何香凝老人的回忆，拟订的《总理遗嘱》对初稿中一句“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改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体现国际关系更加宽容、宽松的精神。中山先生弥留之际虽是发音困难了，这时他喃喃地说：“和平、奋斗、救中国！”这是最后留下的心声，这是最终的遗言。

这儿突出的是“和平”一词。

马恩创造的第二国际，强调和平过渡。恩格斯早提醒：“冷兵器时代早已过去，不能再走上街垒作战，再进行暴力革命了。马克思早指出，人类形成的政治文明，已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实现无产阶级的理想了。宋庆龄说，中山先生最欢迎的客人是李大钊。为什么：是志同道合，义气相投吧。他的文章中，总是把“阶级斗争”写成“阶级竞争”。这一字之差，是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分水岭。“斗争”是你死我活，“竞争”是和谐共进。这是民主社会主义和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

中山先生去世后十余年，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严重经济危机，又有法西斯崛起，爆发“二战”。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社会创造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那就是罗斯福。他以铁的手腕，执行宏观调控的新政，体现了马克思的“除非”。也是中山先生的节制资本的精神。不怕得罪大企业家、大金融家。虽受到他们的攻击，他还是提出“四大自由”，即思想、言论自由，免于恐怖的自由和不虞馈乏的自由并为之奋斗。他给资本主义社会注入了社会主义因素，搭救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

这个几十年，我们因为给“资本”平反了，定性为“生产要素”，参加分配。搞的也是资本主义。可惜近些年弊端纷呈。今天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拐点。中山先生致力革命凡四十年，他告诉了我们什么？他昭示我们的是马恩晚年留下来的唯一遗产：即民主社会主义是正确道路。根据当前，财富集中，两极分化的国情，0.4%的人拥有了70%的财富。马恩早开出了“除非”的药方，中山先生也早有“节制资本”的理想，关键是政治家要跳出阶级的局限，像罗斯福那样，站在民族的立场，站在历史的高度，敢于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