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米话题（522）

    HD：2011年1月11日，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门前，立起了一尊高9.5米的孔子铜像。有人说这是统治者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有人说“毛泽东在天安门与孔子相遇了”云云。在我看来，要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喜欢到处弄出新地标的时代里，不过是想将孔子像当成了另一种类型的“地标”，或者是当成了一种并没有什么政治意义的雕塑产品，其实也没有什么。但是，要是有人真的以为树立一尊孔子的铜像，就能叫他们的统治统治下去了，中国也就复兴了，这就未免也太滑天下之大稽了。

   翻出台湾学人殷海光先生的《传统的价值》一文，正好可以借此表达我想说的。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孔子就成为了中国社会政治的老大，二千年下来，实际上孔子的儒家已经成为了国教，成为了统治的工具。当然，孔子的儒学统治者们早已经结合统治的需要，解读或者注释的也离开孔子的原意，也早已经十万八千里了。当然，即使孔子的本意，更是早就不适应今天社会的需要了，或者说儒学置于今天文明社会来说，早已经成为反动了。这反动当然与二千年来的孔子独尊分不开，与集权专制统治分不开，按照殷海光先生的分析，至少对今天的文明社会有这样的“反动”：一是“一元的”，也就是说权威只能有一个，再直白一点说，就是权威只能是我自己，只能是我统治者一人，其它的都给我滚远一点，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殷先生说“一个笼里不能放两只叫鸡公。比如说湖北出了一个大法师，假若浙江又出了一位圣人，那么热闹的事一定会很多。所以，道统只许有一个。如果有两个以上，那不得势的便被视作异端。”二是“绝对的”；三是“排他的”；四是“反怀疑的”；五是“名分的”，也就是等级森严的。这目的是什么呢？很明显，就是确保我自己的老大地位。

    比如，“在东方一种礼法传统之下，名分关系高于一切。在这种关系之下，任何人一作了父母，便被神圣化。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至多在几十年前，父母之所言所行，对于子女都是大经大法，具有绝对的权威，因而也就成为绝对的真理。父母之言行，纵然荒谬绝伦，为子女者扼于名分关系，不可做反对的批评。从心理学方面来分析，这根本就是父亲意象在作祟……这种父亲意象渗透到政治领域的，在从前有专制政体，在现代有某种极权统治。专制政体的精神骨干是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天子生命，臣罪当诛这一套。这类玩意儿所象征的思想模型，穿起现代的衣裳，披上党、主义、组织的服饰，树立领袖之神圣权威，强调干部之无条件服从，再益于现代化的统治技术，就成为了极权统治。斯大林原来是要俄国人叫他做‘苏联人民亲爱的父亲的’。你忘记了吗，所有的独裁者都爱充老子哩？”也就是说，孔夫子不就是第一个外提出“君为臣纲”的老祖宗嘛，那么现在我们要回归传统，要复兴中华民族，那么我们不就是要自觉得维护老大的权威，自觉地甘愿地做他的奴隶么？——其实，在我看来，这还是二千年中国的老一套，不过是又玩了一次心理暗示的阴暗招数罢了。但是，这依然不可能凑效的，因为毕竟已经是文明社会了，毕竟已经有这么多人文明起来了，这一套小把戏，早已经臭的用不着拿出来，就可以丢进历史的垃圾堆里了。

    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二千余年来的中国极权专制统治者的智商一直都是在下降的，今天除了搬出曾经被他打翻在地并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孔孟之道之外，已经没有什么招数了。或许这就是有人说的“最后一根稻草”的意思吧。但是，另一个明显的标志是：人民的智商再也不是随便就可以忽悠得了，再也不是随便就可以忽悠住的了，因为毕竟人民开始睡醒了。

    当我们关照孔子，关照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缘起就是：中国的未来是什么，中国走向文明进步的道路是什么？是在这样的拷问之下，才来关照中国传统文化的，不然一切就无从说起了，也不必说起了。那么中国的未来是什么呢？中国奏响着未来的道路是什么呢？实际上在今天再也无需遮遮掩掩了，直接说出来，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但是，这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正好是与孔子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相对立的。也就是说，如果现在我们还一味的要回到孔子所倡导的社会中去的话，那就是要中国不能进步，不能文明，不能民主，不能自由，不能平等和不能要人权。这才是最本质的意味。那么孔子之儒家文化，对中国，或者说对中国二千年来的极权统治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要是毫无贡献，那么今天为什么凭白无故在毛泽东的侧面树一尊孔子的铜像又干嘛？所以，在中国一切都是有意味的，一切都是有象征的。

    那么，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极权专制统治到底发挥过什么样的作用呢？殷海光说：“从实证的观点来看，中国传统在维系中国社会稳定方面，曾发挥相当的作用。可是，正因如此，也就伏下了一个祸根：它阻抑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使中国社会对于外来新的刺激几乎失去适当的反应能力。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闭关自守时期，这一传统尚可勉强维持一个表面稳定的局面，等到鸦片战争以后，新兴的西方文明，挟其船坚炮利，冲破了这个并无真实守卫力量的闭关，于是，百余年来，中国人手忙脚乱，对于这一外来新的刺激，一直穷于应付：有的主张维新，有的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的主张‘全盘西化’，有的主张‘本位文化’，而新传统主义者则主张‘精神复古’、‘器用维新’——这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修订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相激相荡。因而，中国社会迄未能恢复它的稳定……几千年下来，中国文明大体上处于停滞状态。而西欧近三四百年的成就，则远驾乎中国数千年的成就之上。事实是最好的证明。中国这种偏于求稳定而不求进步的传统，是经不起百余年来种种事实考验的：这一传统，一碰到强于它的外力之冲击，便破绽百出，甚至中国人的基本生存都发生问题。这是事实中的一个紧急的事态。”

   “……无论如何，中国人要求解决百余年来的大问题，以求生存并发展下去，平平坦坦、实实在在的道路，有而且只有学习科学并且实现民主。然而，不幸之至，支配中国数千年之久的这个传统，竟是与科学和民主这样不接近。”

   当我们谈到爱国的时候，往往有这样一种偏狭，认为否定自己的文化就是不爱国，学习人家的文化就是认贼作父，就是汉奸。似乎这已经成为了国人的一种最便利的试金石了。其实，这里有大谬。“如果将讲求知识当成爱国的手段，那么，在逻辑上，与把讲遗传学当作证明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可以遗传之手段又有何异？诚然，知识可以当作手段，但讲求知识则决不可当作手段。如果将知识之讲求，当作政治、道德、国邦、民族、阶层种种等等的手段，那么知识一定不免于受这些因素之歪曲。知识一受这些因素之歪曲，便失去客观校准。所谓国家哲学、民族哲学、大众哲学、阶级经济学、种族优越论……都是这一路的货色。这一路的知识，你尽可以关起门来讲，人家却在旁边冷笑。你讲得最成功，不过是引起徒众发狂，掀动世界大战，不然就是对内虐待。”看过这段话，我们在思考思考我们建国六十余年来的灌输和教育，难道不就是将“讲求只是”，当成了一种洗脑么？我们的统计局是为政治服务的，我们的地震局是为政治服务的，我们的广电局是为政治服务的，我们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教育，也是为政治服务的——一句话：为了政治可以歪曲知识，可以重写历史，可以胡说八大……这样的路能走多远呢？当然，我这里的“政治”，实际上就是“统治”，就是“一切都是为了专制统治，不惜一切——甚至不惜颠倒黑白胡说八道，也要维护专制极权统治”。其实，这不过是一些政治暴徒的自我意象罢了，世界上哪有如此的统治能长远的？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世界已经不是清朝以前的世界了，已经是走近文明的世界了。

    多少年来，我们所谓的学者，——多少专家学者，竟然恬不知耻地拿着现代文明、科学的尺子，爬进中国传统文化里去找一段字句，或者是找出来一句话，几个字，便就得出结论说：中国自古就有科学、民主、民本思想。我始终闹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咱们中国人总是这样无耻呢？“说中国发明了指南针、印刷术、医药，《墨经》里也有几何学……这类实例，无论再加上多少，只能证明中国人很聪明，不能证明中国早已经有科学。何以呢？科学前期的发明与科学理论，根本是两回事。科学的前期发明，诚然是才智的结晶，甚至也许暗含科学原理，但是，才智只是科学之必要条件，才智不就是科学。复次，暗合科学原理是碰巧碰上的，并非有意地运用科学原理。碰巧暗合与有意运用二者之间，是有着本质的差别的。中国从前的科学发明因为是与科学原理碰巧暗合，所以发明者没有明白察觉其发明背后所引用的普遍定律，更谈不上将他们所引用的东西加以推广。没有这两层，便没有进入科学阶段。未进入科学阶段的发明，只是才智之灵光一现。即令这灵光一现之才智，也不曾在中国知识整个发展历程中生根，所以也常一现即灭。”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有了科学前期的发明了，怎么就无法进入科学阶段呢？其实，在我看来这正好就是孔家的祸端。因为孔子是不主张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比如他就不主张思考“人死后是如何”——这样穷尽的问题，而仅仅是“你还是先把活着的事儿闹明白吧！”所以，中国很多的问题都开了个好头，可是中间，却又都搁浅了。这并非是中国人不够聪明，而实在是中国文化的祸根所致。所以，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是反科学的，更是反民主的。不然怎么会有要是没有了“三纲”，人将不人了呢？“三纲”是什么？不就是奴隶制度的精髓么？

    眼下孔子又长高了九米五，还长在了广场上，是不是意味着这奴隶的世界——奴隶主的好日子，真的将要千年万年的“主”下去了呢？其实，我只能送给他们四个字：做梦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