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事实是，1928年蒋介石领导二期北伐成功和东北易帜之后，中华民国不仅获得了初步的统一，而且走上了“外求和平、内求发展”的崭新历史阶段。

连苏联的托洛斯基，都为中国制定了一个“中国政治状况和反对派的任务”的政治纲领，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政治安定和经济复苏的时期，中共只能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家的最重要的问题”；原中共领袖陈独秀也于1929年7、8月间，连续3次写信给中共中央，反对无视国家民族的“武装保卫苏联”方针，反对与苏联“里应外合”的武装叛国行为。因此，为了维护国家来之不易的统一，就必须荡平新旧军阀，也就是陈独秀所指的“军阀残余的残余”，及其为私欲而发动的大小十数次武装叛乱；就必须征剿在苏共直接命令和指挥下中共，非如此，北伐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初步统一了的中华民国就会立即重新陷入分裂。

如果说刚刚获得了初步和平统一的中华民国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荡平叛乱、维护统一”的话，那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和执政的中国国民党，确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艰难地、却又是胜利地在完成着这个艰巨的任务，使整个国家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和平建国的新阶段。虽然这个新阶段自始自终都处于军阀武装叛乱、大陆官方武装叛国和日本公然侵略、苏俄阴谋颠覆的交相煎迫之下，但这个被内忧外患交相煎迫的历史时期，之所以被称为“十年黄金时代”，是因为：第一，在政治上，它是中国国民党遵循孙先生的遗教，实行训政和准备宪政的时期。虽然这个名之为“训政”的时期，被某些人指骂为专制独裁，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它都与袁世凯复辟帝制，特别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有着根本的区别。孙中山的训政思想体系是产生在辛亥之后，吸取形形色色的专制势力一再地企图颠覆共和、复辟专制的教训，而得来的一个科学总结，训政的内容是为建立一个有权威的革命政党和革命政府，以保卫和巩固共和的新秩序，为立即推动与实现以县为基础的地方自治，以养成人民的权力与义务。训政，不仅有时间上的明确规定，而且除掉不允许另立政党以干扰国民党在规定时期内的一党训政以外，人民的基本民权均予以基本的保障；训政的思想说到底，就是要建立一个“新权威”统治，以造就一个“威权民主时期”。它的目的，是捍卫共和、走向民主宪政，而不是为了推倒共和、复辟专制制度。

只有明白了孙中山先生训政理论的意义，才能客观地认识和公正地评价国民党和蒋介石在1930年代所推行的训政，以及它所创造的建国成就。这个成就，表现在经济上是“以建设民生为首要”，并且为了建设民生，而坚持保护私有制度，肯定自由经济和发展市场经济，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经济和保护国货的经济政策。从而将由晚清改革开放所遗留下来的，和在民国初年曾获得了巨大发展的民族自由经济，推向了一个辉煌的发展阶段，并产生了傲人的成就。大陆出版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一书中说道：“1928年至1931年世界经济萧条时间，中国新设立的工矿企业就有660家，资本总额达2亿5千2百45万圆，其发展速度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其实，只要翻开1930年代上海的经济发展史，只要从“反面”去读一读共产作家茅盾所写的长篇小说“子夜”，只要愿意去调查一下1930年代中国各阶层知识分子和一般人民收入的状况，只要愿意了解一下那个时代的中国留学生们为何人人都愿意学成回国的“国内原因”，就会立即发现，1930年代的中国民族资本家们，曾拥有过一个怎样志得意满的“黄金岁月”，中华民国的民生状况又是怎样迅速地在进步和发展着！它岂是1949年以后的大陆人民所敢于想象的。若没有1930年代经济发展的成就，中华民国根本就不可能有力量去坚持8抗日战争！

这个成就，表现在新闻舆论上，则只能成为当代中国大陆人民的一个梦幻而已。正处在历史反思中的大陆历史学者们，在经过“不敢假设和小心求证”之后，只能在著述中痛苦地小心指出，至1937年3月止，中华民国各种民办报纸已有1518种；公、私营电台78家，公私营通讯社520家，其中绝大多数为私营。著名的通讯社如国闻通讯社、申时通讯社；著名的报纸如《申报》、《大公报》、《国闻日报》；著名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均为私营。知识分子们可以天天写诗作文，大骂着给了他们思想和创作自由的国民党和蒋介石，共产派的革命家们可以公然地成立自己的文化社团、政治组织，以围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虽然可以义正辞严地批驳共产主义这个“洪水猛兽”，但在它的副刊上，却能刊载共产派诗人们讴歌无产阶级的领袖斯大林的诗篇……。上述历史的真实，从1949直至今日的中国大陆，是不敢想象的。

走过了“十年黄金时代”的中华民国，此后若不遭遇一场旷日持久的外战，没有遭遇一场更加残酷的内战，那么用美国著名教授费正清先生临死前话来说，“中国国民党是能够将中国带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去的。”

蒋介石，举世公认的中国抗日战争伟大领袖，一雪百年列强侵略中战败的耻辱，为备受列强凌辱的中华民国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呕心沥血，却一直被大陆官方嘲弄成投降者。蒋介石兑现抗战时期在参政会上的承诺，从1946年起真切地实行民主宪政，却被大陆官方抨击为独裁者。此种情形，真比窦娥还冤！

窦娥是一孝顺媳妇，却被诬告为毒死公公而处死，这是元曲戏剧的一个冤案。8年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是举世公认中国抗日主力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国军正面战场浴血奋战拼实力，失败之后转入敌后坚持抗战，两个战场将军战死204人，军人死亡350万，实打实的抗战的中流砥柱。八路军朱德、新四军叶挺只是国军编号下的司令和军长；两军抗战之初只有几万残兵，精疲力竭，没有实力，必须挂名国民革命军才名正言顺而不至于被当土匪剿得山寨冒烟、两腿跑断。“我党”全靠国民政府抗日拖住日军主力，才得以在日军顾不上的农村占领区壮大。可毛泽东居然在1945年蒋介石理所应当号令所有侵华日军向国民政府投降时，讥笑蒋介石“摘桃子”。侍婆守孝的窦娥丧母、离父、亡夫、遭痞子诬告，每日反省的蒋介石北伐统一中国、抗日获得最后胜利，居然在名正言顺行使职权的时候被诬为“一担水也不挑”！

作为中华民国政府首脑，他必须在抗战之后努力恢复全国和平：一方面他要兑现抗战期间向全民所作的宪政承诺，迈出国民党施政大纲的第三步；另一方面他还得面对抗战8年中发展起来的、在1945年已拥有120万军队、控制十几个省的农村上亿人口的共/产/党。就是说，抗战之后国民党是主动以行宪方式开放政权、还权于民的，不存在所谓美国压力，但却真切存在着毛泽东为共/产主义革命而破坏和平的威胁。毛泽东在整个8年抗战中坐山观虎斗，任凭日军消灭和磨损国军，比如彭德怀组织百团大战抗击了日军，就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另一方面又不断趁机拓展地盘和扩充军队，等待着夺取政权。可想而知，蒋介石不仅比窦娥冤，更比窦娥处境艰难：既要以行宪民主的方式谋求全国和平，又要阻止毛泽东发动共/产主义革命致使全国生灵涂炭，还要承受调停国共冲突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压力。

毛泽东在抗战8年里消极抗日，养精蓄锐，不时地跟国军搞政治军事磨擦。历史经验告诉蒋介石，1926年共产党在江西、湖南的暴乱是一定会重现的。蒋介石深知：马列斗争理论和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内战。事实上，局部冲突1945年已经开始，国共全面开战不可避免，他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为此1945年12月他迎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但马歇尔礼貌背后另有心思。美国企望把中国共产党跟苏联拉开，希望中国国民党吸收共产党和其它党派参加政府，达成和平统一和解决腐败问题，以此作为美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条件。

作为个人，马歇尔并不理解蒋介石的艰难处境，反而真心想促成共产党跟国民党和解。由于马歇尔的调停，国共1946年1月停战在重庆开政治协商会议，以符合美国期待的《宪法草案案》替代了国民党以前的总统制《五五宪草》，达成制定三权分立原则，采用责任内阁制宪法的协议。而蒋介石坚持实行总统制，因而与马歇尔在会谈中一再发生冲突。

蒋介石其实并非拒绝马歇尔的调解，而是他非常清楚：没有军事胜利作后盾，“供匪”是决不会接受安抚的。而苦于中美文化传统的差异，他没法向马歇尔说清楚，故而无法阻止美国拉弄共产党的幻想，因而内心很痛苦。马歇尔是坚决反对共产主义革命的，却很希望将中国共产党从共产主义阵营中拉出来。周恩来巧妙地利用了他的幻想，在林彪部队差点被孙立人打没时，以5月停战令助其脱险。蒋介石为了杜聿明，迷糊地调孙立人去台湾，东北林彪随之气壮。中国共产党内战准备完成，毛泽东拒绝学习西方共产党做宪政党和平竞争的做法，开展内战式的“解放”战争，1947年初3次拒绝中华民国的和平要求、坚持废除宪法。美国马歇尔再也调停不下去了。

但蒋介石和国民党依旧按照承诺，启动了的宪政脚步。1947年11月，内战炮火下，制宪国民大会召开，国民党、青年党和民社党，还有许多社会贤达参与制定民主宪法。在美国和全世界认清了共产党是真正内战的发动者之后，蒋介石和国民党真切地想制定一部议会民主的宪法了：迁就非国民党方面的主张，采纳了责任内阁制。看来蒋介石是真的孙中山民权遗教的执行人，他防范的只是共产党。而国民党还是守信。

无疑，内战时期不宜实行宪政。但蒋介石的君子儒操守和美国推行议会民主的要求相结合，这件不合时宜的事按部就班地进行：总统虚权的内阁制宪法于1947年制定出来了。

1948年3月29日行宪国民大会召开，开得一片混乱。国民代表资格引发国民党党员与党部的矛盾，青年党和民社党趁美国援华案还未决定之际不断增加权利要求，总统、副总统选举加重蒋介石和李宗仁的矛盾，蒋介石劝胡适同意竞选总统了，却遭到国民党中常委否定，国民党中央出于将领士气的考虑仍然要蒋介石竞选总统。蒋为此警告：剿匪两年内将失败。

中华民国抗战后的宪政命运，当时完全取决于内战中国军是否能取得决定性的军事胜利。虽然以国民大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以紧急处分的特权，以保证蒋介石不会被行政院长架空，但这种做法势必留给反对蒋介石的所有党派和个人攻击他继续搞独裁的口实，于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都显而易见的不利。所以蒋介石警告很严厉。可国民党临中委并没听懂他的警告，所以维持决定。这也说明蒋介石并非独裁者。

中华民国行宪政府的命运，还真被蒋介石不幸而言中，1950年退守台湾。

由此看来，中华民国1948年行宪是来给国民党统治大陆送终的。似乎上苍就没有给中华大陆实行宪政的历史安排。1912年，同盟会多数人是要搞议会民主的，所以才有宋教仁组合国民党竞选的大获全胜，但结局却是：至今也没弄明白的真正的主使人是谁的刺客，一颗子弹就让民国初年的行宪尝试难产了。袁世凯以为这是老天爷要他恢复君主制，因为“人民政治知识幼稚”，结果中华帝国成了不到三个月的闹剧。之后则是中华民国1916～1949年33年的乱局。而这个乱局的历程是：新文化运动和马列主义狂潮，五四运动和国共党争，大革命和北伐战争，国共第一次内战，抗日战争，国共第二次战争，中华民国撤离大陆。……

若细读朱宗震的《蒋介石对1948年行宪的“反省”》，可以真切感知蒋介石走过1946～1948年中华民国宪政从预备到行宪的诚信品德、痛苦心灵和后悔。为中国不成为马列主义文化殖民地，蒋介石这个奋战大半生的中华大英雄，至今还被他力图保护的中华民国遗民的子孙骂作卖国贼，真悲比项羽，冤过窦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