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此文掩卷长思心潮起伏！悔之先生的经历是天朝亿万红旗下青年的成长缩影，本人几个堂兄也跟悔之先生类似情况，成绩极优，却因为爷爷的历史问题失去了读书机会……放眼中国，无数优秀的潜在诺贝尔奖获得者被生生扼杀在了摇篮之中，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中华民族在跨入20世纪后，它的红色疆域之内60多年终未再现能够与四大发明的辉煌相媲美的任何新的创造与成就！如果说是制度和毛伪人制造了和平年代的上述旷世悲剧，那么这样的制度和这样的伪人又是如何产生的？难道不是我们民族自身骨子里的懒散、屈从、忍让、麻木、冷漠的品质与国民性培养了他们的出现？悔之先生此文从历史的文化的角度剖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劣根性，然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对两类人群加以开导和呼吁，试图以赤诚和理性来打动其中的人们并唤醒他们的良知。

    此篇洋溢着理性激情的雄文感人肺腑又给人启迪，与诸君共品之！

  当今中国最应当受到警醒的两个群体

——答网友东海水手

一、我的“哈姆雷特之问”

东海水手：

李先生，这些天读了您的《王长江、王占阳的改革思路果真“求真务实”吗？》和《再谈“大原则”和“大方向”绝不能错》两文。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思考。不过，也有些疑问想请教您。这里，我首先要对您关于——“我今年五十周岁，为之奋斗十年，到了六十周岁之时如果仍然看不到中国民主转型曙光在即，我将自戕以警国人！因为在二十一世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现了自由民主的条件下，我无脸活在这块土地上。请今天看到此文的中国人记住我的话”这席话表示异议和强烈反对，请您收回这番话。原因是：您要记住鲁迅的话：在中国，可是挪动一张桌子都在流血的。希望在十年时间里看到“中国民主转型曙光在即”，我看极难。改变中国，要靠整体的力量的推动，个人的力量是十分有限、微小的。如果您尽了自己努力，到时仍然看不到“转型曙光在即”，您又为何要自责和羞愧？生命对人只有一次，如果您选择自“自戕”，不但对不能您的亲人，也不对起一直以来支持您的朋友啊。还有，个人的死能唤醒国人，唤醒一个民族吗？——牛虻的死唤醒了他的同胞吗，陈天华、谭嗣同的死又唤醒国人了吗？再者，您这样说，是不是不自信、不成熟的表现？

李悔之：

首先，我要由衷感谢您对我的同胞之爱。这几天，我收到很多网友的留言和来信，他们跟您的观点都大同小异。不过，我说出的话决不会收回。因为我这一决定，是近年来经过痛苦思考而作出的，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之言。去年我在接受美联社记者的书面采访时，便说出了类似的表态。同样在去年十月左右，我在给佛山杨河源君的信中，也作出过这样的表态。

东海水手：

您能否具体地谈谈为什么要下如此决心的思想经过吗？

李悔之：

要谈这思想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这里，我只能简略地谈谈:

再过二十多天，很快我就满五十一周岁了。在这大半辈子期间，“活着，还是死去”这一“哈姆雷特”之问，曾经有三次差点使我最终走向死亡之路。能活到五十岁，自认为这是一个“奇迹”。剩下的，都是“赚”的了。

我是农历1959年11月28日出生的——这一年，我们这个近千人的村里，共出生了四个小孩，我是其中之一。我在那个年代能最终活下来，是一个奇迹。我母亲后来告诉我：因为粮食奇缺，我出生后基本没吃过奶水。我之所以最终能活下来，是靠家庭条件相对比较好的外公、姥姥施之援手。

我的第一次“哈姆雷特之问”，发生在不满十四周岁那年——这一年我初中毕业了，各科成绩一直名列第一的我，视读高中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之事。然而，结果却如此残酷无情：那一年，因受北京中关村小学黄帅的“反潮流”事件影响，升高中取消了传统的考试制度，而采用学校、大队、公社三级“革委会”推荐的办法推荐家庭出身好的所谓“又红又专”的学生直接升高中。而我呢？虽然出身“贫下中农”，而因父亲曾经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在抗日战争后期，父亲响应蒋委员长“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参加了中国抗日远征军，在新38师孙立人将军部队服役。在穿越印度野人山时差点丧命。父亲这段光荣历史，不但没有得到“新社会”的肯定，反而成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我理所当然成了“坏分子家属”，诚然也就不符合“又红又专”的条件。所以，我班有五个升高中的名额，最终全给了公社、大队干部的子女。

当班主任宣布升高中同学名单，和学校“革委会”要其他学生“回村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决定之后，经受不住打击的我，不禁当着几十名同学的面痛哭失声……

朋友，或许您会说：大丈夫流血不流泪。我也承认，爱哭的男人是没出息的。但我又想解释的是：我那时还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小孩！还不是经历过一定人生磨难的“大丈夫”！

朋友，您知道吗？当时，虽然年纪尚小，但面对可怕的贫困现实，我心头一直燃烧着这样一个强烈的理想：我一定要发愤读书，上高中，上大学。然后成为一个吃“公粮”的人——甚至幻想将来在“解放”美国和全人类之后，成为“土改工作队队员”，到美国和其它国家帮助当地的“贫下中农”搞“土改”（因为我的老师一贯是这样开导、鼓励我们的。）……正因为如此，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十分勤奋读书，一直是班上的“学习尖子”。同时，家庭出身有“污点”的我，响应老师“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的号召，积极“向党靠和政府靠拢”。一直是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文艺演出队）的主要演员……为何这样还不“又红又专”呢？

所以，当得知自己从此不能再上学之时，还是孩子的我，怎经得起理想幻灭的沉重打击？

然而，班主任不但不安慰我，还当场批评我“学习态度不端正”、“资产阶级人生观十分严重”、“中了刘少奇读书做官论的流毒”……等等。回家后，军人出身，“望子成龙”心切、同时又性格暴戾的父亲，不但不安慰鼓励我，而是不问原由无端斥责我，莫明其妙地冲我发脾气……只有忧心忡忡的母亲含泪劝慰我……这晚，我没有吃饭，蜷缩在阁楼的床上痛哭、沉默，然后迷迷糊糊睡去……毕竟才不满十四周岁，没有太强的“革命意志”和“忍辱负重”能力。

亲爱的朋友：上学的权利被剥夺，还要“正确对待”，否则，就是“资产阶级人生观十分严重”，就是“中了刘少奇读书做官论的流毒”……世上竟有如此荒谬绝伦的逻辑！——如此环境中长大的中国人，人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岂能不严重扭曲？

从此，未满十四周岁的我，便成了“人民公社”的一位“社员”——或扛着锄头下田，或跟着成年人上山伐木砍柴……

东海水手：

真是不堪回首的历史。十四周岁不到，便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这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季节，可悲啊。还有，原来腐败从那时就开始了。

李悔之：

我从小是一位充满理想的孩子，从小学二三年级开始，我就非常喜欢阅读各类文学作品。尤其喜欢柳青的《创业史》和浩然的《艳阳天》。虽然自已家庭有“污点”，父亲经常被批揪斗，但却对共产主义充满憧憬和幻想。因此，在思想上“积极向党和政府靠拢”。然而，无情的严酷现实却过早地碾碎了我的少年之梦……

记得有一次，因为不堪沉重的体力劳动，我病倒了。病中，我从一位朋友手中借到了一本没有封面的查理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在几天的阅读时间中，我有时被书中的情境感动得热泪盈眶，有时，又悲不自禁，失声哭泣——幼年失父的不幸少年大卫·科波菲尔虽然也历经太多不幸，但他自始至终得到慈祥的妈妈，严厉却又慈善的姨婆，善良无比的辟果提，温柔多情的艾妮斯等等充满爱心的亲友的关爱和呵护。正是得到这些人的关爱，使大卫·科波菲尔的心灵创伤得到及时的疗治，成为一个人格健全、品德高尚的人。在婆姨的资助下，他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最终成为一位著名的作家……虽然这是小说，但极富理想主义的我，却浮想联翩，痛不欲生起来——因为现实反差太大了，严酷的政治现实；沉重的体力劳动；看不到边的苦难生活；父亲不近情理的责怨……除了母亲可怜的眼泪之外，没有任何亲友抚慰和开导我。如此恶劣的“人文关怀”环境，令我大脑中塞满了“活着，还是死去”这一“哈姆雷特”之问——虽然那时还没有读莎士比亚，但，“活着，还是死去”这一点却“无师自通”。为此，有一次我一气吃了一瓶“安眠药”，但“不幸”的是：我“自绝于党和人民”的“阴谋”，最后被母亲及早发现而“破产”了。为此又遭到父亲一通严厉的痛斥……

少年时代的痛苦是令我终生刻骨铭心的。上月在北戴河，当我向好友谈起这一往事时，自认为坚强的我，仍然不禁一度悲沧哽咽……

东海水手：

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但我读过很多这方面的“伤痕文学”作品，对你的痛苦心情完全可以理解。

李悔之：

初中毕业的五年之后，又一次严重的打击降临在我头上：在公社的“挖沟改土专业队”里，我与同在“专业队”的一位邻村姑娘恋爱上了。哈，那时的小李已长成一米七三个头，姑娘一米六多，身体匀称，端庄大方。两人站在一起，人人都称是天生一对。我们一度爱得死去活来，并立誓：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然而，因为对方父母嫌我家境太穷，用十分极端的手段棒打鸳鸯。为此，我与她曾经决心殉情自杀……然而，最后双方都经不住各自父母的泪水苦劝，忍痛分手了——毕竟自己是一个俗人，没有梁仙伯和祝英台、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思想境界”。结果是：她被迫嫁给了一位相貌丑陋、但吃“国家粮”的供销社售货员。而我呢？不久与一位比我大两周岁的女人结了婚——原因一是太穷，二是太穷，三还是太穷！

东海水手：

为什么你不反对，而是如此迁就驯从父母的意见？

李悔之：

在那个极贫穷、连饭也吃不饱的时代，在那个看不到前途和出路的时代，一位深山沟里的穷家子弟，除了驯从父母的意愿，你能有其它选择吗？你知道那时贫困到什么程度吗？——姑娘明天要来家“相亲”了，我还与父亲同一张床睡——因为没有房子！最后借了我三叔一间房，才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难题——朋友，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你能有更多的选择吗？何况，自从失去上高中的机会之后，我的思想一直处于极度的迷茫和困惑之中，连轻生的念头都有过。再加上初恋失败的痛苦经历，使我在浑浑噩噩之中无条件驯从了命运的安排。

朋友，少年失学，青年被“拉郎配”，人生还有什么比这打击更严重的呢？

还有一次“哈姆雷特之问”的沉重人生打击，考虑到篇幅的原因，这次我就暂时不谈了。

这里要着重强调、提清一点的是：在这六十年间，像我这样人生遭遇沉重打击之人，在中国可谓数以亿计。而其中远远超过我人生苦难者，更是数不胜数——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无数可怜的“四类分子”！

也即是说：在这段苦难岁月中，有无数中国人的身心遭到严重摧残；人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被严重扭曲。

从懂事之日起，我不但亲身经历了太多人生苦难，还亲眼目睹了身边发生的太多人生苦难和悲剧。最初亲历这些苦难、悲剧，最初目睹这些苦难和悲剧之时，自己还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总是与太多善良、可怜的中国人一样：制度是好的，上面的政策和出发点是好的，只是下边的执行者“歪和尚念经”……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自己才彻底认识到：问题的根源不是出在“歪和尚念经”，而是制度本身之过！

其实，从毛泽东晚年开始，制度必须改变，就成为太多国人的共识。在三十多年前，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老一代领导人，也深深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制度必须立即改变，政治体制改革迫不容缓，更成为全社会有识之士的共识。然而，现实的利益关系、权力得失的利害关系，却使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如同一位臃肿无比的超级巨人行走在一条坑坑洼洼的泥泞小道上，举步维艰。

为何这个国家、民族会如此荒唐？——一方面，极端残酷荒唐的岁月才过去三十多年，有人就把这段苦难史当成美好岁月歌颂起来了；另一方面，虽然深深认识到问题出在制度之上，但人们却纷纷作出一副超然的态度——“躲进小楼成一统”，国家事，管他娘！……

为何我们能容忍如此现实？——三十年前，一小部分人打着人民、革命、主义、祖国、民族等冠冕堂皇的口号，将整个国家和民族带上无边的苦难之中，而他们却成了“穷庙里的富方丈”——普通老百姓每天辛苦劳作，只得两毛、三毛钱一天，县处级干部，月薪在二百元以上；省部级以上官员，月薪在三百元以上——还享受无所不包的生活福利；三十年后，他们对曾经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沉重苦难毫无反思、忏悔之意，仍然摆出一副永远正确的姿态。更具“中国特色”的是：一方面，他们将自我纠错，将不再折腾当成是伟大的创举和恩典；将人民不再受饿视为“世界奇迹”；把得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手段的繁荣认成是自己创造的“春天的故事”……另一方面，在让人民吃饱饭的同时，自己却将手中的权力发挥到极致，率先成为“先富起来”、暴富起来的群体。为了使这种“特色”政体永远“稳定”下去，他们不但像伟大的诡辩家列宁同志一样，制造出种种“特色理论”，还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刚性维稳。真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所以，当今中国的现实社会矛盾和冲突，与信仰、主义、理论无关，而是现实利益之关的矛盾冲突——既得利益群体与普通国民群体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换言之，是一小撮毫无信仰的极端实用主义者，打着主义、理论的旗号来维护自己手中的权利和既得利益。

为何我们能容忍如此现实？甭说与世界上率先喊出“不自由、毋宁死”的优秀民族相比，纵然在我们的邻居——充满刚烈血性的韩国人面前，一身阴柔之气、在z制猛兽这个庞然大物面前唯唯诺诺的中国人也会无地自容！

除了制度原因之外，我们是否还应当从我们民族的缺钙、失血方面去查找原因？

为何我们会如此缺钙、失血？先祖的刚烈血性为什么在我们身上荡然无存了？——我们的民族，本来是一个充满血性与刚烈、敢爱敢恨，个性独特，民风悍勇的优秀民族， “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刑天舞干戈”等神话传说，其实就是我们民族先祖男儿血性与刚烈精神最光辉的闪现。如果这些神话尚有“纯属杜撰”之嫌的话，而春秋战国之时知耻不苟活的田开疆、公孙接、古冶子三壮士，“此头须向国门悬”的伍子胥，在易水旁边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以及秦汉之间“力拨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在东海海岛上杀身成仁的田横五百壮士，却是我们民族、我们先祖刚烈血性的真实写照！

然而，自秦始皇以降，我们就成了九斤老太的子孙——一代不如一代了……

两千多年漫长的专制政治，造就了无数的麻木、冷漠民众。也使极端实用主义理性在我们这个国度上深深地扎下了根。我们的民族，既是一个严重“贫血”、“缺钙”的民族，又是一个失却信仰、极端实用主义至上、没有终极价值追求的民族。极端实用主义理性，已牢牢地主宰着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存原则——无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下层百姓，都没有明确的人生终极追求。人们每天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盲目地奔波、忙碌着――普通的百姓，每天为了温饱和最终跻富人阶层而忙碌，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时事——虽然这些与自己的生活和生存环境息息相关，成为世界上最驯服的被统治者。我们的社会精英、知识精英为了过上“人上人”的生活，没有原则，没有价值坚守，沦为权力的奴仆或同谋；我们的政治精英，则沦为没有信仰、没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政客……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今天已经置身于整个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之外。

面对上述这些令人窒息的现实，作为一位“生在‘新社会’，长在苦水里”、大半辈子受尽专制之苦的过来人，心中如何感想可谓不言自喻。——如果再奋斗十年，就是六十岁了，到时仍然看不到民主曙光在即，中国仍然笼罩在Z制的黑暗之中，这时再没有人出来“殉道”、“殉国”以唤醒国人，这个民族颜面何在？更重要的的：我们能忍心自己的悲剧在儿孙们身上一再重演吗？

愚昧是可以谅解的，而失却血性的冷漠与麻木却是不可原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