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XX加秦始皇的权威将中 囗拖入绝境2

辛子陵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失足不是偶然的。我们回到前面提到的那个根本理论问题上来。1951年4 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写了一个《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给华北局和黨中央，强调“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基本的原因。”他们提出“对于私有基础，不应当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农业合作化失败的关键就在这里。

华北局和刘 少奇都不同意山西省委

刘 少奇改造小农经济的路径是先机的意见。刘 少奇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 会主义思想。”

械化后集体化，XXX的主张则相反，先集体化后机械化，后来发展成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到文化大革命中，更上升为走资 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 会主义道路的斗争。刘 少奇的主张是基本正确的。待到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自然就走上了欧美国 家家庭农场的道路，根本就用不着合作化了。现在我 国农民有偿流转耕地给种田大户，农业实际走上了家庭农场的道路。

XXX看了山西省委的报告，华北局的批语和刘 少奇的批语之后，经过一段思考，找刘 少奇和华北局领导人谈话，明确表示：“我不能支持你们，我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

他的论点是：“既然西方资 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 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的基础，也是可行的。” 

XXX的主要理论顾问是陈 伯达。关于农业合作社可以像17世纪的手工工场那样依靠分工提高生产率的观点，XXX是受了陈 伯达的启发，而陈 伯达自己并没有弄通原著，误导了XXX。以X那样高的智商犯那些颠覆性的错误，都是以这个理论为精神支柱的。XXX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就是在这里失足的。他的整个农业社会主义空中楼阁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错误的理论基础之上。

XXX对自己这一理论创造是非常重视的。在民主革命阶段，他独辟蹊径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解决了工业不发达、工人阶级太弱小的前资 本主义国 家如何进行革 命、夺取政 权的问题，中 国乃至全世界的共产黨人都认为这是对马 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在社 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阶段，他如果能够绕过资 本主义的发展，在没有工业化和机械化“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依靠农业集体化和劳动分工创造提高生产率的奇迹，建设起一个富裕、文明、强大的社 会主义国 家，毫无疑问，那将是对马 克思主义更大的发展。斯 大林之后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领袖这把交椅非他莫属。因此，他对农业合作化道路的成功，抱有过高的期望，决心拿出“马 克 思加秦始皇”的魄力和手段来，一定促其成功。就像普列汉诺夫说列 宁的那样：“列 宁的不讲道德和残酷无情并非出于他本人毫无道德和残酷无情，而是出于对他自己真理在握的信念。列 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 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他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 为了成为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导师和领 袖，XXX在中 国也是这么干的。

当强迫命令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遭遇农民抵抗造成粮食减产的时候，XXX和陈 伯达进一步研究，为什么17世纪欧洲的手工业工场依靠分工可以形成新的、提高了的生产力，而20世纪中 国的农业合作社不能依靠分工产生新的、提高了的生产力呢？为什么表面看来貌似相同的事物竟不能产生大致一样的结果呢？

马 克 思在《资 本论》中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马 克思认为农业属于社 会内部的大分工。“社 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场内部的分工，尽管有许多相似点和联系，但二者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区别。”“工场手工业分工以生产资料积聚在一个资 本家手中为前提；社 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工场手工业分工以资 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人是资 本家所占有的总机构的部分；社 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 

陈 伯达没有读懂这段话，他的心得是：既然农民与手工业工场工人的区别是：一个是小私有者，一个是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那么，加速对社员的社 会主义改造，割掉他们的小私有者的尾巴，让他们成为对土地没有产权的农业工人，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再辅以大规模地、反复地、持久地宣传教育，让他们破私立公，就定能使农业合作社像 17世纪的手工业工场一样，产生提高生产效率的奇迹。因为集体化产生分工，分工提高效率，这是一般公理。陈 伯达是XXX的理论尖兵，他在前面探索，把他的发现告诉XXX。XXX就一步紧于一步地加快了农业社 会主义改造的进程。由互助组到初级社，由初级社到高级社，由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三年时间就让农民与土地产权脱了勾，把土地改革给农民的恩惠全收回来了。农民个个成了“赵光腚”（电影《暴风骤雨》中土改工作队依靠的积极分子）。照XXX和陈 伯达的设想，这下你们赤条条无牵挂，只能在生产队里拼命干活了，活命只有这路一条，致富也只有这一条路。但公社照样不增产。为了制造增产的效果，于是乎搞“大会战”，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铁姑娘队”，“老黄忠班”，腊月天叫社员光膀子抖干劲。这些虚的东西登报造政 绩可以，但年终一结算，打的粮食更少，社员更穷了。这下陈 伯达也傻了眼。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我们结合实际生活说一说工场手工业依靠分工是如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农业合作化为什么不能做到这一点？

英国古典政 治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视察一个生产扣针的手工工场时，发现了分工协作所造成的巨大生产力。他生动具体地描写了全过程：

“一个工人抽铁丝，另一个工人把它弄整齐，第三个工人把它切断，第四个工人把它磨尖，第五个工人镟光它的尖端，以为装置针头之用。单是针头的制造，又分两个或三个独立的作业。装置针头成为一个特别的作业，磨光扣针又是另一种作业；甚至把扣针包在纸内也成为一类完全特殊独立的工作。这样一来，制造扣针的劳动约分为18种不同的作业，在有些工场内每一种作业都由独立的个人去执行……我看见一个工场，只雇用10个工人……这10个工人每天能造扣针12磅。每磅有中等长短扣针4000多个，因此，这10个工人共能做扣针48000多个。倘若这些工人各自独立，互不配合，那么，他们之中自然没有一个人能在一个工作日做出20个扣针，甚至连一个扣针也做不好。换言之，他们能做的，还不如现今在各种不同的作业巧妙地分开和互相配合的条件下，所能做出的1/240，甚至1/4800。”  

XXX期望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农民组织起来，像他战争年代指挥大兵团作战一样，向地球开战，通过劳动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即使不能像扣针工场那样提高4800倍、240倍生产率，提高24倍生产率，甚至2.4倍也好呀！可为什么总是缘木求鱼，越搞劳动生产率越低呢？这是XXX一辈子没搞明白的“哥德巴赫猜想”。

这里面的深刻道理，说穿了也很简单。从根本上说，这是农业生产的生物学特性决定的。

第一，农业生产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是散布在广袤的空间中的，无论是种麦、种稻还是种杂粮，你不可能把它装进工场的车间，这就不具备像生产扣针那样每人完成一道工序流水作业的条件，农业生产这个特点被称作空间上的“广延性”。

第二，农作物的生产有一定的周期，播种、管理、收获都有一定的季节，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不能颠倒也不能提前或推后。北方种麦，农谚说：“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就是秋分前后那十来天播种，错了季节就要减产或绝收。这个特点叫做时间上的“继起性”。

再怎么组织起来，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都不能打破农业生产的时空结构，将不同地段和不同节气的农活归类集中作业。“广延性”和“继起性”这个时空“硬件”是打不破的。有些特殊农活需要一定规模的集中劳动，如打井、修渠、灭蝗等，这是自然给定的条件下产生的集体劳动的需要，不是农民“走社 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如果从这里面看出“社 会主义因素”，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挖运河，就都是领导农民“走社 会主义道路”了。在一定的自然和技术条件下，农业生产的各种组织形式中，一家一户的单干，以农户为基本经营单位，是效率最高的、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经营形式。这是人类社 会几千年选择的结果。

XXX的悲剧在于，他那时的崇高地位，他头上上 帝 一般全知全能的光环，连刘 少奇听了他的“支持山西省委”的谈话都不敢仰视地立即承认自己全错，重新处理山西的问题，谁还敢冒找死的危险把这个朴素的真理告诉他呢。

XXX要依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生产出支持世界革 命的粮食和财富，按照各省吹牛放“卫星”的产量，高指标征购，闯下了滔天大祸，饿死了3755.8万人。他由“大救星”变成了“大灾 星”，在人民中、在黨内威信一落千丈。不仅当不成世界领 袖，也失去了领导国 家的资格，被逼退居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