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侯工《正路文集》序

                  辛子陵

侯工先生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宣传者，在网上发表过许多高质量的论文，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他的文稿结集出版，有助于推动中国从暴力社会主义歧路中走出来。

在浩瀚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有两条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暴力社会主义，一条是民主社会主义（又称社会民主主义）。暴力社会主义被列宁定型为十月革命的道路，民主社会主义被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定型为议会道路。20世纪上半叶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争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道路的斗争，最终结局如侯工所言，是修正主义战胜了列宁主义。

暴力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使中共的改革开放找不到出路，陷入了绝境。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修正主义”，不是伯恩施坦、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篡改，而是马克思恩格斯一辈子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为人类社会找到的光明出路。梳理一下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从暴力社会主义走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转型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暴力社会主义的理论旗帜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30岁，恩格斯28岁。恩格斯23岁来到曼彻斯特他父亲的工厂里工作。曼彻斯特血汗工厂是暴露原始积累之残酷的野蛮资本主义的典型，恩格斯陪同马克思参观过这里的血汗工厂，他们亲眼看到：“往往是丈夫、妻子、四五个孩子，有时还有祖母和祖父，住在仅有的一间10至12英尺见方的屋子里，在这里工作、吃饭、睡觉。……全区在10个当家人中，很难找到一个除了工作服还有其他衣服的人来，而且工作服也是破破烂烂的；他们中有许多人，除了这些破烂衣服，晚上就没有什么可以盖的，他们的床铺也只是装着麦桔或刨花的麻袋。”[1] 最可怕的是失业的威胁，一旦失业，全家人就陷入了绝境。

马克思深受恩格斯的调查报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影响，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又搜集许多工厂调查报告，证明恩格斯的结论：机器夺走了工人的饭碗。马克思把机器看作是工人阶级的敌对力量，他是这样说的： 

“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宣布为一种和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了镇压罢工即劳动反抗资本专制的这些周期性暴动的最强有力的武器。……蒸汽机一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它使资本家能够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为了保护资本对付工人暴动而出现的。”[2]

马克思、恩格斯同情失业工人，为失业工人鸣不平，想制止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在道义上百分之百的有理。但是，为了维持工人就业，保持工人稳定的生活，要求厂主不得添置新的机器设备，不得采用新技术，这就取消了生产力的发展，取消了财富的增加，取消了社会的进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空想社会主义胎记。他们认识资本主义是从这里开始的，不能超越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给他们带来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就表现为《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些过激主张。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正是英国宪章派准备在伦敦发动起义的前夕，接近爆炸的阶级斗争形势感染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的同情和对资本家的义愤，使他们在定稿时带上了道德感情色彩，错误地给资本主义判了死刑，要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结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一定要用暴力。他们认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这个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他们断定，危机一定会引起欧洲革命，埋葬资本主义制度。

1848年12月31日，《共产党宣言》发表半年多以后，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撰文预言：

“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世界大战，这就是1849年的前景。”[3]

自从1825年第一次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经济危机的表现是产品滞销，信用停止，工厂关门，工人失业，其人格化的表现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尖锐矛盾和阶级对立。1847年发生了第三次经济危机，1848年法国发生了六月起义。[4]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危机引起革命是必然的逻辑。他们期待着六月起义的续篇和高潮。                                  

但是，1849年并没有发生革命和战争，1850年也没有。越往后，情况越不对头。由于资产阶级采取了开明的让步政策，工人阶级的境遇有了改善；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了发展，危机过后，不是革命和战争，而是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1858年10月7日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说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希望了，因为“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 [5] 关于英国这一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有一本史书记载说：

“19世纪末期，英国约有800万工人在大企业中做工。……他们过着小资产阶级式的生活。熟练工人常常有一所有小小的花园的住宅，他们也像英国资产阶级一样，在郊外度过他们的周末（礼拜六晚上和礼拜日全天），他们还有一些储蓄等等。在70年代，熟练工人是职工会的基本群众，而且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们都在职工会中起着很大的作用。”[6]

这是英国资产阶级的高明之处。他用提高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办法，换来了社会的长治久安，避免了革命，并渡过了一次次经济危机，保持了经济的持续繁荣。

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资本主义不可能在短期内灭亡，欧洲不存在革命形势，1859年马克思对《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提到理论上作了说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说：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

后来1866年和1873年发生的两次经济危机，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自我调适、自我完善的巨大功能，对马克思的危机引起革命的理论形成巨大的冲击。

1863年中至1865年底，马克思在长期积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笔记的基础上，完成了长达200万字的三卷《资本论》草稿。1867年9月《资本论》第1卷在德国汉堡出版。他本来准备在1868年出版后两卷 [8] ，19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使他改变了主意。马克思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2卷。

“仔细观察这次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者和职业理论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因此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 [9]

1866年世界经济危机过后，资本集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大规模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集资金了，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吸收社会资金办企业，股份公司就应运而生了。在欧洲大陆，首先是钢铁工业，接着是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变成了股份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