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学道之始（下）

    新论语详解•论道1.1

    侯工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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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这句诗说的是孔子思想启蒙了大众，像一盏明灯指引着人类人生的道路。虽然孔子的着重点放在个人修身上，但是面对当时礼崩乐坏、战火频繁和民众水深火热的状况，孔子禁不住拍案而起，反对那些无道君主，斥责无道之邦“苛政猛于虎”。由于孔子站在民众立场上，提出仁政的主张，提倡仁人志士对仁道的现实承担，反对统治者实行苛政，减轻对民众的压迫和掠夺，呼吁停止战争，制止杀戮，最受劳苦大众欢迎和拥护，因此被民众推崇为圣人。圣人者，德高望重，才能超群，至善至智至贤者之谓也。

    对于人类来说，蒙昧如黑夜，智慧如阳光。孔子的出现，犹如一道阳光，给蒙昧的人们带来了光明。然而，也就是那个时期，孔子受到无道君主们的抵制和反对，因为孔子动了他们的奶酪——孔子要他们将税收由30%降到10%，他们当然不高兴了。于是，污孔、反孔从那时候就开始了。

    在孔子时代，各国相互战争，统治者立足未稳，因此反孔还不是很激烈，只是对孔子态度冷漠而已，仅仅当他是一条“丧家之狗”，还不至于“人道毁灭”。然而，到了秦始皇（前259年—前210年）灭了6 国杀掉几百万人统一了天下，在一堆堆白骨上坐稳江山以后，对孔子的态度就极其严厉了。历史上最著名的焚书坑儒，就是他干的——对学习研究孔子的知识分子，直接就“人道毁灭”了。空前而不绝，后来者，有比秦始皇厉害万倍的：一场运动，几十万“儒生”就没了；又一场浩劫，所有古籍被烧了。秦鉴不远，当惊古今同！

    好在历史是公正的，秦政权只维持了15年就呜呼哀哉了。由于秦始皇施行暴政罪孽深重，因而招致秦皇朝嬴氏全族被灭绝。然而不幸的是，秦政制却被历代帝皇继承下来了。中国的历史，就是秦政制的历史。秦政制的执政理念是法家思想。占据中国思想文化统治地位的是法家。

    如果说孔子思想得到过普及，那也只是指秦朝建立以前说的，到秦朝就结束了。秦朝以后，由于2000多年行秦政制，中国仅有的一道思想阳光就这样被乌云遮住了。到了汉朝，因为汉推翻秦朝。秦始皇因焚书坑儒而遗臭万年，汉皇帝不敢造次，表面上不反孔子，但骨子里还是秦始皇那一套。其实是换汤不换药，这是因为权力是最强的腐蚀剂。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皇帝很快就腐败了。对此，有人非常欣赏，总结为“百代都行秦政制”，并且自诩为“秦始皇”第二，以此为荣，沾沾自喜，不变暴君本色，然而谁也逃脱不了权力的腐蚀。就是这个秦政制，使中国长期处于黑暗之中。中国政体固化，国力逐渐衰退，科技落后，民众穷困，都归因于万恶的秦政制。所以说，天虽生仲尼，万古依然长如夜。最可恶的是，汉朝后历代帝王都借孔子的名义实质上行秦式暴政，而孔子的道，未尝一日在中国实行过，所以，有人将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咎于孔子，实在是无稽之谈。

    有人以为，汉朝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孔子捧到神坛上去了，因此，天生仲尼，万古不再长如夜。殊不知，董仲舒是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将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篡改成为“三纲五常”，又将孔子反对苛政的主张偷换成“忠于皇上的愚民术”，所以叫做“儒术”。“儒术”即愚术。统治者的手法：明里尊孔，暗里曲解《论语》，将孔子诬为秦政的吹鼓手和维护者，这样比明里反孔效果更好，更能忽悠。董仲舒对孔子明褒暗贬，不过是将秦始皇的乌云换成汉武帝的阴霾而已。世人眼钝，看不出来，还将他当“大儒”崇拜——只要看看汉武帝实施过仁政没有，就知分晓了。另一方面，通过董仲舒也可明白“大儒”是些什么货色。

    话又说回来，一般人以前学《论语》只按现在的白话语言来理解古代的文言文，往往是南辕北辙，不得要领，只是表面意思，根本没有发掘出孔子的底蕴。其实，文言文的一个字包含的信息量往往胜过白话文的N字。古文的字讲究以神会意，而白话文多是文字的堆砌，再加上大儒的误导，几乎完全背离了孔子原意。

    历史上人们将儒学当作孔学，将腐儒董仲舒等尊奉为大儒，将朱熹抬高到与孔子齐名，实际上是统治者贬低孔子的手法，以所谓的大儒代替孔子，阉割了孔子思想的精华——道。因此，为了纯正孔学，必须将孔学、孔家与儒学、儒家划清界线，即使孔子的后代，如果被帝王招安而背离孔学，也是不能代表孔子的，那些另立门户另搞一套的孔子的学生，就更不能代表孔子了。只有这样才能使孔学保持纯洁。孔子从来不承认自己为儒学。"儒"本是鄙称，儒家这一称号从来不是孔子自称的封号，应是墨家对孔子这一学派的贬称，后来帝王觉得儒家这个称呼可以侮辱孔子，诋毁孔学，于是就将孔子强硬塞进儒家的圈子里去了。孔子本身就顶天立地，何需借用儒家之名？

    孔子学派称为孔家。至于儒术其实是妖术，而儒教则为邪教。儒术、儒教等，都是后人篡改、歪曲孔子学说的产物，与孔子无关。孔子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的学说是什么“术”和“教条”；孔子从不强加于人，也从不想当什么教主，他述而不作，平易近人。

    闻道旨在求了解和认识道的总体，通过老师讲解，弄清楚道的来龙去脉以及道的具体内容。

    见道在于进一步熟悉和掌握道，通过反复观摩体会，学会分辨道随时随地的演变，懂得因应时势。

    学道重在修身。楚国的宰相叫詹何。有一次楚王问他，治国最重要的是什么？詹何回答说：“修身。”楚王听了以后，心想：“我问的是治国，你为什么说修身？”所以他又重问了一遍：“我是问治国之要，治国当中最重要的。“詹何非常坚定地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身修而国不能治的。君王是国家最高的领袖，上行可以带动下效。君王能做好修身，这个国家一定会安定。”修身的具体行为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一切循道而行，择善而从，博学于文，养之以德，约之以礼，行之于仁，达至于和。

    行道贵在实践。孔子以自己的担当精神为民众树立了行道的榜样。有朋友指出，鲁迅在拼命呐喊，是用嘴巴鼓动年轻人上火线，而他自己却躲在日本人的家里悠哉游哉。别人当了炮灰，他却毫发未损。他就是孔子指责的“巧言令色，鲜矣仁”的人，对比孔子，当仁不让，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的优秀品德，高下立判。孔子不愧是一代圣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孔子不仅仅为民众伸张正义，而且周游列国，力倡仁道，四处奔走呼号；面临危难，决不退却，甚至对着司马桓魋手中的武器，孔子仍能从容淡定；孔子师徒在陈蔡被困，食物短缺，生活艰难，颠沛流离，圣人依然君子固穷，初心不改，目的就是实现世界不愠。

    只有世界不愠、没有郁结了，世界大同了，才算是人和——和气和睦和谐，才算是君子行圣人之道。說——言以行兑现，樂——五音八声谐和共鸣，重在和谐。真正的不愠是全天下的，范围到最大——这个天下不单单指人类社会，至少包括了整个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比如爱护自然、绿色环保，天人相应与和谐等。

    这一章，关键是对“说、乐、愠” 三个字的注解。以前的注解多是“高兴、快乐、怨恨”，实在不得要领。腐儒们从第一章就开始篡改了，导致整部《论语》都偏斜了。其实“说”是“言以行兑付” ，“乐” 是“思想共鸣之乐” ，“愠” 是“郁结、蒙昧、烦闷”，“不愠”是“没有蒙昧”。这样，孔子话的蕴意就深刻多了。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學而时習之、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愠与說、樂、君子以及天地人或天时地利人和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的，并且是一一对应的。《论语》的首章是站在闻见学行道这样的高度立论的，而不是如千古以来局限在看书温习朋友玩耍和一般教学上。只有这样，才算初步明白“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