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批判之四

——还原鲁迅真面目2

根据邵趋原文整理

在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上，鲁迅的立场同样让人瞠目结舌。1929年夏，苏*联进攻满州里，张学良进行反击，这就是“中东路事件”。结果张学良战败，有名的 “黑瞎子岛”就是这时被苏*联占据的。这场战争在中国本土发生，史太灵却指示供产国际发出“保护苏*联”的号召，中郭gcd急忙响应，在上海街头大肆贴标语要 “武装保护苏*联”。马*刻思说，供参主义的最高境界，就是没有国家，没有民族。从这一点看来，我们伟大的挡早在几十年前就进入供参主义了。

次年，针对苏*联的无耻侵略，上海文坛发起“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主张文学艺术应以唤起民族意识为中心。不料，鲁迅再一次跳出来，抨击这次运动。说：“我们的诗人却是对着‘斡罗斯’（俄罗斯），就是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以消灭无*产阶级的模范——这就是露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见《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
 在1932年1月28日，松沪会战后，鲁迅再次写文章《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这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惩膺’他的奴仆——中国军阀。也就是‘惩膺 ’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

九一八事变时，上海兴起很多抗日团体，并都有自己的徽章。在“一二八”事变中，凡有这种徽章被日本人发现，都被杀害。鲁迅对此总结道：“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以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本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太不认真，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见《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此等形同卖国汉奸的嘴脸，竟还有人说鲁迅爱国，死后还堂而皇之地身披“民族魂”。我们的“民族魂”就是这种货色，实在羞煞人也。
    
香港《明报周刊》一九九二年一月号，《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他》中写有：“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一日本女人姓羽太的同居，羽太即信子的姓，作人的老婆原来是鲁迅的旧好，鲁迅自日本返国后，还每月负担羽太的生活费用，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夫妇的关系。”

1927年10月8日，鲁迅与许广平搬进闸北东横滨路景云里的一幢房子，开始正式的同居生活，事前双方达成协议：“两性生活，贵在情投意合，相互信任，除当事人外，没有任何人可以束缚；日后，如有一方不满意，决不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如果觉得没有同居的必要了，那就立刻各走各的路，反正都能独立谋生。”
    　　
这协议也亏鲁大文豪想得出，许广平连小妾都不是，至少小妾还有个名分，也能进周氏族谱。正式同居后，双方还是守口如瓶。三层小楼，许广平住三楼，鲁迅住二楼，许的身份是助理。直到1929年5月，已经怀孕五个月的许广平才将实情告诉她的姑母，通过姑母去告知家人，理由是怕家里人成“惊弓之鸟”。就这样，不伦不类的许广平生下了不明不白的周海婴。
    　　
两人的性生活，鲁迅在日记中称之为“洗脚”，这个词还真有启示性，也难怪时下洗脚城遍地开花。有了这份婚前协议，鲁迅的“博爱”也更方便了，时不时还学学古人约妓同游，并公然记载于日记中。
    　　
尽管绕了这么大的圈子，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还是难逃指责。“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二弟周作人还公开表态反对。消息传到了北京，老母亲鲁瑞自然不会反对，而明媒正娶的朱安也很平静地接受，“哀莫大于心死”。邻居俞芳问朱安对以后日子的打算时，朱安回答：“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1943年鲁迅的母亲病逝后，因大先生与周作人交恶，朱安拒绝了周作人的接济，而此时许广平竟将每月的汇款，由银元换成法币，以至朱安无法生活下去，只得宣布出售鲁迅藏书，消息传出后，各界人士纷纷捐款，但均被朱安回绝。
    
鲁迅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还打比方说方块字是大众身上的结核菌。《答曹聚仁先生信》，《且介亭杂文》1935年十二月，鲁迅说：“由只识拉丁化字的人们写起创作来，才是中国文学的新文学。”《论新文字》，《且介亭杂文二集》（所谓的且介二字，李敖考证是出自“租界”二字，博君一笑。）
    
鲁迅还说：“我是中国人，但我很恨中国文字。一个一个方的，非到大学中学毕业不能运用。大学中学毕业，必是小资产阶级，这些人做起文章来就是假装普罗也是没有办法的。……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他甚至叫嚣：“汉字不灭，中国必亡(1936年10月《答救亡情报访员》）。”
    
1927年3月，中山大学文科主任傅斯年把顾颉刚请到中山大学。因顾在北京时，就宣称过，很佩服胡适之和陈西滢，一直不太看得起鲁迅。听说顾要来，鲁迅坚决反对，甚至说：“他来，我就走。”结果顾还是来了，鲁迅愤而辞职。1927年5月15日在写给章廷谦的信中说“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个大傀儡。当红鼻（鲁迅给顾颉刚取的外号）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斯年）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办法，即使‘鼻’赴北京买书，不在校；现在他们还在挽留我，当然无效，我是不走回头路的。”（《鲁迅书信集》）
    
鲁迅辞职后，很多朋友来信问是不是政治原因，鲁在回章廷谦的信中说：“事太凑巧，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霉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见所谓之流言，或亦此类也欤，然而‘管他妈的’可也” （1927年5月30日至章廷谦信，见《鲁迅书信集》）
    
鲁迅在四月份辞去了中山大学的全部职务，人也搬出了学校，却依然收下了学校送来的五月份的薪水，当时还觉得不好意思，自己说：“则收固不好，不收亦岂能好？我于是不发脾气，松松爽爽收下了。”（1927年7月7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
    
 再来看看他如何救人：在校务会上发个言，其它委员不同意，此事就作罢了。鲁迅还有其它动作吗？没有了。这就是他为救学生，愤而辞职的真相。鲁粉下次为鲁迅招魂的时候，请别再说什么“偏要挺身而出营救学生，偏不怕惹祸上身，偏不考虑个人安危”的话了。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在孤独中死去，身边没有一个人。生前唯一的遗愿是葬在鲁迅身边，显然也无法如愿。死后草草埋于婆婆鲁瑞的坟旁，没有墓碑，没有行状。这个一辈子生活在期待中的妇女，终其一生都在谨守着鲁迅给她的命运安排“母亲娶的媳妇”。鲁迅一生背弃辜负的亲人、友人实在无法枚举。而最对不起的，就是这位当年被其敲锣打鼓，用花轿迎进家门的正妻朱安了。
    　　
老年的鲁迅尽管体力不支，但仍然壮心不已，狠玩了一把精神恋爱。1934年，东北情侣萧红萧军来到上海，结识鲁迅。对热辣美貌的萧红，鲁迅眼前一亮，称萧红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把她介绍给茅盾、胡风、聂绀弩，还特别指派叶紫做萧红在上海的向导和“监护人”。并亲自帮助出版萧红的作品。双方开始书信交往，一次鲁迅在信尾加上一句“吟女士均此不另”，不料萧红对“女士”一词不满，鲁迅回信说：“俏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俏婶子，俏姊姊，俏妹妹，俏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
    　　
由此可见，鲁迅打情骂俏的功夫，丝毫不比他的杂感差。不久萧军萧红这对情侣感情出现裂痕。萧红成为鲁迅家的常客。鲁迅死后，萧红萧军正式分手。萧红与端木蕻良同居。1942年萧红因病重住入香港的玛丽医院。一位记者采访端木蕻良后写道：“初，我问他，鲁迅是不是很爱萧红？他和蔼地说，是吧！你看她对他的房间充满了感情。后来，我又问他，为什么萧红不爱鲁迅先生？他讥诮着说，鲁迅先生勤于写杂文，体力不支，无法进行房事等活动。我想他是一代鸿儒，竟说出这样的话来，不由得暗笑起来。如此想来，萧红无论如何是爱戴鲁迅，真是也只是精神之爱啦。”不久萧红去世。
    　　
1935年冬，鲁迅肺病复发，体重只有三十七公斤，此后一直陷入病痛。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在鲁迅身上没有，临死前还写文章《死》，宣称“一个都不宽恕”。第二年十月十九日凌晨，一代“斗士”鲁迅寿终正寝。丧仪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沈钧儒亲书“民族魂”的大寿幛，覆盖在鲁迅的灵柩上。不过这民族大概是“大和”吧。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送来挽联，上书：“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这挽联写得很有气势，但意思反了，他与中华民族从来就势不两立。
    　　
闲聊鲁迅的一生，并不是个轻松的过程，这其中没有丝毫的愉悦和爽快，如同读其作品一般沉重、彷徨、压抑。然而让人奇怪的是，在灿若星河的近代思想先行者中，偏偏就是这个以卖文为生的“刀笔吏”，被抬到了神的高度，沐猴而冠让万民瞻仰。在文革中，惟有鲁迅的作品能与毛氏语录一起供人拜读。这无疑成了近代中国最光怪陆离，风云诡变的幻象。更让人不解的是，时至今日，众多荒唐年代树起的神像一一轰然倒地，又偏偏这个思想领域的神，仍然被人扯虎皮作大旗，毫无廉耻的宣称，在鲁迅充满谎言与欺骗的一生中，蕴育出了多么光辉灿烂的思想。

正所谓“车无辕不行，人无信不立”。相信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竟 “立”有救国救民的思想。这对我们日渐走向思想自由、思想独立的今人而言，该是何等的荒唐和悲哀。鲁迅说在礼教中看到了吃人，而在他的作品中就只能看到 “恨”。在随后的历史中，一次次证明，正是鲁迅的“恨”所导致的“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数方罢休”，把中国一步步推入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