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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鲁迅批判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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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批判之三
——还原鲁迅真面目1
根据邵趋原文整理
1926年3月18日一早，许广平来到鲁迅家告诉他，准备今天去政府门前游行示威。一向“只吹喇叭不冲锋”的鲁迅连忙阻拦，强硬地将学生会总干事许广平留在身边。果然，游行队伍在政府门前，遭到卫队开枪射击，47人死，200余人负伤。这就是“三一八”惨案。游行队伍的骨干，本应走在队伍前列的许广平，因鲁迅的阻拦而逃过此难。事发当日段祺瑞赶赴现场，长跪不起，许诺严惩凶手后引咎辞职，并立誓终生事佛吃斋。4月20日段下台。段祺瑞在下台前曾通缉五十位 “过激”教授，林语堂问鲁迅如何应付，鲁迅的回答是“装死”。
同年7月，鲁迅接到厦门大学文学系主任林语堂的来信，邀请鲁迅去厦门大学任职，8月，鲁迅携许广平南下上海。事后的说法是，鲁迅为躲避政府通缉，才离京避祸，但这并非事实。四月时，段祺瑞政府已经解体，奉军大举入关，对皖系段政府进行清算，所谓的“通缉”也不了了之。鲁迅离京三个月后，教育部因其长期没来上班，才下文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一职。七月时鲁迅还到女师大毁校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演说。走之前广而告之，到车站送行的友人有十几个。如此大摇大摆的离京，哪里像是“躲避”政府通缉？
鲁迅要躲避的不是通缉而是“流言”。在北京，这段地下师生恋，一直是论敌的口实。身为公务员的鲁迅，不可能公然与许广平在北京同居。“搞女学生”的社会影响和世俗之见，也不是鲁迅承受得了的。唯一的选择只有离京，而且这也是彻底抛弃朱安的方法。南下第一站是上海。上海当时的文化名人宴请鲁迅，因鲁迅没有公开与许广平的关系，未请许广平出席宴会。
之后，许广平回广州，鲁迅去厦门。鲁迅前后在厦门大学呆了三个多月。厦门大学的一班学人风闻“五四”的干将鲁迅驾临，纷纷登门请教。但在自由主义思想浓郁的厦门大学，鲁迅的“大破”口号并不吃香，还老被“胡适之的信徒”（鲁迅语）朱山根、万里祥等后辈问得面红耳赤。
在此期间，鲁迅还陷入了两场吃醋风波，曾经视鲁迅为导师的高长虹，在与鲁迅的交往中，渐渐有所悟，写文章评价鲁迅“开始时认为鲁迅为真正的艺术家的面目，过后是一个不很高明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则是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几不知其他矣。”之后高长虹于1926年11月写下一首诗《给 ——》。在这首诗中，鲁迅竟看出了高长虹对许广平有意思。鲁迅大怒，将高长虹当成情敌。写下文章《奔月》，讽刺高长虹是学艺不精的“逄蒙”，与“后弈”争嫦娥，结果失败了。可惜事后证实，鲁大文豪浪费了表情，高长虹根本就没看上过“豪放女”许广平。
不久，许广平受供产挡人李春涛之邀，准备去汕头搞革命。鲁迅又一次大怒，十分担心这孤男寡女的能搞出什么样的革命。在收到广州中山大学的聘书时，还酸溜溜地给许广平写信，表示不想来广州了，理由是“我的一个朋友或者将往汕头，则我虽至广州，又与厦门何异。”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许广平放弃了“革命”，鲁迅来了广州。
那个为鲁迅探路，给其提供容身之地的老友林语堂，在鲁迅的眼中又是如何呢？一次宴会“幽默大师”林语堂讲了几句英语，鲁迅竟厉声喝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与林疏远后，还不忘讽刺林语堂“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1927年1月，鲁迅来到广州，中山大学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朱家骅上台致辞，称鲁迅是一位“战斗者”、“革命家”，学生们听了热烈鼓掌，鲁迅连忙起来声明否认，“绝非战士，更非革命家”。事后鲁迅与人解释时说，“这顶花冠弄不好将来是会被人要了性命的，他们如此待我，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在广州的住处是白云路的一座三层楼房，此时鲁迅仍然不公开与许广平的地下情，坚持与老友许寿棠住一间房，让许广平与女工同住一间。这掩耳盗铃的把戏，让许广平忿忿不满。双方第一次争执。当然，在“大人物”身边总是要做出牺牲的，许广平唯有屈服。
同年四月，蒋介石开始清挡，让鲁迅噤若寒蝉，胆战心惊地在广州过了大半年。过后许久鲁迅还心有余悸地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
十月，鲁迅离开广州北上上海，上海十里洋场，遍布租界，生活条件远非北京、广州能比，随着环境的改善，大大激发了鲁迅的“战斗”热情，用手中的笔作“匕首和投枪”向他的“敌人”发起了进攻。其敌人之多之广，实开了一代之先河。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直接道明心曲：“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话被 “学生”茅则洞完美的继承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在众多的骂杖对手中，鲁迅最痛恨的莫过于，在“女师大风潮”事件中大揭其疮疤的陈西滢，而持续时间最久的论敌就要算梁实秋了，双方交锋前后长达八年。论题从人性，阶级性，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到硬译等等，几乎涉及到当时所有的热点。这其中的对与错，早已被时间所证明了。这里仅举两例“文学的阶级性”和 “硬译”。
鲁迅曾写文章《文学的阶级性》，顾名思义，以阶级观来看待文学，一直是供参主义统一思想的手段，读过几本苏*联文集的鲁迅如获至宝，奉为经典。对此梁实秋撰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进行反驳，“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
讨论此类话题，鲁迅的理论修养实在有所欠缺，对梁的文章不正面回应，抓住梁说的：“卢梭说：‘资产是文明的基础。’”一句大做文章，鲁迅认为 “经济关系” 才是文明的基础，因为鲁迅不知道，马*刻斯经济关系三要素的第一点讲得就是所有制，这个所有制就是经济关系（即“资产”），换了个名字，鲁迅竟没认出来。一时成为笑谈。
鲁迅在1929年翻译的苏*联文集《文艺与批评》，这本被鲁迅称为“硬译”的作品形同天书，这里摘抄一段：
“内容上虽然不相近，而形式底地完成着的作品，从受动底见地看来，对于劳动者和农民，是只能给与半肉感底性质的漠然的满足的，但在对于艺术底化身的深奥，有着兴味的劳动者和农民，则虽是观念底地，是应该敌视的作品，他们只要解剖底地加以分解，透澈了那构成的本质，便可以成为非常的大的教训。”
之所以要“硬译”，鲁迅解释为“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这观点和译法实在让梁实秋坐不住，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梁实秋，一直从事翻译工作，曾用一生的时间翻译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于是写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的文章，质疑如此“硬译”读者无法看懂，这本是学术讨论，鲁迅觉得丢了大面子，反驳说： “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并讽刺梁实秋水平低看不懂他的“硬译”。
之后相继有人提出批评，鲁迅从容不迫，将反对硬译的归为“同一伙”：“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拼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
在众多对手中，唯一不接招的就是“但开风气不为师”胡适。1929年，国民挡北伐胜利后抛出“训政”理论（孙*中山说：“中郭人民久处于砖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全利？”这就是训政的来源）。对这漠视人全，冠冕堂皇地以挡权君临一切的做法，胡适在文章《人全与约法》中反击说：“不但政俯的权限要受约法的制裁。挡的权限也要受约法的制裁。如果挡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
这段话时至今日仍然有启示性的意义，不知怎么鲁迅觉得刺眼，写《王道诗话》说：“人全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根本不知人全为何物的鲁迅，在胡适们的背后举起了他的投枪。大骂胡适是“鸟导师”，是“主子的◎◎”，是“三帮”（帮忙、帮闲和帮凶）。对此胡适不予理会。鲁迅曾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刚好映证了这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对话。
如果上面的论战还有讨论的意思，而他对施蛰存和陈仲山的攻击，就纯属乱咬一气了。1933年秋，上海《大晚报》要施蛰存给青年推荐读书，“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施写下《庄子》和《文选》两本书。鲁迅以“丰子余”的笔名，痛批施的荐书为复古和倒退，骂施蛰存是“洋场恶少”。
陈仲山，本名陈其昌，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长期以来对鲁迅怀有景仰之情，并自办刊物《斗争》和《火花》。在当时关于“国防文学”还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水战中，一直认为自己的思想与鲁迅一致，并虔诚地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观点。不想鲁迅的战斗神经再次亢奋，公开撰文歪曲陈仲山是 “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对这凭空捏造的指责，陈仲山用生命做出了回应。1942年陈仲山在上海做抗日情报工作被抓，不久惨遭日军杀害。罪证就是鲁迅所指“日本人出钱”办的刊物《斗争》和《火花》。
在这些论战中，鲁迅完全背离了文化交流和学术讨论的宗旨，一遇理曲词穷就作泼妇骂街状，说不过你骂跑你，鲁迅说：“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就是如此一付架势，还自认为孤独求败。梁实秋说：“鲁迅的文章写得好，所谓‘辣手著文章’庶几近之，但是距‘铁肩担道义’则甚远。讲道理他是不能服人的，他避免正面辩论，他采取迂回战术，绕着圈子旁敲侧击，作人身攻击。”这正是他与鲁迅八年论战的深刻体会。
——还原鲁迅真面目1
根据邵趋原文整理
1926年3月18日一早，许广平来到鲁迅家告诉他，准备今天去政府门前游行示威。一向“只吹喇叭不冲锋”的鲁迅连忙阻拦，强硬地将学生会总干事许广平留在身边。果然，游行队伍在政府门前，遭到卫队开枪射击，47人死，200余人负伤。这就是“三一八”惨案。游行队伍的骨干，本应走在队伍前列的许广平，因鲁迅的阻拦而逃过此难。事发当日段祺瑞赶赴现场，长跪不起，许诺严惩凶手后引咎辞职，并立誓终生事佛吃斋。4月20日段下台。段祺瑞在下台前曾通缉五十位 “过激”教授，林语堂问鲁迅如何应付，鲁迅的回答是“装死”。
同年7月，鲁迅接到厦门大学文学系主任林语堂的来信，邀请鲁迅去厦门大学任职，8月，鲁迅携许广平南下上海。事后的说法是，鲁迅为躲避政府通缉，才离京避祸，但这并非事实。四月时，段祺瑞政府已经解体，奉军大举入关，对皖系段政府进行清算，所谓的“通缉”也不了了之。鲁迅离京三个月后，教育部因其长期没来上班，才下文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一职。七月时鲁迅还到女师大毁校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演说。走之前广而告之，到车站送行的友人有十几个。如此大摇大摆的离京，哪里像是“躲避”政府通缉？
鲁迅要躲避的不是通缉而是“流言”。在北京，这段地下师生恋，一直是论敌的口实。身为公务员的鲁迅，不可能公然与许广平在北京同居。“搞女学生”的社会影响和世俗之见，也不是鲁迅承受得了的。唯一的选择只有离京，而且这也是彻底抛弃朱安的方法。南下第一站是上海。上海当时的文化名人宴请鲁迅，因鲁迅没有公开与许广平的关系，未请许广平出席宴会。
之后，许广平回广州，鲁迅去厦门。鲁迅前后在厦门大学呆了三个多月。厦门大学的一班学人风闻“五四”的干将鲁迅驾临，纷纷登门请教。但在自由主义思想浓郁的厦门大学，鲁迅的“大破”口号并不吃香，还老被“胡适之的信徒”（鲁迅语）朱山根、万里祥等后辈问得面红耳赤。
在此期间，鲁迅还陷入了两场吃醋风波，曾经视鲁迅为导师的高长虹，在与鲁迅的交往中，渐渐有所悟，写文章评价鲁迅“开始时认为鲁迅为真正的艺术家的面目，过后是一个不很高明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则是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几不知其他矣。”之后高长虹于1926年11月写下一首诗《给 ——》。在这首诗中，鲁迅竟看出了高长虹对许广平有意思。鲁迅大怒，将高长虹当成情敌。写下文章《奔月》，讽刺高长虹是学艺不精的“逄蒙”，与“后弈”争嫦娥，结果失败了。可惜事后证实，鲁大文豪浪费了表情，高长虹根本就没看上过“豪放女”许广平。
不久，许广平受供产挡人李春涛之邀，准备去汕头搞革命。鲁迅又一次大怒，十分担心这孤男寡女的能搞出什么样的革命。在收到广州中山大学的聘书时，还酸溜溜地给许广平写信，表示不想来广州了，理由是“我的一个朋友或者将往汕头，则我虽至广州，又与厦门何异。”当然，最后的结果是许广平放弃了“革命”，鲁迅来了广州。
那个为鲁迅探路，给其提供容身之地的老友林语堂，在鲁迅的眼中又是如何呢？一次宴会“幽默大师”林语堂讲了几句英语，鲁迅竟厉声喝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与林疏远后，还不忘讽刺林语堂“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1927年1月，鲁迅来到广州，中山大学组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朱家骅上台致辞，称鲁迅是一位“战斗者”、“革命家”，学生们听了热烈鼓掌，鲁迅连忙起来声明否认，“绝非战士，更非革命家”。事后鲁迅与人解释时说，“这顶花冠弄不好将来是会被人要了性命的，他们如此待我，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在广州的住处是白云路的一座三层楼房，此时鲁迅仍然不公开与许广平的地下情，坚持与老友许寿棠住一间房，让许广平与女工同住一间。这掩耳盗铃的把戏，让许广平忿忿不满。双方第一次争执。当然，在“大人物”身边总是要做出牺牲的，许广平唯有屈服。
同年四月，蒋介石开始清挡，让鲁迅噤若寒蝉，胆战心惊地在广州过了大半年。过后许久鲁迅还心有余悸地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
十月，鲁迅离开广州北上上海，上海十里洋场，遍布租界，生活条件远非北京、广州能比，随着环境的改善，大大激发了鲁迅的“战斗”热情，用手中的笔作“匕首和投枪”向他的“敌人”发起了进攻。其敌人之多之广，实开了一代之先河。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直接道明心曲：“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话被 “学生”茅则洞完美的继承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在众多的骂杖对手中，鲁迅最痛恨的莫过于，在“女师大风潮”事件中大揭其疮疤的陈西滢，而持续时间最久的论敌就要算梁实秋了，双方交锋前后长达八年。论题从人性，阶级性，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到硬译等等，几乎涉及到当时所有的热点。这其中的对与错，早已被时间所证明了。这里仅举两例“文学的阶级性”和 “硬译”。
鲁迅曾写文章《文学的阶级性》，顾名思义，以阶级观来看待文学，一直是供参主义统一思想的手段，读过几本苏*联文集的鲁迅如获至宝，奉为经典。对此梁实秋撰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进行反驳，“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
讨论此类话题，鲁迅的理论修养实在有所欠缺，对梁的文章不正面回应，抓住梁说的：“卢梭说：‘资产是文明的基础。’”一句大做文章，鲁迅认为 “经济关系” 才是文明的基础，因为鲁迅不知道，马*刻斯经济关系三要素的第一点讲得就是所有制，这个所有制就是经济关系（即“资产”），换了个名字，鲁迅竟没认出来。一时成为笑谈。
鲁迅在1929年翻译的苏*联文集《文艺与批评》，这本被鲁迅称为“硬译”的作品形同天书，这里摘抄一段：
“内容上虽然不相近，而形式底地完成着的作品，从受动底见地看来，对于劳动者和农民，是只能给与半肉感底性质的漠然的满足的，但在对于艺术底化身的深奥，有着兴味的劳动者和农民，则虽是观念底地，是应该敌视的作品，他们只要解剖底地加以分解，透澈了那构成的本质，便可以成为非常的大的教训。”
之所以要“硬译”，鲁迅解释为“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这观点和译法实在让梁实秋坐不住，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梁实秋，一直从事翻译工作，曾用一生的时间翻译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于是写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的文章，质疑如此“硬译”读者无法看懂，这本是学术讨论，鲁迅觉得丢了大面子，反驳说： “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并讽刺梁实秋水平低看不懂他的“硬译”。
之后相继有人提出批评，鲁迅从容不迫，将反对硬译的归为“同一伙”：“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拼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
在众多对手中，唯一不接招的就是“但开风气不为师”胡适。1929年，国民挡北伐胜利后抛出“训政”理论（孙*中山说：“中郭人民久处于砖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全利？”这就是训政的来源）。对这漠视人全，冠冕堂皇地以挡权君临一切的做法，胡适在文章《人全与约法》中反击说：“不但政俯的权限要受约法的制裁。挡的权限也要受约法的制裁。如果挡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
这段话时至今日仍然有启示性的意义，不知怎么鲁迅觉得刺眼，写《王道诗话》说：“人全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根本不知人全为何物的鲁迅，在胡适们的背后举起了他的投枪。大骂胡适是“鸟导师”，是“主子的◎◎”，是“三帮”（帮忙、帮闲和帮凶）。对此胡适不予理会。鲁迅曾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刚好映证了这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对话。
如果上面的论战还有讨论的意思，而他对施蛰存和陈仲山的攻击，就纯属乱咬一气了。1933年秋，上海《大晚报》要施蛰存给青年推荐读书，“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施写下《庄子》和《文选》两本书。鲁迅以“丰子余”的笔名，痛批施的荐书为复古和倒退，骂施蛰存是“洋场恶少”。
陈仲山，本名陈其昌，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长期以来对鲁迅怀有景仰之情，并自办刊物《斗争》和《火花》。在当时关于“国防文学”还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水战中，一直认为自己的思想与鲁迅一致，并虔诚地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观点。不想鲁迅的战斗神经再次亢奋，公开撰文歪曲陈仲山是 “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对这凭空捏造的指责，陈仲山用生命做出了回应。1942年陈仲山在上海做抗日情报工作被抓，不久惨遭日军杀害。罪证就是鲁迅所指“日本人出钱”办的刊物《斗争》和《火花》。
在这些论战中，鲁迅完全背离了文化交流和学术讨论的宗旨，一遇理曲词穷就作泼妇骂街状，说不过你骂跑你，鲁迅说：“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就是如此一付架势，还自认为孤独求败。梁实秋说：“鲁迅的文章写得好，所谓‘辣手著文章’庶几近之，但是距‘铁肩担道义’则甚远。讲道理他是不能服人的，他避免正面辩论，他采取迂回战术，绕着圈子旁敲侧击，作人身攻击。”这正是他与鲁迅八年论战的深刻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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