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批判之二

——揭开鲁迅的画皮2

根据邵趋原文整理

    　　
许广平从天津女师毕业考入北京女师大后，对鲁迅的“不幸”婚姻有所耳闻。长得人高马大的她，听鲁迅的课却偏偏喜欢坐第一排，时不时举手提些古怪的的问题，一次在课堂上给鲁迅画漫画，还有意让鲁迅发现。1925年3月，许广平主动给鲁迅写信，很快鲁迅就回了信。由此干柴烈火一触即燃。平均不到三天一封信，后两人间的信件被编辑出版成了《两地书》。一个月后，许广平打扮一新，登门造访，双方进入实质性交往。
    　　
不久，教育总长章士钊上台，女师大校长、鲁迅的好友许寿棠被罢免，替而代之的是铁腕女校长杨荫榆。杨荫榆对某些教授玩弄女生深为不满，雷厉风行整顿校风，对学生严加管理，这触到了鲁迅的痛处。鲁迅按捺不住，跳出来说：“看看学生们，就像一群童养媳。”这话说得实在冠冕堂皇，也不知道他说这话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的苦媳妇朱安。1924年4月，鲁迅联合十五名教员辞职，向校方施压。学校分化为挺许拥杨两派，鲁迅是当仁不让的挺许先锋。
    　　
1924年11月，国文系三名女生在秋季开学时未能按时到校，被杨荫榆开除。这本属的学校管理范畴，不想被鲁迅拿来作为把柄，对学生自治会总干事许广平面授机宜。很快学生自治会开会决定赶走校长杨荫榆，并称之为“驱羊运动”。第二年5月7日（二十一条的签署日，国耻日），学校组织演讲会，许广平与刘和珍挡在礼堂外，竟不准校长杨荫榆进入。为此学校对领头的六名学生，作出“开除学籍”的处理。这就是“女师大风潮”事件。
    　　
    
此后事件无限升级，新月社陈西滢撰文批评鲁迅在事件中的表现，鲁迅奋起反击。陈先后就读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回国后任北大外文系教授，在与鲁迅的笔战中，毫不怯场，以事实为依据大揭鲁迅疮疤，抨击这个导师级人物在种种历史关键时刻的表现。鲁迅无法正面回复，只能恼羞成怒大骂陈是“走狗”，作人身攻击。此后的论战已偏离事件本身。胡适出面调停，论战归于平熄。
    　　
而在另一边，却上演一场鲁迅与章士钊打官司的活剧。因鲁迅在事件背后推波助澜，教育总长章士钊免去鲁迅佥事一职。鲁迅上告平政院，进行反击，官司一直打到段祺瑞手上，最后由段祺瑞签名，废除章士钊的决定。章士钊，杨荫榆相继去职。
    　　
段的表态，使学生们有恃无恐，以“文革”常见的手法，公然捣毁章士钊的住宅。而那个被鲁迅骂为“性变态”，中国第一个女大学校长杨荫榆，因自己的学生被日军轮奸残杀，愤而跑去日本领事馆痛斥，被日军枪杀于苏州吴门桥下，身中数十弹。
    　　
回头再来看这场所谓的“女师大风潮”。鲁迅将之称为革命行动。其实质不过是一场利益之争、派系之争。力挺老乡许寿棠有很现实的意义，因为这是鲁迅在女师大 “幸福生活”的保证。而有讽刺意味的是，鲁迅口口声声指责“章杨”投靠北洋军阀，这个北洋军阀却成了鲁迅最终胜利的力量。
    
鲁迅大获全胜，不仅官复原职，还赢得了许广平的芳心。1925年10月，许广平写下《风子是我的爱》一文，表达对鲁迅的爱恋。而此时只有许羡苏一个人还蒙在鼓里，因为鲁迅从未与她坦白过。鲁迅与许广平南下后，许羡苏还痴情地为鲁迅守屋。直到1929年5月17日，鲁迅到北京探母时，许羡苏亲自问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鲁迅说许广平已怀孕，许羡苏才彻底从10年痴梦中清醒。第二年即离京去大名，同年结婚，此时许羡苏已经三十岁。鲁迅耽误一个少女的10年青春，是何居心？

然而，在鲁迅的婚姻中没有胜利者，1926年8月至1930年3月（鲁迅南下与许广平热恋期间），鲁迅共给许羡苏写了155封信，许回了 100余封信。许羡苏离京前，把鲁迅写来的信交给了朱安，之后朱安又交给了许广平。而许羡苏写给鲁迅的信，鲁迅死后也交到许广平手中，但最后这两百多封信神秘失踪。真不知道许广平看到这些信件时的感想怎样？——一脚踏两船的男人靠得住，猪乸会上树。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来到前院鲁迅房中，亲自交给鲁迅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一个月后，鲁迅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十个月后，鲁迅返回八道湾搬行李，周作人打电话叫来重久（羽太信子弟弟）、张凤举、徐耀辰。两兄弟发生冲突，周作人拿起狮形铜香炉差点砸破鲁迅的头。两个“五四”的文化大将上演了全武行。
    　　
这是两兄弟断交的全过程，之后两方均保持缄默，不过事情还是渐渐从旁人的口中传了出来。起因有两种：一、羽太信子向周作人诉说，鲁迅偷看她洗澡。二、鲁迅的说法是，他对羽太信子大手大脚的持家多有批评，这惹恼了羽太信子，于是信子在丈夫面前挑拨离间。十几年后两兄弟的人生轨迹全然不同，一个被奉为神，一个被视为鬼。当了神的哥哥鲁迅的说法被当成了事实。

但鲁大文豪的解释实在经不起推敲，而且其事迹还远不止偷窥这么简单，真相终究是掩盖不了的。奇事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鲁迅的月收入有三百元，周作人的也有此数。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周家兄弟的年薪达二十多万。这不包括两人写作的稿费，和同时在七八个大学任教的讲课费。可作比较的是，当时一个低层北京市民的保障收入是每月两元钱，一个交警月收入四元钱。鲁迅竟然说信子大手大脚，害得他没钱买烟。
    　　
鲁迅曾经在北京一个人过了六七年。长年包一台铁皮车供其上下班。教育部有食堂，鲁迅嫌伙食差，与单身同僚一起到大饭店包餐吃。有点毛病就要上医院，进得全是昂贵的日本医院和法国医院、德国医院，本国的医院从不踏足。据鲁迅的日记记载，其先后看过的日本医生有山本忠孝、池田由友、久米治彦、高山章三、菅又吉、顿宫宽、冈本繁、吉田笃二、秋田康世、松井胜冬、坪井芳治（周海婴的专职医生）、最后一位是须藤五百三，此人曾是军医，是当时在上海的“日本在乡军人”（即退伍军人）会的副会长，这个“日本在乡军人会”与黑龙会一个性质。鲁迅反过来却指责信子看病找日本医生。之后与许广平在上海生活时，是上海大剧院的长客，逢有外国电影必定捧场，还经常坐轿车绕上海市兜风。以他的生活态度是“挣钱有方，花钱无度”。
    　　
在日本仙台学医时，鲁迅曾经很兴奋的给老友许寿棠写信说：“同学阳狂，或登高而窥裸女。”日本有男女同浴的风俗。一个大池子只是中间隔了块矮板，只要略微登高点就能尽览春光了。鲁迅信中说的就是这事。一起去日本留学的郁达夫，也在其作品《沉沦》中，详细地描写过偷窥女孩子洗澡，偷听男女野合，勾引下女。偷看女人洗澡是留日学生的共同爱好，鲁迅也没能例外，因为他是个出名的咸湿佬。鲁迅泡日本下女的事，还让鲁老太太操了好久的心。鲁迅所泡的下女是谁呢？
    　　
从1912年至1918年，鲁迅给羽太信子写信42封，收羽太信子信35封。一直到周作人夫妇与鲁迅同住，这大伯与弟媳还真有话聊。另据鲁迅日记记载： 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后，除每月给绍兴家里寄生活费外，还每月到日本银行给日本东京的羽太信子的父母和弟妹寄钱，除固定的生活费，还负担羽太信子三妹福子的学费。直到1925年，鲁迅与周作人绝交两年后，羽太重久还给鲁迅写信说：“上月蒙兄长给予及时补助，非常感谢。对你长年以来的深情厚意和物质援助，真不知说什么才好。”很奇怪，为什么鲁迅要给信子娘家寄钱？而且是单独寄钱，并没直接把钱交给二弟周作人，以周作人名义寄钱不是更名正言顺吗？
    　　
鲁迅父亲早亡，身为长子的鲁迅在两个弟弟眼中是“父兄”的角色，言听计从。三兄弟还约定，“永不分离，母亲年青守寡辛苦了一辈子，该享受清福”。结果因为大哥批评弟媳乱花钱，而引来弟弟的反目，不要说那时尚有“长兄为父”的观念，就是如今的家庭也是不可想象的。同样，仅凭羽太信子指责鲁迅偷窥，周作人竟然不作调查了解，就断然与大哥绝交？也完全低估了高知识分子周作人的智商。而且，就是偷窥也不是什么不可原谅的过错。当年郁达夫公开偷窥的事，被人攻击时，周作人曾挺身而出写过一篇《〈沉沦〉论》为其辩护，在同样留学过日本的周作人眼中，偷窥完全算不得一个事。尽管偷窥对象不同了，但这也不足以引来周作人对鲁迅的终身恨意。甚至在鲁迅病故前后，都拒绝探视，拒绝奔丧。
    　　
还有最关键的，鲁大文豪一直被视为圣人，但圣人也有七情六欲，他在文章中写过：“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对自己的老婆朱安他从不理睬，朱安曾对人说：“老太太总怪我没有能生个孩子，可大先生整天和我连一句话都不说，我怎么能生得出？”而在认识许羡苏时，鲁迅年已四十。在此之前，作为男人的鲁迅他是如何解决性的需求？这个“勇士”跟谁去“性交”呢？
    　　
最后，如果“指责”是冤屈的，一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鲁迅，为什么在事件中不暴怒，不辩解，不反击，不愤而把周作人夫妇赶出家门？当时被周作人叫来的张凤举、徐耀辰（两人均为北大教授），还被鲁迅以“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为由打发走（见许寿棠《亡友鲁迅印象》），倒是鲁迅很有点灰溜溜地搬离了八道湾，这大概不是因为大度而是理亏吧。

综上所述，这段迷案的真相并不复杂。信子即为鲁迅在日本所泡的下女，而且被信子套牢，因其本人有婚约在身，只得承诺为信子娘家负责，并主动介绍二弟作人与信子相识，让二弟“接春”。到八道湾后，信子近在眼前，鲁迅与她旧情复燃，让信子一人侍二夫，后来被弟弟识破，信子归顺弟弟，这才是感情“恰恰地”周氏兄弟决裂的根本原因，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两兄弟在此事件前后的表现。（见《道听途说——周氏兄弟的情况》）
    
在离开八道湾时，鲁迅破天荒地找朱安谈话，内容是给朱安选择，要么一个人回绍兴娘家，要么留在八道湾与周作人一家同住。后一条被周作人斥为“笑话”。朱安近乎哀求的回答：
    　　

“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瑞）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绍兴朱宅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这就是鲁迅给朱安的安排，唯独不提让朱安跟随自己过。在大文豪的眼中，朱安只是包袱，不是生死相随的妻子，不是陷入“吃人”礼教等待鲁迅拯救的“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