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房抄党章突显形式主义抬头

关庆宁

一张年轻夫妇新婚之夜抄写中共党章的相片，近日在网上疯传。新郎是江西一家工厂的助理工程师，西装笔挺；新娘是检修车间工人，身穿结婚礼服。二人在床前铺开纸张，工整地抄下党章，据说要「给新婚之夜留下美好记忆」。

不知两位新人是真情流露，还是在做秀，甚至不知当日是否真是其大喜日子，但此事给世人留下的肯定不是美好的回忆。自古以来，洞房花烛夜与金榜题名时，被视为是人生两大幸福时刻。任何正常的人都知道新婚之夜应该做甚么。良宵苦短，用来舞文弄墨，不是太可惜了吗！

有内地传媒报道，在新疆一间医院，三名孕妇拿着党章说：学习党章是最好的胎教！也许她们目睹大批共产党官员贪污腐败，最终走上不归路，期盼自己的孩子出生长大后不会重蹈覆辙吧。那对新婚夫妇大概也有相同想法，只是比孕妇们的胎教更超前，他们要让孩子在生命最原始的受精卵阶段，就懂得共产党员的权利和义务。

此情此景，令人们想起半个世纪前发生在神州大地的种种怪事。当时注册结婚，一对新人要向毛主席像鞠躬，还要齐声朗读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至于洞房花烛夜，传媒也表彰了不少「革命化典型」。例如，某小两口坐在新床上忆苦思甜，先朗读毛主席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然后新郎说：「在万恶的旧社会，我们贫下中农受尽地主剥削，穷到揭不开锅，那有资格结婚！我爷爷、我爸爸都打了一辈子光棍(他自己是从石头爆出来的？)。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翻了身，我们今日才有大喜日子」。新娘也诉说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共同的爱和恨把二人距离拉近了，阶级斗争成了催情剂。

翻阅一下那个年代的报纸，类似报道比比皆是。笔者之所以温故知新，是因为觉得一些本来已被唾弃的事物又抬头了。

今年初，有传媒推出「百日抄党章」活动，鼓励党员在100天内抄写1.5万字的党章全文，目的是令党员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心，自觉抵制西方价值观的影响。本来，任何政党的党员都应了解本党党章，通过抄写来熟悉党章内容也未尝不是一种办法。然而，在当今中国，好事往往都会变成坏事，各种弄虚作假，矫揉造作的事情都发生了，整个活动被庸俗化。

难怪连《解放军报》的评论都说，如果抄写只动笔而不「走心」，只为了晒书法而不见行动，不触及思想和灵魂，就会把这一初衷很好的活动搞变味，沦为精致的形式主义。

有趣的是，抄党章竟成了抗争手段。上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门外，每天都有十多名民工在临时桌子上抄写党章。看似一丝不苟，充满感情。法院却宣称，这是当地一家公司为达到逃避巨额债务之目的，雇请民工进行的非法闹访活动。这些民工是以日薪180元请来的。其后公安驱散民工，并对公司负责人实施治安拘留。此事从反面证明抄党章治党之荒唐。一位退休老干部说得好，如果抄抄党章就可以整治党风，中纪委早就可以解散了。

顺便指出，现时盛行的抄书明志之风是五年前刮起来的。2012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作家出版社邀请100位文学家艺术家联袂抄录讲话全文，并印成书出版。官方传媒报道称，「文艺家的抄写一丝不苟、工整认真，有些人甚至抄写数遍，充满了情感」，还说「表达了广大文学艺术家的热情，代表了广大文学艺术家对党的文艺路线的忠诚，坚持艺术为人民服务的追求。」

社会各界却议论纷纷，有人指责作家出版社大搞形式主义，但也有人认为不必介怀，因为有些「作家」已几十年没写作，让他们发表数百字的「作品」，拿一千元稿费，不也是敬老吗？

岂料这股风劲吹不息，竟刮进洞房里去了。说不定有朝一日，香港也会吹起抄书风。到时大概要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示爱国；再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示爱港。

关庆宁是香港著名传媒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