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脑的历史29

傅志彬 文

有的读者肯定会说，我在用阴谋论看待我们伟大的革命领袖，他们这样做完全是要救命于水火。以我读过的资料来说，刘周二人对别人的生命也是很漠视的。我在凯迪网上看到一篇吹捧李井泉的文章，资料很详尽，出处应该是可靠的。原文如下：

“1961年初，四/川省委在金牛坝宾馆召开工作会议，讨论调粮的问题。会开到一半，李/先念从北京来电话要粮，李井泉请一位副省长去接电话，并请他向李/先念说明，四川现在确实有困难，已经调不出粮食了。李/先念执意要李井泉来接电话，要求四/川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z央的调粮命令，并转告说，z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作为四/川人民的父母官，李井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你那里是国务院，我这里也是个小国务院嘛!”

据在场的同志回忆，李井泉接电话回来，脸色很难看，嘴唇还在发抖。他原封不动地传达了李/先念的指示：四/川要服从大局，一定要调粮!

四/川省委经反复研究讨论，只有再调“死角粮”，从川东北和交通不便的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往外调。为此，国务院专门派来粮食部的一位副部长坐镇广元，调来几百辆卡车，向外运粮。”

（链接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96&id=8442097）

注意，这里讲的是１９６１年初，全国粮荒死人已是普遍的情况，刘周早已心知肚明。年初，正值春荒阶段，从任何地区调粮都意味着那里的人得饿死。不是去海外购粮渡荒，不是停掉核武器实验节省资金，而是要求从早已大量饿死人的四/川调出粮食，没有比这更残酷的行为了。而四/川省委决定调“死角粮”的说法更让我惊悚，这句话真正的含义就是：把交通不便，外人难以了解地方的粮食调出，因为那里的人死了也没人知道！作为人是很难做出这么冷血的决定的，但这些人做到了！我可以想象，四/川通江，南江，巴中被饿死的人一定很多，有知道情况的网友可以提供情况。

周的冷血还可以从同一篇文章中读到：

“三年困难时期，z国人却过着“只见猪儿跑，却吃不上猪肉”的紧巴日子。那时，z国工业尚不发达，给苏联还债主要靠农副产品，而粮食产品价格很低，只有靠大量出口生猪和肉食品。为此，数千万头川猪源源不断地运往苏联。

为了保证出口，m带头不吃猪肉。周ＥＮ来在召开z央工作会议时，向全体同志宣布说：从明天起停止吃猪肉，起个示范作用。李井泉立即打电话给省委，转告这一情况。他说：“我们四/川要大力支援国家外调生猪和肉食品的任务。各机关、企业、军队吃肉标准一律降低，吃得少的也要压缩。”

当时，四/川农民的年均口粮已经降到最低限，增加养猪，势必增加粮食消耗……

周ＥＮ来听到李井泉有关饲料粮不足的情况汇报后，先后调拨了10亿斤专用粮，支持四/川大力发展养猪事业。1959年底，四川生猪存栏数达3167万头，1960年增长到6424万头，翻了一番还要多，创历史最高水平。

到了1962年，由于严重缺粮，四/川全省的生猪围栏数已经下降到1250万头。＂

注意这个数据，“1959年底，四/川生猪存栏数达3167万头，1960年增长到6424万头，翻了一番还要多，创历史最高水平。”而1959年到1960年恰恰是全国，也是四/川饿死人最多的时候。苏联逼债现在知道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当时的苏联不但没有逼债，而且主动向z国提供无息贷款买粮食救灾，但被m拒绝。

人可以饿死，猪不能不养。z国人的命在周的眼里是轻于猪肉，茅台的！所以1960年刘，周选择山/东，甘/肃，河/南发力，不是他们不忍见到人民的死亡，而不过是看到了一个打倒对手的机会。刘在7千人大会上猛烈抨击曾希圣的包产到户政策，在安/徽，甘/肃，河/南采取的整顿措施甚至比以前还左，农民并不比之前更好过，1961,1962年照样有大量农民死亡。直到1963年，情况才开始好转，1964年大饥荒才完全结束。很巧，这一年，原子弹也爆炸成功。我推断，1963年应该是随着原子弹研究接近完成，资金需求增幅逐渐减少，到1964年基本停止增长，老百姓才终于有可能吃碗饱饭了。至于关于天气，关于还债，关于天灾造成大饥荒灾难的说法，都是些骗人的鬼话。

关于m在60年代不吃猪肉的事是真的，不过人家开始吃牛肉了，当然鱼，海鲜还是m的最爱，水果也同样少不了——被忽悠当然是天朝子民的特权。

重新被供上神坛的m怎会甘心大权旁落?冥思苦想之后，不待饥馑过去，m在1962年就发起了反击——这就是大家不太所知的社教和四清运动。

老实讲，我以前知道这两个名词，但实际怎么回事也不是很清楚。童年时经常听参加过这个运动的母亲讲起她参加工作队下乡参加社教的故事，当我查看资料时才知道，“社教”的全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从1962年的9月一直持续到文革开始无疾而终，其实可以称做文革序幕，严格来说，文革应该是从1962年9月开始的。

m在z共的1962年9月，七千人大会结束不过半年后就开始反击，在8届10中全会上提出“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这就是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起源。

虽然m一厢情愿的要发动运动，但是没有刘周的支持也没法开展起来。我看到一个文献是这样说的：“1962年冬到1963年初，m外出视察工作，跑了11个省，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毛泽东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各省都不讲。m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并未引起d内许多同志的高度重视。”(内容摘自《d史文苑》2005年第9期作者林小波，下同。)接着，1963年2月11日至28日，m在北京召开会议，重点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所谓“五反”是指“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对于农村地区社教如何搞，并无具体意见。文件虽然下发，下面还是不动。m又在5月在杭州召集各位大佬开会，即d史中的“五月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于20日颁发。在m的严厉督促下，各地总算动起来了，开始进行社教运动的试点工作。"五反"试点主要集中于z央国家机关及各省、市、区级机关、工业交通财贸单位和文教单位的企业以及军队各单位，也就是在吃国家饭，拿工资的这些人，与农村无关。运动以来，各级干部依例形式，以前z共历史上整人的把戏，恶果马上显现。林文中是这样写的：“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一些地区也出现了自杀等极端现象。”从前面我写的文章里大家应该知道，这不是什么扩大化，压根就是无中生有。

在5月20日下发的文件中，还附有河/北保定地委的关于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整风整社的报告。至此，全国各地陆续开展农村四清运动的试点，运动蔓延到农村。农村的情况林文中是这样写的：“在运动中，人为地制造了不少阶级斗争不断激化的事实，产生了打人、捆绑罚跪、吊人等极端现象，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这样，在1963年的5月底开始，z国大地上才真正开始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形式就是在城市及企事业单位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

刘周当然不会让m主导这次运动。同年7月，刘派大将彭真出面写报告提出反对意见。m迫于压力，派出秘书田家英与邓/小平又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从此，机关单位上的运动即已停止，运动的主要活跃区只是在农村，主要是针对农村不拿工资的大队长，小队长这样的干部。我看过一些材料，这时的农村干部很难过，以前受他们压迫的社员反过来整这些成天骑在他们脖子上的干部，其手段也是很残酷的。很多干部也被整的自杀，在北/京地区就有40名干部自杀。刘的夫人王/光美在1963年11月也来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创造了著名的”桃园经验”。这位刘夫人拿出土改的办法，发动群众斗农村基层干部，以至于到了文革，这种残酷斗争的方法成了刘夫人的罪行之一（当然文革的刘，王也尝到了被斗争的滋味）。到1964年9月18日，刘主持，又是m的秘书田家英参与起草，经m批改同意，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后称第二个《后十条》），由zgz央正式发出，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四清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改变了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实行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县，县以下都由工作队领导的办法，集中大量工作队员，开到点上搞四清。也就是说，县一级对下面的干部好坏没有发言权，而由省，地派出的工作队主持工作。“如江/苏省组织了一支6万人左右的农村四清工作队和一支2万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队；/山/东省参加运动的工作人员共54000人；浙/江全省共抽调31378人，参加点上的运动；江/西省农村四清组成七个工作团，参加工作队的干部29138人；四清运动本来就是"左"倾思潮的产物，而这一时期又不断强调反右倾，强调大兵团作战，这样，就使搞运动的许多单位把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比前一阶段更严重、更尖锐，甚至认为许多单位烂掉了，领导权不掌握在共cd手里，展开了夺权斗争，从而使运动出现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等严重局面。如陕/西省长安县进行四清时，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造成兵临城下，不交待问题不行的局面。对其中的"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判，打击其反动气焰，对大部分则采用"小战斗"的办法解决。对于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运动员"、"橡皮碉堡"等，狠批硬斗，甚至动手打耳光，碰头，有的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大兵团作战，百万干部下乡蹲点搞运动，一场四清革命高潮于1964年下半年在全国部分地区掀起。运动的开展似乎异常顺利。”

从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刘周是尽力把动荡控制在农村干部以下，即他们的官僚队伍之外，因为他们知道这支官僚队伍是他们的依靠。而m发动“社教”的真实意图是利用群众对官僚队伍的不满（这种不满本来就是执行m的命令引起的，而m经常性的将官员抛出作为替罪羊，使得这支官僚队伍对m心生厌恨）夺回控制权。刘的这种做法如何能让毛泽东满意?——尽管他们对待生命的态度上根本没有区别。

矛盾在1964年12月的z央工作会议爆发。到了12月28日，戏剧性的一幕出现，m拿着《d章》和《宪法》出现在会场（写到这，我也忍不住要笑了，m居然会根据宪法索要权利！！！）对不安排他到会并发言大为不满，说他是d员，公民，有说话的权利（刘在1967年也学了这一招，可惜，刘忘了，m拿宪法，d章有用，是有枪杆子在手，而刘在d羽尽失之时也用这一招只会徒增笑柄）。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12月15日，zgz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本是趁三届人大会议由刘主持，邓/小平在向m报告此事后说：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参加了——而且在一次会上，m在刘讲话时插话，m只讲了几句，就被刘打断了。更让忍无可忍的是，没有请示m，也没让m出席，会议居然就结束了。m大发雷霆，召回已在归途的各省书记们，继续开会。

在周的协调下，刘作了检讨。说自己对m不够尊重。接下来m对过往“四清”工作的所有政策进行了指责，全然不顾这之前所有政策都是得到他的支持和批准的，弄得z共从上到下的官员们茫然失措，不知如何工作才好（m的出尔反尔，赖皮打滚的流氓劲尽显无遗）。1965年1月，zgz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接受了m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d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派，这个大家在文革当中耳熟能详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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