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脑的历史28

傅志彬 文

11月6日，z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安子文汇报河/南问题。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谈及工作组了解的情况：全省三分之一的地区人畜大量死亡，生产力大破坏，d群关系受到很大损害。信阳地区的光山、固始、潢川等县遭到毁灭性破坏。光山槐店公社很多村子都没有了，一个九十人小队，只剩下三十多个人了。

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的死亡人数为38万，信阳地方志统计的死亡人数是48.3万。时任z央调查组处长的李坚和李正海两人向z央报告的数字是105万。1961年1月13日信阳地区呈报中央最后一次统计数字显示：全区总人口808.6526万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人数107.0321万人，占到总人口13.2%。

事件被揭露后，吴芝圃被迫三次向z央检讨，承认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人数是100多万，承认他“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不过吴芝圃没有受到严重处分。吴芝圃最终于死于1967年。1979年，吴芝圃获得了平反。

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夸大了敌情，混淆了敌我矛盾，把该地区发生的粮食严重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依靠贫下中农，进行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作法。z央批示并肯定该个报告，并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这一批示助长了整风整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

（链接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F%A1%E9%98%B3%E4%BA%8B%E4%BB%B6#.E4.BA.8B.E4.BB.B6.E7.9A.84.E5.88.9D.E6.AD.A5.E6.8F.AD.E9.9C.B2）

这里面可以看到，事件被揭露是从国务院系统开始的，习/仲勋和董/必武是发动者，这两人与周的关系非常亲近。李/富春在法国时就是周的伙计。当1962年m指使康生出面假小说《刘志丹》之事攻击XI之时，周出面保护了习，使习避免归于“敌我矛盾”，而后能够东山再起（要不然当朝太子怕也是别人了）。而王从吾，徐子荣，安子文全部是刘的人马。在文革中徐死于非命，王，安两人都被关押十年。m不过是在刘，周的逼迫之下不得不处罚了吴，但还是要维持自己的面子，吴被免去省委第一书记，平级调任中南局任管文教的书记。

我们再来看看同样闻名的甘/肃通渭事件是如何爆发出来的。

杨的《墓碑》中是这样叙述的：“通渭县大量死人，当时有一些人冒着风险向z央写信。经zgz央指示，甘/肃省委对通渭采取了措施。1960年2月8日，z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王秉祥率领100多人的省、地委工作组到通渭，还带了一些粮食。从工作组留下的文件来看，他们到通渭不是反左，而是’反右倾’。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去通渭正是庐山会议之后，全国正处于’反右倾’的高潮之中。

“工作组负责人王秉祥当时给省委写的《关于通渭问题的报告》中说：’通渭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总的根子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反革命勾结一起，严重地破坏了‘三个万岁’。’三个万岁’即’三面红旗’。

“工作组负责人之一的李坤润2月19日给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的报告中说：’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县委领导，在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如在所有制上实行四级制，以包产小队为核算单位，1959年春耕时提出小队种不完的土地由社员谁种谁收。’

“包产到队、让农民开荒种小片土地，本是摆脱饥荒的重要措施，而工作队把这些作为资本主义大加批判。李坤润上述报告中批评这个县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不彻底：’县委几个主要领导成员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怕运动深入，将自己的错误露出来，因此在去年10月县委扩大会议上，只解决了以田步霄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后，就草草结束了会议，企图将他们的问题遮掩下来，混过关去。’

“据通渭县委1960年3月10日电话报告，他们发动群众对’有严重问题的’78人进行揭发批判。说这些人’千方百计地推行了席道隆为首的反革命纲领’。这个电话报告中列举他们的罪行，主要是划小核算单位、解散公共食堂、任用阶级成份不好的人等。”

1960年4月6日，《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报告》中说：“这个县不是一般的落后县，而是全县溃烂，问题的性质是非常严重。以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包庇重用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把持了县委领导权。从上到下，彻头彻尾地推行了一套完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个报告也列举了席道隆的“四级核算小队为基础”“牲畜分散到户”“种子分散到户”“谁种谁收”等“一系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

省委工作组对制止打人抓人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也发放了一些粮食，但未能扭转形势。通渭问题本来是左倾错误造成的，省委工作组却大反右倾，这加剧了人口死亡。1960年通渭县的死亡人数相当于1959年的3.86倍。

省委工作组除了加大了反右倾的火力以外，还以阶级斗争眼光对全县干部施行了分类排队，排队的结论是：“从通渭县的领导核心和基层干部政治情况看，问题是很严重的。该县历年来在镇反、审干、肃反、反右派斗争、整社、整党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都搞得不彻底，五类分子没有从干部队伍中和党内清查出去，仍然进行隐蔽活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他们就乘机大肆破坏，现在敌人已露出水面，这次必须乘此机会，由内到外，内外结合，狠狠打击，否则通渭的面貌不会改变。”1960年4月6日，甘肃省委认为“通渭县委完全变质”。1960年4月21日，zgz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的报告》（zgz央文件中发[60]364号）。zgz央的按语中写道：“甘/肃省通渭县委完全烂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篡夺和反对县委领导权，公开实行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

通渭形势继续恶化，死人越来越多。1960年12月在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z央、省、地委，派了250人的工作组和128人的医疗队。调来粮食3370多万斤，救济金330多万元，药品136吨，还有棉布、棉花等其它物资。工作组用这些物资安排群众生活，把濒临死亡的8万多人抢救过来了。并成立孤儿院，收养孤儿1200多名。在抢救灾民的过程中，医疗队员王俊、刘春华（女）付出了生命。在安排群众生活的同时，还组织恢复生产。为此，国家先后发放各种贷款和补助款142万元，无偿投资270多万元，购买了牲畜4700多头，添置修补农具4万多件。工作组还在口粮、棉衣供应，疾病治疗等方面做了安排。这些措施对扭转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而真正解除饥饿的是1962年的好年景。《通渭县志》记载：“是年，风调雨顺，夏秋作物全面大丰收，缓解了全县人民的吃问题。”这一年，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社员增加自留地，并允许社员租借集体的熟荒地，耕畜、羊只分槽分圈，下放私人饲养。这些政策也是农作物大丰收的重要原因。

在zgz央西北局留下的文件中，认为西北局的兰/州会议是扭转局面的一次会议。兰/州会议是1960年12月开的，正是在m批示信阳事件之后。m在对信阳事件的批示中认为信阳的问题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要搞“民主革命补课”。兰/州会议认为，通渭问题的出现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破坏所造成的。1965年9月9日，z共甘/肃省委报送西北局的《甘/肃省委报送“通渭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中写通渭问题有原因时认为：“有许多部门和公社的权落到了坏人手里。152名公社主任以上的领导干部中，有敌伪党、团、军、警、宪骨干，特务，一贯道等24名，占15.2%，30名县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种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8名，占22.6%。”这些就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根据。因此，将大批基层干部当作民主革命补课的对象。

通渭的民主革命补课是以整风整社的名义进行的。在整风整社过程中，开展了全面的夺权斗争。1961年1月19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揭开‘通渭问题’的盖子，把大根、小根、毛毛根一齐拔掉”的口号。接着，全县开展了“揭盖刨根”运动，当时的口号是“拔席道隆的根”；对各级干部进行“集训”和“特训”。除原来逮捕的县级干部以外，又对360多名县以下干部进行了处理。

由于1962年2月z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在各地饿死人问题上减轻了地方干部的责任。1962年5月13日，据z央工作会议精神，省地委决定，释放席道隆等17名县级干部，并重新安排工作。2000年，作者到定西采访时，得知席道隆从地区水利局副局长位置上离休在家养老；2005年作者到定西采访时得知，席道隆已去世。

我们可以看到，通渭事件发起的时间和河南信阳事件是一样的，都是在1960年春节前后，过程也差不多。来自北/京的压力是不是来自国/务院或中监委，文中未提，但肯定不是来自m。到１９６０年１２月前，基本是按m定的调进行处理，反右，将责任推到当地干部头上，而且这些干部还是国/民党（用时髦的话说，这国/民党真是躺着也中枪）。甚至当地干部采取的一些救命的办法（保产到队，开荒种粮等这些方法后来刘周在调整期也同样做，又变成好的了）也被作为罪状。真正事件得到处理的是在１９６０年１２月西北局的兰/州会议上，张仲良被当场免去省委第一书记，改任第三书记，全面救助才开始。而这时的西北局第一把手正是刘的嫡系刘澜涛。

最让我惊讶的是在查找资料中，看到这期间还有一个“山/西寿阳事件”，事件官方描述是这样的：“寿阳的“挖粮集资”运动从1959年10月底发动，到1960年1月被z央制止，经历三个月时间，据运动后统计，全县283个管理区中，有259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435个生产队中，有11159户被抄家搜查，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49人之多。在和平建设时期，在一个县内，因个别领导的错误决策，在短短三个月内，造成如此巨大的人为死亡事件，不仅在全省，就是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d的政策和威望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度困难，生产无法组织，一时间民不聊生，疫病蔓延，牲畜死亡，人口外流，人心惶惶，全县城乡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z共山西省委查清事实后，撤销了王之一党内外一切职务，改组了寿阳县委、宗艾公社d委，查处了133名犯有严重错误的d干部，追究了35名严重违法乱纪人员的法律责任，其中王维、苏景云等四名罪大恶极的刑事犯罪分子被处以死刑。”

（链接http://www.tydao.com/suwu/jindai/0708sy.htm）。

现在我们知道，在那个时期，一个县死亡349人已经是非常少了，而这样的事件被挖掘出来成为一个全国闻名的典型，实在费解。我查了一下当时的山西省第一把手的姓名，陶鲁笳，原北方局干部，刘的部下。

在1960年底同时被处理的省委第一把手舒同属于红一方面军系统，也和刘，周没有很深渊源，所以很快被抛了出来，也成为m刘周恶斗的第一批牺牲品。

同样在这一时期执行激进路线，发掘出“反瞒产”血腥政策的广/东省委第一把手陶铸，尽管在富饶多产的广东也造成了农民大量死亡（看过一个材料，原红四方面军的军长何畏也在广/东老家饿死），难民涌向香港，造成了国际影响极大的逃港事件，因为与刘关系良好也安然无事。

综上所述，我可以肯定，刘周对下面的现状实际了如指掌，当他们觉得时机成熟以后，有选择的挑选m的亲信掌管的省份进行揭露，以打击m。m在这种有组织的打击揭露之下，不得不节节退让，以至于在７千人大会上道歉，从此也交出一线指挥权，刘周人马重新走上一线，这一回合以刘周大胜结束（但在这场斗争中投靠刘周势力的大员们在文革中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陶和曾被整死，李，张，舒虽然也被批判，但无性命之忧，都安然度过了文革。吴在1967年死于医院，没受多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