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脑的历史27

傅志彬 文

自1960年河南、山东、甘肃问题爆发以来，省以下都在考虑如何使农民吃多点，农业恢复快点。过去是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因而z央在落实粮食征购、上调指标时深感困难重重。1961年11月中旬，各地上交z央的粮食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问题全面告急。有鉴于此，z央一方面精简城镇人口，一方面计划1962年向全国征购粮食820亿斤（其中上调150亿斤），比1961年多征100亿斤，结果下边反映十分强烈，表示无论如何很难完成。怎么办？为此，z央曾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粮食工作的同志开会，但没有解决问题。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出一个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打通思想。邓/小平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可是来那么多人，吃饭怎么办？他顺口说了一句话，各人带猪肉，带青菜来。

这次会议，各z央局第一书记虽然在接受上调任务时，表现得有些畏难情绪，但毕竟接受了150亿斤的盘子。负责粮食工作的李/先念如释重负，他高兴地说：讨论得很好。首先一条还是现在到明年六月怎么过的问题，搞得不好，城市里开不了饭。拜托各位把北京保一下，现在知识分子和干部病得很厉害。

11月12日晚上，邓/小平等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提议，向m作了汇报。m认为大家提议打通思想，开地委书记会议有道理。z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了。干脆把县委书记都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总结经验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z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z央，第二是省。z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会议搞十天，大会套小会。m还说，他准备在大会上讲话，z央各同志也讲一讲，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就这样，1962年初，中央要召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的事情，在m那里定下来了。

（链接http://baike.baidu.com/view/111392.htm）

从上面的文字我们可以读出这样几个信息：

第一，各地干部不再争相虚报粮食产量，因为他们知道这样他们也会倒霉——m的话不是很管用了。

第二，m不得不承认z央有错，但还想沿用过去的老套路，希望通过延/安整风的办法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事实上m在7千人大会上做的道歉不过是认为自己不知情，责任主要还是推在执行者身上。但这样的道歉并没有得到与会者的认可。与会者不敢与m公开说他的道歉不够，就转而向m的几个骨干开火，使得这些人先后被撤职。

第三，在七千人大会之前，m对自己在d内高级干部的威信已不自信（估计m对高饶事件和反右事件中吃的亏还心有余悸）,但对自己在下层干部中的威信还是很自信的，寄希望扩大与会人员范围，让底层的干部参加会议以抵消刘周在中高层干部上的优势（文革利用更低层的人打倒他不喜欢的官僚阶层雏形，根源可回溯到m在1927年利用乡村流氓打倒乡绅的做法）。不曾想，在大会上，刘公然向m叫板，否认m一直强调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说法（即错误是一个指头，成绩是9九个指头），认为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实际是直指m是祸首了。而让m惊恐的是，与会代表们几乎都默认了刘的说法。省委书记中m的几个主要支持者如吴芝圃（河/南），曾希圣（安/徽），张仲良（甘/肃），李井泉（四/川）受到了集中攻击，这时，只有林/彪跳出来支持m。可以说，没有军队的坚定支持，m是撑不过这场风波的。刘，周失去了彭在军队里的影响力，已经没有战胜m的可能性了。当然，此时的刘，周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在全国布局，希望把m重新推上高高的神坛，不要乱说乱动，自己掌握实际的权力（说心里话，这刘，周与m共事这么多年，仍然看不出m的嘴脸，不知权力争斗的残酷，实在是智力，历史知识都有限）。经过这次大会，m也对全国掌握实权的干部们从上到下统统失去了信心，这也许就是为什么m在文革中要打烂除军队外所有机构，让造反派夺权的真正原因。因为这帮经过十几年严格洗脑的年轻人已完全将m看成了神，m可以完全控制他们。m希望通过这些被洗脑彻底的信徒们彻底掌握国家的机器，贯彻自己的意图，使z国真正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刘通过造神而上位，但他不知道，神一旦上位，就是需要祭品的，这造神之人往往会成为最大的祭品。否则，很难解释m为什么要摧毁所有的权威机构，自毁长城，迫害为他卖命的各级干部的奇怪行为。

从上面开始的文字中我还注意到，当时“z央计划1962年向全国征购粮食820亿斤（其中上调150亿斤），比1961年多征100亿斤”。而在1961年，国内很多工业项目下马，大批人员回乡，这就是著名的“下放”（这个词已是我童年里经常听到的词语，父母的很多同学，同事，老乡曾经历这些遭遇）。全国有１千万人返乡务农，这说明1962年需要粮食供应的人口至少比1961年少，而且大量工业项目下马，需要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的原材料也应大大减少，所需粮食应该大量减少才是，为什么不减反增，还需要比1961年征调更多的粮食？多征调的粮食明显不是为了供应增加的城镇人口的，而且，当时各级官员都知道大面积饿死人，却还要不顾民众的生死征调更多的粮食，这不是明显的让更多的农民饿死吗？

前文中在谈原子弹所耗费的资金时，披露1962年当局曾讨论是否原子弹下马，说明原子弹研制所需资金极大（前文已分析过了），已经让当局难以为继了，因为为了筹集这些资金（硬通货，以便在国际市场上支付购买研制原子弹所需原材料），中共只有增加农副产品的出口以换取硬通货。而1961年已经大量饿死人，还要不要继续征调粮食，加大出口力度才是1962年当局讨论的原子弹是否下马的主要原因。而这增调的粮食必然是为原子弹研制筹措资金，否则我找不到任何理由。m知道，手里有了原子弹，就有了在国际上讨价还价的筹码，就有了做gc世界领导的本钱，他的权力才有更好的保障。

图中是青/海海北州海晏县原子弹研制基地的主办公大楼，我在2010年夏天访问这个被废弃的基地时，这幢建于50年代末大楼里老式电梯还在运行，楼体墙厚达半米，历经50多年的地板依然完好无损，可见当时的做工，材料多么精良，耗费是多么巨大。如今整个金银滩依然遍布当年的实验设施，有独立的电厂，还有独立的生活区，规模极其庞大。

从时间上看，1960年初已发现大规模饿死人现象，为此在1960年就先后处理了山/东，河/南，甘、肃三省的一把手。可以肯定，m，刘，周是知道实际情况的。而在接下去的1961年，1962年中，一是继续采取公社化政策，大办食堂，绑住农民的手脚，扎住农民的嘴，二是继续加大粮食征调量，这基本是有意要加大死亡数量的路数【可见其毒】。我在查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1960年前后的历史时发现，曾在1961年初在安/徽省试行包产到户，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到1961年秋，安徽粮食产量增加了近40%。曾在采取这一行动征求了m的意见，m同意在小范围内悄悄的进行。但在1961年12月，m要求曾取消这一政策，曾居然不同意，认为农民刚好一点，还是让农民接着搞。结果曾失去m的信任，在转年的7千人大会上遭到猛烈批判，被免去安徽第一书记的职务，理由就是省内饿死的人多，搞包产到户。而安/徽饿死人很多这件事其实在1960年就有大量事实披露，但曾非但无事，还接替同样因为饿死人多而下台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兼任两省的第一书记，可见曾在m心目中的位置。从m对曾态度的转变，我们可以看到，m对农民的死亡是无动于衷的，对能增加农民存活机会的办法不感兴趣【何其毒也！】——m更关心的是别的东西。杨继绳在《墓碑》中计算出，大饥荒饿死3700万人以上，少生了4000多万人，两项相加已达到8000多万，加上历次运动被杀的人，离一个亿就不远了。曾经网上传说的《z苏秘密协定》中规定z国需要减少一亿人口的目标似乎已经达到，难道说真有这个协定？

总结起来，农业上的错误政策及体制造成了农业生产效率降低，产量下降，而穷兵黩武，耗费大量资金、资源打造核武库，以至于民生凋零，饿殍遍地是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z国大饥荒的主要原因，在９０年代末发生在北朝鲜的大饥荒和z国的大饥荒如出一辙，而当局的冷酷，残忍让我现在想来还是不寒而栗！至于是不是有意要这样做，已达到减少一亿人口的目的，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但从1961~1962年z共的政策来看，是符合这种猜想的。

另一个引起我注意的现象是那些最先暴露，也揭发最深的大饥荒事件的省委书记都是m的爱将。而既是m的爱将，同时又和刘周阵营中的主将邓/小平关系良好的四/川第一书记李井泉虽然罪孽深重（四/川一省饿死人数就过千万，超过全国饿死总数的四分之一）则不仅被揭露的晚，而且在事件披露出来后还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在七千人大会上李遭到严重攻击，与会代表强烈要求追究李的责任，而后邓亲自参加对李的批判会，保李过关。由此我对这几个事件的过程和背景做了一番研究，从中发现了事件背后刘周势力的背影。

前面提到的安/徽省一把手曾希圣治下的安/徽，1960年死亡人数不少于山/东，没有被刘周势力打击（周早知安/徽大量饿死人）反接替了舒同的位置，身兼两省一把手，原因不仅是曾得到m的信任，同时也因为这曾希圣是周长期的部下，原军委及南方局的干部，周是不会选曾开刀的。

反过来，河/南的吴芝圃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我们先看看河/南信阳事件是如何爆发的。资料是这样记载的：

“1960年2月，内务部派一位处长前往信阳视察灾情。被停职的张树藩复职并陪同到息县和淮滨视察灾情。所到之处哀鸿遍野，举目凄凉，很多村庄无人烟。处长向张询问，灾情严重，是否有死人状况，张回答有，而且应该不少。只是由于自己1959年9月后一直被批斗，对全区状况不了解，估计饿死在20到30万人之间。这位部长感觉事态严重，立即进京汇报。与此同时，卫生部也收到了河南固始县委和省医疗队联合发送的关于固始县病情和灾情已经致死五万多人的电报。

内务部领导听取报告后，立即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报告，习随即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汇报。此时，卫生部将固始县委和省医疗队的电报也转报中央监委，信阳事件由此初步揭开。4月，吴芝圃对路宪文说，信阳死了些人，你总结下经验教训，向中央写个报告，检讨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顾虑。不要调查，死人问题调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让县委书记估计报一下就行了。7月，河/南省委在鸡公山召开信阳地委扩大会议，由路宪文做检讨，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被逮捕法办，以向“z央交代”。

与此同时，董必武派李坚、李正海前往信阳调查，调查遭到河/南省政府的层层阻挠，但他们排除万难，深入基层，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初步调查后有据可查的饿死人数为七十多万。调查组回到北/京，向z央监委、中组部主要领导汇报。

1960年10月21日，zgz央组织部、z央监察委员会四名干部提交了一份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24日，李富春将其呈送与m。26日，M批示道：“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将情况报告周，中央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则向周呈送了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26日，在m召集的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个大区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会议上，河/南省委负责人汇报信阳事件后，“大家十分震惊”。周随后召集国务院紧急会议进行讨论，决定成立z央工作组，王从吾任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为副组长，深入信阳进行进一步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