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阶级斗争、阶层和阶级斗争

作者：侯工

 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断言：“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结论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两个阶级是矛盾的统一体，阶级之间只有斗争，统一体就不可能存在，所以除了阶级斗争，必然还有阶级合作，而且阶级合作才是历史的主流。　　 

　　提要：

　　1、阶级是指人类社会里归属不同政治地位、经济状况的可能含有对抗性矛盾的集团。历史上只有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2、阶层是阶级内归属不同经济状况的团体。同阶级的阶层之间一般不存在对抗性矛盾。

    3、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互以对方为存在的条件。维系两个阶级关系的介质是社会的物质财富。缓和阶级矛盾的主要方法是提高生产力，同时改善物质财富的分配制度。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可以促使制度民主化，从而使阶级自然地消亡。

    4、民主国家无阶级而有阶层，不存在对抗性矛盾；专制国家有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可能存在对抗性矛盾。

5、马克思学说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马克思学说首先在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民主社会主义辉煌的成就。

    以前在学术界对阶级和阶层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它和阶层、等级的意思及作用大致相同，都只是对于人们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的大概的划分。我认为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必须给阶级和阶层一个严格的定义：阶级是指人类社会里归属不同政治地位、经济状况的集团。阶级有政治属性，也有经济属性。当阶级之间处于斗争时期，阶级表现为政治属性；当阶级之间处于合作时期，阶级表现为经济属性。阶级之间存在政治、经济利益之争，如果处理不当，容易产生对抗性矛盾。阶层是阶级内归属不同经济状况的团体。阶层一般没有政治属性，仅有经济属性。阶层之间一般主要是经济利益之争，不存在对抗性矛盾。在健全民主制社会里没有阶级只有阶层。

    阶级的划分，必须满足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阶级以经济上占有财产的多少来划分；另一方面，阶级又由政治上属于统治集团或被统治集团的地位来划分。阶级关系是以阶级合作为主，阶级斗争为副的。阶级合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绝大部分时间是以阶级合作的状态存在的。阶级斗争是由于社会生产的生活资料不能满足大众的需要，阶级合作出现不协调的情况下偶然发生的事件。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阻力。阶级斗争以及由阶级斗争引发的战争给人类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

人类社会在阶级合作时期，经济属性起主导作用，而在阶级斗争时期，则是政治属性起主导作用。两个阶级互以对方为存在的条件。维系两个阶级关系的介质是社会的物质财富。物质财富越充足，两个阶级的关系就越融洽，物质财富越贫乏，两个阶级间的矛盾就越激化。缓和阶级矛盾的方法是提高生产力，生产更多的物质财富，同时改善财富的分配制度，使广大劳动者公平地享受自己创造的劳动果实。

阶级是一种自然属性，是自然形成的。阶级存在的唯一条件是必须有统治者。有了统治者组成的统治阶级，同时也就有了被统治阶级。在一个国家内，统治集团拥有最多的财产和最高的政治地位，自然就成为强势集团即统治阶级，其他人也就自然成为弱势集团即被统治阶级。人类社会自从奴隶社会以来，只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的特征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有统治权和镇压权。因此阶级之间有可能产生对抗性的矛盾和斗争。

人类第一个伟大进步是由猿进化为人，从而进入原始社会；第二个伟大进步是私有制引发的奴隶社会的产生：在原始社会，由于人类发明了弓箭、长矛、陷阱捕猎工具，学会了种植粮食和饲养牲畜。产品除了满足吃穿以外还有剩余。有了剩余就有了私有财产，接着就产生了部落间争夺私有财产的战争。有战争就有俘虏。开始时，由于物质还不能养活俘虏，人们抓到俘虏就把他们杀掉。后来物质丰富了，人们抓到俘虏就把他们养起来，让他们干活，这些俘虏就成为奴隶。这样，人类的第一个阶级社会就产生了。在奴隶社会分为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俘，他们结束了战乱的恐怖生活，转而开始了安定平和的生活，这无疑是一种伟大的进步。奴隶主和奴隶开始了长期的阶级合作，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封建社会产生的原因，也是由于生产工具的改革和进步，出现了金属工具，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促使生产力提高，提高了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当社会物质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封建社会的胎胞在奴隶社会的母体中孕育成熟了，封建社会就从奴隶社会的母体中自然地分娩出来了。封建社会是人类社会第三次演变，是人类社会第三次伟大进步。

在历史界，一般认为封建社会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分封制的国家结构，欧洲从9世纪到大约15世纪，是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夏商周先秦时期的国家结构，夏商时期以中央王朝和万千方国（方国也称邦国，古代以城邦为基础的国家形式。万千，指其数量多。）结合的方式出现，周朝则以天子和诸侯国的形式出现，也是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的这种国家结构，到秦朝就结束了；二是指社会形态，是以地主阶级占有土地，雇佣农民耕种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形态，中世纪的欧洲和公元前475年至公元1840年的中国就是这种社会形态。 

    马克思曾声明自己的关于历史阶段划分和社会革命的理论仅适用于发达的西欧而不适用于其他落后国家：“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即社会革命），限于西欧各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9卷第430页）但其后的列宁、斯大林等人违背了马克思的旨意，将这一史学的适用性推向全世界，造成了巨大的错误。

    不同于欧洲的是，中国自从秦朝以降，就结束了封建制，进入王权专制的农业社会。王权阶级（包括王权附属的官僚阶层）成为统治阶级，其他的社会集团就成为被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主要分为地主阶层、农民阶层、手工业者阶层。

    由于金属冶炼技术的进步，使农业普遍采用铁器农具，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人类又利用钢铁发明制造出机器，以机器代替人力，实现了人类第四次伟大进步——工业社会。

在工业社会初级阶段，由于残留有旧的农业社会的痕迹，还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还有阶级的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当工业社会发展到中级阶段以后，大工业生产产品的生产、销售、资本的运作、科学技术的研发、大量的商贸往来，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的法律问题、大量的社会问题、大量的信息处理……由一个君主管理国家显得力不从心了。专制制度已经成为生产力的桎梏，于是人类社会就自然地提出民主制的要求，国家制度就会转向符合各个阶级和阶层利益的民主制。在国家实现民主制的条件下，政府失去了统治功能，只保持了管理职能，这样，统治阶级就自然消亡了，因而阶级也随之消亡。阶级消亡了，当然也就没有阶级斗争了。

    由上述的历史事实说明：人类社会自从有了阶级存在，就一直存在着阶级合作，阶级合作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人类的历史主要是阶级合作的历史，阶级斗争是在阶级合作不协调情况下的偶发性现象。

    在封建社会有两个阶级：原来的奴隶主阶级演变为地主阶级，相对应的奴隶就演变为农民阶级。过去理论界曾错误地认为由于奴隶阶级对奴隶主阶级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推翻奴隶主阶级，然后产生了封建社会。这个说法是完全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是非常荒谬的。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奴隶和奴隶主两个阶级长期的合作，生产了更多的物质财富，身为奴隶主统帅的国王有了更多的奴隶和国土，才产生了分封领地的封建社会。受封的诸侯就是原来的奴隶主阶级。他们成为新生的封建社会里的地主阶级，而原来的奴隶阶级就自然地成为封建社会里的农民阶级。他们被统治的地位并没有改变。

    在分封制的国家里，地主阶级掌握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所以，地主阶级既是统治阶级又是领导阶级，主导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在生产方面，地主阶级只有依靠农民阶级才能获得物质财富，因此，两个阶级的合作是主流。

    在中国秦朝以后的王权专制社会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帅土之滨，莫非王臣。王权阶级不仅掌控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而且掌控着臣民的生杀大权。这样实际上就形成不同于分封制社会的阶级：帝王及其组成权力机构的官僚集团属于王权阶级。王权阶级内又分为皇家阶层和官僚阶层。皇家阶层和官僚阶层是合作关系，两者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官僚阶层是为皇家阶层服务的。两个阶层间和各个阶层内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一般通过协调可以得到解决。特别事件也会产生宫庭政变，宫庭政变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内部矛盾激化的特殊形式。和王权阶级对立的是庶（黎）民阶级。庶民阶级内又分为地主阶层（在封建制里是统治阶级，在帝王制下就沦为被统治阶级了）、农民阶层和手工业主阶层。各阶层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合作关系。有地农民成为自耕农；少地或无地农民租地主的土地耕种；手工业主自食其力。雇佣农民和地主互相依存。地主如果过分地剥削农民，就会削弱农民的生产力，也就是损害了地主自身的利益，所以地主和农民间双赢的结果对地主更为有利。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主要是经济上的纠纷，如果不是人为挑动，地主和农民一般不会有对抗性矛盾。

    在和平时期，王权阶级和庶民阶级之间是合作关系，这个时期是社会发展期。如果王权阶级加重了对庶民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破坏了生产力，使社会财富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只有当这种情况超过了临界点，庶民阶级才会起来革命，这时阶级之间的合作关系就转化为斗争关系了。但是，阶级斗争只会阻碍社会发展，甚至拉着历史的车轮往后退。当起义的庶民阶级推翻王权阶级后，就成为新的王权阶级，进入新的轮回，对社会进步没有丝毫贡献，只会带来战争的创伤。

    在工业社会，存在两种国家政权，一种是一党专制的国家政权，这种政权具有过渡性质，一般不会长久；另一种是多党制的也就是民主制的国家政权，这种政权将会伴随整个工业时代。

    在一党制的国家里，分为权贵阶级和平民阶级，权贵阶级内又分为核心阶层和官商结合阶层，两者间主要表现为合作关系，在特殊情况下核心阶层内也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发生政变。政变是统治阶级的窝里斗，不属于阶级斗争。在平民阶级内又分为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两者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经济利益方面，一般不存在敌对矛盾，不会产生阶级斗争。平民阶级和权贵阶级之间存在着对抗性矛盾，如果解决不好，就会产生革命(暴力的或非暴力的)。

    在民主制完善的国家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主权在民，没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分，所以民主国家只有阶层没有阶级，自然就没有阶级斗争。民主国家主要分三个阶层：富人阶层，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工人们大都持有公司的股票，成为公司的股东。不少人还拥有自己的楼房和汽车，所以工人们已经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在这些国家里，马克思定义的“无产阶级”是不存在的，只存在工人阶层，无产阶级已经自然消亡。又由于在这些国家里普遍实行了股份制，资本与企业经营已经分离，所以马克思定义的“资产阶级”也是不存在的，原来的资产阶级已经蜕变为企业的大股东，这些大股东和高收入的明星、发明家等人组成了富人阶层，而被董事会聘请的企业的经营者——厂长和经理，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高收入人群组成了中产阶层。这三个阶层基本上不是敌对阶层，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一般存在经济纠纷，通过法律可以得到解决。民主制的国家政权基本上是符合国民利益的，因为民主制有自我纠错的功能，当国家政权偏离公民利益时，公民就通过监督机制促其改正，或者通过选举更换国家政权。由于工人大小也是个股东，公司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休戚相关，工人劳动的积极性就会自发地产生。企业管理者和工人的关系是合作的和融洽的，基本上没有对抗性矛盾。当两者产生矛盾时，一般通过协商、谈判可以得到解决，必要时还可以通过工会组织领导的非暴力的罢工、示威游行等方式解决。而且，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可以通过议会选举取得政权，实行对劳资双方都更有利的政策，一般会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和改善工人的经济状况，实行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失业救济和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由于工人阶层有这么多渠道维护自身的权益，暴力革命就没有必要了，流血事件也就不可能发生了。人家都知道生命是最宝贵的，有谁愿意抛弃美好生活和宝贵生命去进行暴力革命呢？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企业主也懂得必须善待工人。如果分配不公，工人就会消极怠工，甚至跳槽、罢工，造成企业的重大损失；工人在动荡不安中经济上也受到损失。显然，只有实现企业主和工人双赢才是最佳选择。在民主制国家，由于效率先行，兼顾公平，阶层间以及各阶层内团结合作，社会和谐稳定，因而生产力得到巨大的发展，国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相应的提高，从而使科学技术得到飞跃的进步、文化艺术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社会文明和道德也得到快速的提升。在发达的民主制国家里，贫富两头小，中产阶层最庞大，呈现橄榄形结构，这是最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中产阶层成为富人阶层和工人阶层的连接体，中产阶层越强大，连接体就越坚固，社会也就越稳定。中国如果想社会稳定，就不能靠武力维稳，而必须靠发展和壮大中产阶层。

　　我将资本主义分为三个阶段：血汗工厂的初级阶段，健全民主制的中级阶段，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以北欧西欧的瑞典、丹麦、芬兰、挪威、英国、德国、法国以及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大洋洲的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为代表，这些国家实行私有制、个人所有制（雏形）和公有制混合的所有制形式，实行累进计的高税收制，实行社会高福利政策。健全民主制有很高的效率，但是公平稍差，社会矛盾比较尖锐。因此美国也正在步入社会民主主义——1911年3 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医保方案。最后所有国家都会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原因是：民主与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公平和公正也是一种生产力：公平和公正消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因此提高社会生产力。

　　在人群中人为划分阶级是违反客观规律的，是极其错误的，这样就会人为制造矛盾和斗争，造成人间灾难。有的政客为了夺权需要，或者夺权成为统治者后，为了把人民分而治之的目的，他们最需要做的就是人为地把人民划分为很多阶级，为其所用。错综复杂的阶级划分，使人民碎片化而成为一盘散沙。例如，毛在夺权时，在上世纪20年代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把中国人分为地主阶级、大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等五花八门的阶级。他在1927年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又把农民和地主两个阶层细分为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土豪劣绅阶级，中农阶级、贫农阶级……其目的就是制造社会矛盾、分裂人民、引起人民内斗和混乱，以便乱中夺权。他在《报告》里说：“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岂止一点子?)。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毛就是依靠恐怖手段来达到其夺权目的的，在夺权后又靠恐怖手段维持其独裁统治。毛利用农民作炮灰夺取了政权。登基后他俨然以封建帝王自居。他欣然接受臣民对其三呼万岁。他把个人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独断专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为了维持个人的独裁，对人民实行分而治之。他把全中国人民划分为下列的阶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富农阶级、上中农阶级、下中农阶级、贫农阶级、雇农阶级、坏分子、反动会道门、右派分子、中右、右倾、反革命、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叛徒、内奸、工贼……文革中又人为地划分为党内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黑帮、左派、右派、红五类、黑五类、造反派、保皇派、反动组织、现行反革命……“阶级敌人”满天飞，搅得国人眼花潦乱。毛泽东趁机挑起了全国大规模的全面武斗、内战，制造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毛人为地划分阶级，挑起阶级斗争，制造党内、军内、工农劳动大众内和人民内的窝里斗，流血杀人事件濒濒发生，公然制造党军民的分裂和内乱，造成社会动荡，人间悲剧由此层出不穷。

　　当国家政权符合国民利益时，阶级关系就处于合作期，阶级的界线是模糊的。阶级间和阶层间的矛盾是轻微的，只是一些经济上的纠纷，通过协商和法律可以得到解决。阶级合作期是人类的和平建设的理想时期，生产力得到很好的发展，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国家就自然繁荣富强。其实人类的本性是厌恶斗争的。无谓斗争的结果必定是两败俱伤，实际上等于自伤和自杀。人们愿望各阶级、各阶层做到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只有民主制才能做到。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享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国民得到充分的教育，使每个人能够得到独立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里科技才能得到快速发展。

　　国家的政权怎样才能符合国民利益呢?主要是由民意在国家政权中所起的作用而定的。在君主制时代，当君主尊重民意，对人民施以怀柔政策时，就是阶级合作期，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团结一致。例如历史上唐朝的贞观之治，在唐朝贞观年间，唐太宗能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广开言路，重用魏征等诤臣，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国力也相应强盛。

如果君主违背了民意，国家政权就不符合国民的利益，阶级关系就处于斗争期，阶级的界线就明显化了。如果统治阶级加重了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掠夺导致民不聊生时，民众就会揭竿而起，这叫做官逼民反。在中国，由于王权阶级的权力不受监督和控制，所以容易产生腐败。统治阶级对庶民强征暴敛，打击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力，使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不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激化了阶级矛盾，引起阶级斗争，导致农民起义。战争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在秦末的战争中，被杀死亡人数竟高达人口总数的70%，更加严重的是三国时期，公元156年人口5007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为140万，活下来的人只是原来人口的2.8%！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万；损失了98.3%。正如一首诗里所说的：“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多次这样的农民起义，有的成功了，如农民起义的首领朱元璋，1356年加盟起义军，1368年推翻入侵的蒙古族统治者而成为新的统治者。明朝15、16世纪时，正处于欧洲工业文明开始兴起，封建制度趋于崩溃时期，但是，由于明朝继续遵循僵化的儒家思想，夜郎自大，对西方文明熟视无睹，与工业文明失之交臂。到了明末17世纪，欧洲工业已经普及，整个社会蒸蒸日上时，明朝却走向末路——在1644年三月十八日被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推翻。但是，李自成毕竟是农民出身的流寇，进京后大肆搜掠钱财美女，终于腐败溃烂而在短暂的胜利后于同年四月败于清兵。清兵以区区17万兵长驱直入中原，对汉人犹如斩瓜切菜，在清兵的屠刀下，那真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明成祖（1403～1425）时全国人口为六千万。明末已经增至一亿。而满清入主中原后，到清世祖（1644～1662）时全国人口只剩下一千四百万人了——只剩下百分之十四了（除了主要清兵外，还有张献忠、李自成的“功劳”）。一个小小的扬州，就被杀害了八十万人。满族征服汉族，靠的就是屠杀。

以儒家思想为宗旨的汉族中国，第一次，宋朝的儒学发展鼎盛期亡于蒙古族，本应痛定思痛吸取教训，但是汉族过分迷信自己传统的儒家文化，明朝复国后并没有摒弃儒家文化糟粕，反而甘之如饴，结果再一次亡于满族。这是汉族被同一块石头绊倒第二次。可悲的是，满清亡了明朝，不知道明朝亡于儒教，不但不抛弃儒教，向欧洲先进文化学习，反而继承了儒教，那就注定清朝逃不脱灭亡的宿命！更可悲的是，今朝为了抗拒普世价值，当前儒风又起！

中国的农民起义，有的失败了，如明朝末年的张献忠（1628年起义，1647年失败）、李自成（1629～1644）、清朝的太平天国（1851～1864）。无论成败，自始至终都是老百姓遭殃。即使农民起义胜利了，也不能改变新生政权的性质，依然如故——穿新鞋，走老路，打倒旧皇帝，产生新皇帝——仅仅是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对换了位置，造成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而已，并不能象同时代欧洲那样（主要靠政治改革和科学进步）使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上升到高一级的工业社会。与欧洲相反，中国国家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并没有产生质的改变。

    新产生的统治者有可能比旧的好，也有可能比旧的更差，这与执政者的素质有关。例如，汉朝比秦朝好，唐朝比隋朝好——汉、唐在初期实行了怀柔政策。但是毛时代就比民国差，因为毛本人素质低劣，他建立的制度落后于民国，民国是共和制，毛是帝王制。

    历史证明：如果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是不会起来造反的；当人民觉得活不下去了，才会起来造反的。农民起义和各国之间的战争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造成人类社会历史的大倒退。每个新朝代产生后，社会都要经过漫长的恢复期，然后才又慢慢地发展起来。 

    国家制度与生产力是密切相关的。君主制只适合农业社会，因为农业生产比较简单，社会产生的矛盾也比较简单，通过君主的人治就能解决，并不需要健全的法制。但是，当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生产力发生了质的变化，生产复杂化了，商业和金融业有了大规模的发展，生产、商贸产生的复杂的矛盾和纠纷，必须通过健全的法制才能解决。君主制的人治就不适合了。大机器的出现以后，进入工业社会，就会发生生产关系和国家制度的变革，君主制就让位给民主制。英国最早实行了这个革命，早在1688年就实现了君主立宪制——君主交出了实权，成为虚君，国家实行代议制民主。英国是人类社会第一个实现了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的国家政权是符合国民利益的。在民主制国家内，由于主权在民，所以没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只有企业主阶层、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三个阶层之间有合作，也有矛盾，但是，这些矛盾是可以通过民主政府调节解决的。政府主要是通过选举、法律、税收、福利、股份制和慈善等手段，抑制垄断资本，提高工人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避免发生革命和斗争。因此民主制后的英国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使其迅速发展成为强大的日不落帝国。

    党国制只适合落后工业，当工业发展了，党国制也要让位给民主制的。这是历史的必然。党国制国家权力掌握在个人或集团手中。国家权力不受国民监督，民意不能有效地进入国家权力中心。国家权力拒绝人民监督，就容易产生腐败，也就违背了国民的利益。这样，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就会激化。革命(暴力的或非暴力的)就有可能发生。当然，革命的成功与否，还取决于双方力量的对比。工业社会需要民主制，只有民主制才能保证工业社会的健康发展。民主制就必然成为历史的潮流。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长期阻止民主制，民主制总是要实现的，民主的力量终将取得胜利。旧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容纳先进的生产力的时候，社会变革就会自然地产生。生产力产生了改变必然促使社会制度产生变革。这种变革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旧的国家政权顺应历史潮流，主动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苏联共产党政府、东欧非民主政府和台湾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党魁蒋经国，能把握历史机遇，开放言论，开放党禁，实行民主宪政，终于实现了民主竞选领导人，为中华民族书写了新的篇章。蒋经国以实际行动否定了“中国人不适合民主论”、“素质论”和“国情论”。这种通过和平的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的民主转型是最低成本的理想方式，蒋经国也因此以无比光辉的形象永载史册；另一种方式是统治者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结果就有可能被国民用暴力革命推翻，然后再实行民主制，例如利比亚和埃及。这种方式国家和民族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样的独裁者必将遗臭万年。今上如果能够顺应历史潮流，自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主动实行民主宪政，就能化解矛盾和斗争，使社会平稳地过渡到民主制社会，必然是与日月同辉的中华最伟大的民族英雄。

    有的国家，由所谓的“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且将全国财富夺到手中。这时的原来的无产阶级仍然是无产阶级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例如在苏联，当无产阶级掌握了财产以后，并且取得统治权，实际上他们就由无产阶级变为新兴的资产阶级，这是由资产阶级的性质决定了的。这样的国家把全国的财产收归“国家”（实为统治阶级）所有，就形成了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是比普通资本主义更残酷的，远远超过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在民主国家里工人有自己的组织——工会，甚至有自己的政党——社会党、工党等，工人可以进行合法的竞选、罢工、游行示威等方式争取自己的权益。工人还可以买进公司的股票而成为公司的股东，成为有产阶级。而在苏联一党专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统治下，工会是统治阶级的帮凶。工人没有罢工、游行示威的自由，也没有选举、监督国家领导人的权利。劳动者在国家资本主义的统治下是纯粹的无产阶级。由于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受“国家”（实为官员）控制，工农大众只能沦为奴隶。实践证明，有恒产才能有恒心，没有个人的财产，也就没有个人的自由，也就没有个人自由的发展。

    早期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曾错误地以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如果这一结论成立的话，人类天天搞阶级斗争，哪里有时间和精力搞生产？人们就算不被频繁的阶级斗争斗死、被战争的战火烧死，也要因为没有粮食而被饿死。整个人类社会早就被阶级斗争消灭了。就好比一棵花草，也有开花的时间，但是开花时间比叶子的时间短很多，有的甚至昙花一现，总不可能说花朵是花草生长的动力吧？谁都知道，叶子的光合作用才是花草生长的动力，而花朵是要消耗营养的。后来马克思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于1852年3月5日在《马克思致约•魏德迈》这封信里对上述结论作了重大修正：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马克思以此提醒人们不要把阶级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经过反思后，马克思认识到，即使是在具有历史合理性的阶级社会中，各阶级的根本利益也是一致的；阶级对立也只是以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为基础上的有限对立，而不是你死我活的彻底对立和决裂。这是因为，

“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2页。]

    而共同活动的前提就是人们的根本利益相互一致，阶级之间只有相互合作才能生产物质财富，也才能使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共存共荣。恩格斯说得好：

“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下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在这时，“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会占支配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156页。]

    恩格斯指出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善使工人阶级在政治经济各方面总体上得到实际的好处，即使资本家获得较多的财富，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根本利益也能达成一致。据马克思恩格斯这些理论，当社会发展到成熟的民主社会以后，通过对资本家适当征税再将财富分配给工人阶级，缩小贫富差距，使无产阶级成为有产阶级，无产阶级就自动地消亡了。

    国家政权是否符合国民的利益，关键在于是否认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核心是人的价值，是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普世价值就是要把个人的利益摆在第一的位置。相反，如果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就是反人性的，就是反普世价值的，也就是违反国民利益的。从来就没有抽象的国家利益，离开国民利益的国家利益是不存在的。个人利益的集合就是全体国民的利益，也就是国家利益。统治者往往鼓吹国民要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可是他们从来没有牺牲过自己的利益，说明他们无非是要把国民的利益掠夺到自己手中罢了。

    当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认可普世价值的时代，也就是所有国家都实行民主制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由于价值观相同，就缓和了国家间的矛盾。如果价值观一致了，就可以避免战争。在民主制国家里，国家政府如果要发动战争，必须得到国民的同意。人民的本意是要和平的，当然反对政府卷进战争的旋涡。没有战争，世界大同就可实现了。

　　综上所述，在国家的职能主要起统治作用时期，社会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奴隶社会是人类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主阶级是统治阶级，奴隶阶级是被统治阶级；在欧洲的农业社会，主要表现为封建制，地主阶级是统治阶级，农民阶级是被统治阶级；在中国的农业社会，主要表现为帝王制；王权阶级是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是由地主阶层和农民阶层构成庶民阶级。在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有的国家就产生了一党专制的特殊形式。一党专制与帝王制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国家政权仍然起统治作用。社会仍然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当社会完全实现工业化以后，帝王制和一党制都不适合先进生产力的需要了，所以必然会实现民主制。民主制的国家政权已经失去统治的职能，主要体现为管理的职能，因此统治阶级就自动消亡了。

    在同质的社会里，阶级合作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阶级斗争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生产工具的进步才能提高生产力，继而推动社会进步。当生产力的发展由量变超越临界点，生产力产生了质的变革的时候，旧的生产关系已经容纳不了先进生产力的时候，某些阶级斗争（不一定是暴力的）才起了助产士的作用。这样的革命才能催生新的社会形态和新的生产关系。属于这种性质的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是不多的：如英国的英雄革命（和平的）、法国大革命（暴力的破坏力极大的其后果不良），俄国迫使沙皇尼古拉二世逊位的二月革命以及中国的辛亥革命基本上是和平的，这几次革命结束了封建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样的社会变革（有暴力的和非暴力的）是历史的必然，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象列宁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解放战争就不属于这种革命，这两次革命分别是对上一革命的反动，即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封建专制的复辟。

    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中级阶段逐步健全了民主制。由于民主制以和平方式消灭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于是就逐步建成民主社会主义而进入资本主义高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开始孕育社会主义胚胎。所以，当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到民主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以后，人类社会就可以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了。现在，人类已经开始第五次伟大进步——以计算机为工具的智能产业化，国家制度以及生产关系也必将进行相应的改革，这样才能适应蓬勃发展的生产力——这就是当前世界发展的潮流。

    人类的社会实践证明：历史不是由某些英雄豪杰创造的；历史是按照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运行的。人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顺应历史潮流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