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马克思》（85）——马克思论权力约束

作者：侯工

马克思认为权力来自国家全体人员，认同卢梭主权在民的思想，反对独裁专制。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摧毁旧国家机器后所建立的新政权的性质作了明确的判断：“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马恩选集》）第二卷第377页）这种民主制度借鉴了资本主义的议会选举的共和制。政府工作人员由全体人员投票产生，并且接受全体人员的监督。马克思认为：“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2年版第三卷30页）

    关于民主制，马克思说：“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君主制却不是民主制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2年版第一卷第280页]

马克思对专制制度深恶痛绝，他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兼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2年版第一卷第414页]

他还指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有事实。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2年版第一卷第411页]

可见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与专制制度是水火不兼容的。其实，马克思虽然没有对无产阶级专政作出具体的方案，但是，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巴黎公社式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明确地确立了国家制度的主要政治原则：

“公社（指巴黎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总结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

    “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

马克思认为“国家制度只不过是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之间的协调，所以它本身必然是两种本质上各不相同的势力之间的一种契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2年版第一卷第316页]

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明国家制度的民主属性，因为民主就是允许不同政见和势力同时存在，各不相同的政见和势力之间以契约精神为依归，凡事通过讨论、谈判和协商来解决。

为了避免别人误解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论，恩格斯特作如下说明：

“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由于权力会产生异化，即使非常廉洁的政府，在失去监督的情况下也会腐化堕落。马克思指出：“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2年版第三卷222页）一个方向是遵循国民的意志，为国民争取最大的利益，另一个方向是假公济私，以权力寻租，监守自盗，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

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政权在民主制尚未成熟前的腐败，以及民主制成熟后的廉洁，在总结历史教训时猛然醒悟：当一个团体或政党取得政治权力之后，它更倾向于保持这种权力，而不是在一定的时候将权力交出——即使这种权力是在革命或建立平等社会的名义下取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权力就会产生异化，将会慢慢离开自己的初衷，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正如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夺取政权以后慢慢地腐化堕落一样，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也将会重蹈覆辙。针对这个问题，后来恩格斯做了专题分析：

“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起而掌握国家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这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状态下能够并且应该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是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是安然忍受这个变革。但是如果把每一个别场合的具体内容撇开不谈，那么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态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行动的；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人采取消极态度，没有进行抵抗，就造成了一种假象，仿佛这个少数人是代表全体人民的。

“从17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乎是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596页] 

    恩格斯说的“这些特征”，就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少数领导人就以为自己可以永远地代表全体人民，不需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将权力绝对化，甚至可能将提出异议的人打成反党分子予以镇压。恩格斯这些预言后来都全部变为现实。苏东波红色政权由腐化而垮台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