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研究》（56）——文革之殇

作者：侯工

1966年5月，一场惊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我正在肇庆封开县南丰中学读高一，陈敬之是我同班同学，林凤生和吴盛钊高我一届。他们出身好，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却因此惨遭杀害。

在毛泽东妄动下，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文化大革命就拉开了帷幕。1966年6月初学校就停课了。当时人们象无头苍蝇一样茫然无措。

一切只能按照人民日报的社论行事。其中最主要一条是按毛泽东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毛泽东发动文革，目的是要打倒政敌刘少奇。但是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实力雄厚。毛泽东显得势单力薄，于是决定利用年轻单纯的红卫兵为他火中取栗。

开始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要革谁的命，只看《人民日报》社论行事。《人民日报》说北京的红卫兵搞“破四旧”运动，一些学生也学着“破四旧”：一是到街上砸商铺的招牌；二是砸烂庙里的菩萨；三是禁止穿奇装异服；四是强迫剪掉男人的长发；五是把祠堂的字画铲掉。这股风刮到农村，一些人把极具文物价值的“侯氏合族祠”也拆掉了。后来上级派来工作组，将三分之一以上老师打成牛鬼蛇神，关进牛栏。

    1966-08-18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并对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说：“要武嘛。”红卫兵就普天盖地而来了，武斗之火也熊熊燃烧起来了。

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打倒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于是就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烂公检法。各级当权派都要挨斗，站乒乓球桌，挂牌，戴高帽，游街。

1966年10月上旬，肇庆师范来了4个红卫兵，大力宣扬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学校内就划分为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民、下中农及其子女）和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及其子女）。挑起学生斗学生，学生斗老师，给老师剃“阴阳头”，就是把一边头发剃光，然后要老师挂牌游街，开批斗大会。有的学生对老师拳打脚踢，搞得人心慌慌。

1966年10月中旬，红五类的有资格被选为代表上北京大串联。因为我出身贫农，属于红五类，加入红卫兵，并且被安排去北京进行大串联。在火车上，红卫兵多得象罐头里的沙丁鱼。在车上很多人的脚都肿了。我们整整坐了两天一夜才到达北京。在北京，我们住在天坛公园里搭建的草蓬里，白天就到北大、清华看大字报，看到清华的红卫兵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感到大惑不解。堂堂一个国家主席，怎么可以说打倒就打倒。当时我就有一种恐怖的不祥之感，预感到必有一场大乱。11月10日，我们被安排到天安门见毛。当时18岁的我，与其他十几岁的疯狂的红卫兵一样，手中军挥舞着红皮语录，“万岁！万岁”喊个不停，竟然跟着他们唱出：“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当时的我，简直就是一个十足的毛粉。可是在随后的血淋淋的残酷事实教训下，使我对毛泽东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价值观也随之发生根本的改变。

1966～1968年，在我的家乡南丰镇邮局门口，每逢墟日（赶集日），就有最少一个“坏分子”被当众打死。最凶恶的刽子手名叫植金姑，不是女的，而是个凶神恶煞的男人。他也不拿什么武器，只穿一双军用厚底大皮鞋。只要公社或各大队拉出一个“坏分子”，到邮局门口一站，他就上去飞腿猛踢，踢倒后就踩。他还有两个帮凶，一个叫崩牙苏，还有一个叫单眼炎。这两个就用木棍做凶器，打得那些人血肉横飞。残忍血腥的场面令人恐怖，目不忍睹，但是每次都围着一群麻木的人群观看。

有一天也是墟日，街上行人熙熙攘攘。突然行人纷纷避让。我定神一看，只见两个大汉每人拖着一条孕妇的腿在地上滑行，衣服全部刮到脖子处，一个大肚子在高低不平的石子路上颠簸，小石子上留下点点血迹。她被拖到邮局门口以后，就受到植金姑等人的拳打脚踢、百般凌辱。有人居然还往她的大肚子上踩，打了半个时辰还没有打死。最后这个女人哀求，让她到贺江水中淹死。刽子手们还算开恩，把她押到江边。这个女人跳进最深的龙湾潭。因为肚子里有婴儿而浮上来，刽子手就用竹竿把她按入水中溺死。这样，一尸两命就沉冤河底了。这个妇女是旧国大代表侯文威的女儿。1949年她不愿意跟随父亲到台湾，想不到有今天这样悲惨的结局。

就在我们村里也发生了这样随便杀人的事件。有一个劳改释放回来名叫阿七的“坏分子”被拉到学校旁边的白兰树下批斗，被几个人活活打死。这样无法无天的事在文革期间简直是司空见惯的。黑五类分子就被强迫义务劳动。

一个名叫于敏强的人，曾经是学毛着的积极分子，由一个普通民兵提拔为公社武装部长，后因随意杀死人而被撤职并且进了牢房。

    1966年12月26日，是文革热潮中的毛泽东73岁生日 。一贯不喜欢做寿的毛泽东令人意外地请了一次寿宴。受到邀请的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大部份成员。席间，兴致勃勃的毛泽东站起来祝酒说：“为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干杯！”这一句话当然不是毛某人的酒后戏言，而是他内心的真实表白。就在毛泽东预祝全面内战四天以后的1966年12月30日，上海两个对立的造反组织就发生了号称全国第一次大规模武斗的流血冲突。不到一个月以后的1967年1月25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石河子的一个汽车团的造反派夺取了枪支，准备夺权。当权派请出军队支援。结果双方发生枪战，两天之内一共打死29个人，打伤80个人。

大大小小的武斗开始在全国各地发生。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了“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宾馆抓走王力的事件。毛泽东就在距离王力住处百米左右的地方。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火速带着三架飞机从北京赶到武汉，将毛泽东转移到上海。“720事件”使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十分紧张。7月22日江青表示支持“文攻武卫”的口号。她在接见河南省群众组织代表时说：“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7月23日，文汇报公开发表了“文攻武卫”的口号。毛泽东没有料到造反派和军队公然对抗中央文革。他在1967年8月4号写信给江青，认为75%的军区和驻军支持右派，因此，他在信中提出“应大量武装左派”。9月5日，江青在接见安徽造反派时又说：“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9月9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号召学习江青9月5号的讲话。

可见这句祝酒话充分暴露了毛泽东就是全国武斗的总后台。由于毛泽东夫妻的鼓动和支持，从此武斗就一天比一天升级了。

    1967年1月王洪文在上海取得夺权胜利，这时毛泽东已取得打刘少奇的基本胜利。

串联回来后已到了1967年2月了，这时各种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陈敬之、林凤生、吴盛钊成立了“红旗”，他们的观点和广州中山大学“红旗”是一致的。

1967年3月，我的同班同学陈敬之在写大字报时顺笔涂鸦，在一张纸上写了“打倒XXX”，又在不远处模仿毛体写上“毛泽东”，结果被县武装部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县监狱长达138天。后来经审查，确实是无意中乱涂鸦，并不构成现行反革命，于是县武装部就把陈敬之放了，但是不作任何平反。因此激起广大群众的义愤，遂组织了1000多人包围了县武装部，进行绝食抗议，要求封开县武装部对陈敬之平反。由于县武装部拒不平反，随后，各界群众就成立了“615”造反派总部；另一部分人主要是机关干部和民兵就组成大联总。从此，县里的群众组织就分成两派，因此也就埋下了祸根。

这时全国武斗正如火如荼。文革前期广州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由高干子女组成，全部剃光头。由于他们的父母被毛打成黑帮，他们心里充满了对毛的怒火。他们经常做出一些过火的行为泄愤，以表达对毛和毛发动文革的不满。

广东主要是红旗派和东风派搞武斗。

1967-08-20广州发生“820血案”，下图是当时文革小报上登出的被打死红卫兵的照片，无数的青春少年就这样被毛魔吞噬了：

1967-07-27毛泽东派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镇压红卫兵开始了。蒯大富原是受毛泽东利用批斗刘少奇王光美的响当当的造反派，突然受镇压，就和工宣队干起来了，并提出要揪黑手。1967-07-28毛泽东召见红卫兵头头说：“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镇压、压迫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我就好，来抓我嘛！”一副过桥抽板的无赖嘴脸。

    1968年3月，各地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我以为可以过上太平日子了。但是，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又普天盖地地涌来。在我们中学，在革委会领导下，三分之一的教师被清理出革命队伍，这些教师受到一些学生的残酷斗争：有个学生用开水来浇老师；有个姓吴的学生用木棒打教师的头……那天刚好是赶集日，一群同学押着十几个老师去游街。老师胸前挂着“反动分子”的牌子。农民看到了，抡起扁担就打，直打得老师们头破血流。

封开县靠近广西梧州市。广西“四二二”与“联指”武斗。四二二受联指镇压，因为联指有韦国清做后台。韦手中握有军队。西江上常常漂来一排排尸体。

广西“422”指的是“广西422革命行动指挥部”。这一大多由一般群众和出身不好的人组成的造反派文革初期时曾红极一时，被称为“响当当的造反派”。

可是到了1968年的时候，毛巡视南方之后提出来大联合了。他当时判断，刘邓大体被搞得差不多了，各省市的阵线也都分明了。毛生怕广西、广东造反派反抗的星星之火呈燎原之势。换言之，毛最惧怕广东、广西造反派这类“打着红旗反红旗”式的文革造反民众的反抗运动，已危及和动摇了共产党统治的根基。故毛决定“鸟尽弓藏”——抛弃广西、广东这类造反派，并且“兔死狗烹”——纵恿韦国清调动军队，伙同“联指”对广西“四二二”进行血腥镇压；同时在广东由军队和民兵镇压红旗派——再次暴露了他的嗜血魔王面目。

1968-07-25周恩来受毛泽东指派，在北京召集广西造反派开会。会上康生无中生有地对广西“四二二造反派”的代表说：“你们组织里就没有‘反共救国团’？广西为什么发生这么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后面有黑手。‘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他们有空子就钻进来。双方都要查。你们不是与广东‘旗派’有接触吗？‘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恐怕在你们那里也有这个问题……”周恩来说：“你们（指“四二二”派柳州造反大军代表白鉴平）不是揪出了两个吗？‘四二二’里边更多！”康生说：“今天在广西存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七三’布告已经指出了，人民内部矛盾很多，但今天敌我矛盾是主要的，‘反共救国团’就在你们那里，还有托派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我看广西两派都有黑手，都可能混进‘反共救国团’……”但讲话的重点打击的还是“四二二”派。这个所谓“反共救国团”案，应算是两广地区文革中的大冤案。广东“旗派”与广西“四二二”的头头都被牵连进去了。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紧急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和王大宾等"五大红卫兵领袖"，和他们谈了五个小时。当年预祝全国全面内战的毛泽东现在祭出“人民”制止武斗了，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说：“现在……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他警告说：“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就这样，昔日紧跟毛积极搞文革的造反派就被毛彻底出卖了，从此就成为“土匪”被镇压了。

    1968年，在中共中央逐步压制造反派的时候，时任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人称“广西王”的韦国清在毛泽东支持下，通过由其一手掌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以及各级武装部队开始对曾经反对他的造反派“422”展开全面剿杀清洗行动。1968年5月5日，在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军区支持并默许下，保守派广西“联指”总指挥部组织3800多人，出动汽车45辆，火车（客车）一列，到南宁郊外的长岗岭洗劫广西军区军械库，名为“抢夺”实为“大搬运”武器装备。共“抢走”各种枪支7044支，其中轻机枪479挺，高射机枪48挺，六0炮4门，炮弹60发，子弹120万发，望远镜50个。在周恩来一再催促下，韦国清拒不交出武器。直到8月6日广西军区围剿、全歼“422”后才上交。

    这一年5月，韦国清首先炮制了“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简称“反团”事件。由广西军区布置的清查“反团”的屠杀任务数月间仅在钦州地区七个县市就造成10420人惨死。在军区的授意下，广西各地随后又“对阶级敌人刮起十二级台风”。震惊世界的人吃人惨剧发生了。在武宣、宾阳等县，屠杀者鼓动群众把打死甚至尚且活着的“阶级敌人”肢解，挖肝﹑割肉、摘生殖器后煮食。

这一系列的惨剧并未使屠杀者放弃杀戮。1968年７月，借捍卫中共中央要求更加严厉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七·三报告”为名，韦国清加快对反对派的清剿行动，不惜出动军队炮轰“422” 控制的南宁闹市区长达23天，甚至以泄洪为名，水淹南宁，将躲在地下人防工程里的数千名反对派及其家属活活淹死。

    据八十年代中共中央调查组来广西“落实政策”时，民间所作的粗略统计，1968年７月以后，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广西军区以“贯彻执行‘七·三’布告”为名，调动军队，共杀了近十万人！其中，杀人最积极的是党员。据官方的统计，在整个广西的大屠杀中，有四万七千多党员参与了直接杀人。广西造反派回应中央1967年的"九五命令"，几乎是广西"四二二"刚把枪交完，各县市就开始打起来，接着变成屠杀。首当其冲的是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难民开始涌入城市，传说越来越恐怖，有的地方连婴儿也杀。

    1983年中央派遗工作组编写的《广西文革大事记》里，1968年11月30日的有关记载：“本月，全区各地‘联指’乱杀人现象日益严重。容县民兵在11月内，就打死地、富分子和一般群众以及‘四二二’成员六十九人。”更早，1967年10月１日的记载：“广西一些地方，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后果严重。仅全州县的一个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七十六人。”并详细记载了坑杀地主刚一岁的孙子的过程。

    至于“422”血案的主要制造者韦国清，文革后并未得到相应的处罚，相反最后官至解放军总政主任、人大副委员长。

广东的红旗派也被打成旗匪受到镇压。

1968年6月3日的深夜，陈敬之、林凤生、吴盛钊听到风声，逃跑到怀集，一个月后被当地民兵抓住，即打电话到封开了解情况，封开回电说：“这三个是旗匪坏头头，其中陈敬之是现行反革命。”结果在怀集梁村由当地民兵枪毙这三个毛主席的红卫兵。临刑前，他们都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林凤生流着眼泪说：“我家里只有一个60多岁的老母亲，我死了就没人照顾她了。求求你们留我一条小命照顾母亲吧！”那些民兵听说眼前三个是“旗匪”，是上级要消灭的敌人，就不管他们如何年轻，也不念及他们全是红五类，更不会想到他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了。就这样，在拦马河边，三个红卫兵就含冤倒在血泊中，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消息传来，震惊寰宇，恐怖的乌云笼罩着神州大地。

可怜这三个红卫兵，一心一意跟毛泽东闹革命，却死于毛泽东之手。

由于本人当时持“旗派”观点，曾回村里组建了一个《红旗》组织，参加过一些活动，曾经与陈敬之等同学骑单车到县城参加文革运动。后来发现武斗之火颇烈：离县城仅20多公里的广西梧州火烧几条街；西江上经常有被杀害的尸体漂过；县里两派加紧构筑武斗工事；我权衡利弊之后遂回到村里。后被南丰公社革委会主任李玉兆传话到一间小房子里，由李对我审问。之前我曾听说不少人在审问时喝过人尿，果然看到房子的地上放着一碗尿在散发着骚臭气味，旁边还有一根木棍，不禁令我毛骨悚然。不过我一转念，自己没有做过坏事，也就心安理得了。接下来李问我关于关老师有没有手枪的事。关老师夫妇俩是我最崇敬的老师，解放初期他俩放弃香港海关优厚待遇的职位，回到大陆参加国家建设，被派到广东的西伯利亚——封开县的山区南丰中学任教，他俩勤奋工作，生活艰苦，爱学生如子女，深受同学爱戴，文革中循规蹈矩，被反对派污蔑为持有手枪。我知道这是子虚乌有之事，于是我一口否定了。李见我神色淡定，对答如流，就放过我了。而文革中那些无中生有的人，反而会惹来麻烦不断：比如说有枪，那么你就要交出来啊，交不出来那就死定了。

自从红卫兵造反派就被毛泽东抛弃后再受到毛泽东镇压，我和同学们被当局打成“旗匪”，这时才知道自己被毛泽东利用完出卖了。从此毛泽东在我心中的光辉形象就变成为魔鬼模样，我也从粉毛变为反毛了。

1968年10月，我们这些惊魂未定的所谓知识青年就被毛泽东当垃圾一样扫出中学校门，上山下乡去了。从1966到1976这宝贵的10年时间里，自己浑浑噩噩的就将青春浪费了。我母亲为我含辛茹苦，节衣缩食供我上中学读书，一心希望我能考上大学。自己也一门心思要上大学深造，将来有朝一日能够脱离农村苦海，到城里找个工作，赚点钱报答母亲养育之恩，也不枉来人世一次。万万没有想到遇上灾星毛泽东，毁了我的大好前程，我一向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但是从高一起就停课搞文革，68年被踢回乡务农，回到家里觉得无脸见母亲，自己偷偷地大哭了一场。母亲见我整日愁眉苦脸，家里又常常揭不开锅，1969年遇上征兵，我就想离开农村，到部队找出路。弟弟也要去，母亲也不想误了我们兄弟俩的前程，狠狠心就同意了。谁知这样就铸成大错：1972年，当我还在服兵役的时候，母亲就得了重病。母亲在生命垂危之际，天天喊着我的名字。于是我请假回家。母亲就等着我回来。当我见到母亲的时候，母亲的眼睛已经睁不开了，我叫了一声：“妈妈，您不孝的儿子回来看您了！”话没说完，眼泪就涌出来了。母亲听到我叫她，停住喊我的名字，颤抖地拉着我的手，只见她嘴唇动了下，眼泪就从眼角滚落下来……母亲知道我回来了，才咽下最后一口气。这一天，就成为我与母亲永别的日子，呜呼……我为自己的不孝愧疚不已，我伤心欲绝，欲哭无泪……我为什么要和弟弟一齐去参军？我怎么舍得让母亲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家里挨穷受苦，贫病交加，饥寒交迫？我感到自己欠下母亲太多，太多……我永远都不能原谅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在我的心上刻下深深的伤痕。　

【附录】斗地主 

    1952年的事大多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还记得，就是去看斗地主，地点就在侯氏宗祠门前。

    那个地主是个女的，家里也没有其他人。她的田地已没收，房屋（在村里算中上等级）也没收了。但是怀疑她有金饰没有交齐。参加斗的人采取“挤牙膏”方式对她施加各种毒刑，她还是说没有。后来不知哪个“天才”想出一个妙招：从山上采来黑蚁巢，把它放进她的裤裆里，再把裤脚绑紧。因为她的手被反绑着，她只能哇哇叫喊着在地上打滚。当天晚上，她就上吊死了。

    这一段记忆总在我心中挥之不去。长大后我常想：这样斗地主也太无人性了吧！土改夺了人家的土地也就罢了，还要夺人家的房屋；夺人家的房屋也就罢了，还要夺人家的钱财；夺人家的钱财也就罢了，还夺人家的尊严；夺人家的尊严也就罢了，还要夺人家的性命！

    农村的地主大部分都是勤劳致富的，很多地主都是既勤且俭的，既不偷又不抢，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积聚了一点财富，却成了罪恶，并且祸及子女。真不知天理何存？

    有了斗地主的残暴，对以后的三反五反、打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共产风、反瞒产、四清、文革、武斗、清理阶级队伍、“四五”、“六四” ……无法无天，随便杀人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