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马克思》（29）——谈谈“公地悲剧”

      ——兼与方绍伟教授商榷

作者：侯工

    方绍伟教授在《多党民主是个坏东西》、《再论“多党民主是个坏东西”》两篇大作中，以“公地悲剧”作武器，向民主派发起猛烈攻击，为一党专制冲锋陷阵，可谓立下汗马功劳。对方教授的赤膊上阵的武士道精神，笔者在惊叹之余，且对其所用的武器“公地悲剧”作一番研究，偶有一些心得，斗胆拿来与方教授商榷，如有冒犯，还乞方教授多多包容。

    “公地悲剧”原出自于美国学者哈丁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地的悲剧》的文章。15、16世纪的英国，草地、森林、沼泽等都属于公共用地，耕地虽然有主人，但是庄稼收割完以后，也要把栅栏拆除，敞开作为公共牧场。由于英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养羊业飞速发展，于是牧民们赶着大量羊群进入公共草场，牧民只管自己的羊群吃最好的草，却不管草地的养护和管理。不久，土地开始退化，“公地悲剧”出现了。

    据此，方教授说：“民主政权的‘公地悲剧’是根本不可能化解的。”就这样，方教授判处了民主政权的死刑。且慢！请方大教授笔下留情！政权是对“公地”的管理权！政权不等于“公地”！民主政权与“公地悲剧”风马牛不相及，千万不要误判了！方教授在这里偷换了概念——狡猾狡猾滴！就好比张三犯了死罪，糊涂法官却把张三的上司拉去枪毙了。

    真正的“公地悲剧”在哪里？真正的“公地悲剧”就在一党专制下的国有经济。上世纪80年代，我曾经在国营企业谋生，看到领导只顾个人多吃多占，企业亏损却无动于中，最终造成企业破产，这就是“公地悲剧”！悲剧的原因是：“草地”是公有的，而管理“草地”的权力是私有的，这就给掌权者提供了化公为私的极好机会！这个机会是分两步走的：前30年化私为公——制造“公地”，后30年化公为私——制造“悲剧”。方教授却在变幻魔术，要把“公地悲剧”嫁祸于民主政权！

    现代社会，任何国家都有“公地”——公有经济，在私有制国家里也有税收，税金就是公有经济，所以，就产生了对“公地”管理权问题。管理权形式主要有四种：

    1、个人独裁——“公地”管理权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如1949~1976，权力集中在毛手中，“公地”归毛一个人管，毛剥夺了所有“牧羊人”的财产，“牧羊人”就成了毛的奴隶，毛还人为地对“草地”进行破坏，终因昏暴无能，“公地”一片荒芜，饿殍填壑，哀鸿遍野，那才是“公地惨剧”呢！方教授百忙之中也没忘了为毛皇涂脂抹粉：“历史问题在我看来是最清楚不过的，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政府一直解决不了的最基本问题，无非就是‘挨打挨饿’式的内外忧患问题，是中共解决了这个基本问题。毛泽东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人物。”但是方大教授却忘了毛在1958~1962饿死3700万中国人的历史事实，或许他是选择性失忆吧？

    2、一党专制——“公地”管理权集中在一个集团手中，这个统治集团把“公地”垄断起来，“牧羊人”必须向统治集团交纳巨额“地租”才可“放牧”，无法制，靠人治，禁人言，行专制。官商勾结，狼狈为奸，这样就造就了0.4%的权贵阶层。他们占有了70%的社会财富。矿产资源被他们无节制的开采；水和空气被污染；工人下岗；农民失地；基尼系数破5；官民矛盾激化。由于一党制的官员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靠“良心”自我监督，自我纠错功能很弱，错误累积多了就会积重难返。贪官们必须在任期内对手中的权力寻租获利，争取利益最大化，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他们在任期内随意把“公地”占为私有，然后进行毁灭性掠夺；贪污过亿的已大有人在；“三公”消费已超万亿；年末更是突击花钱；而对“公地”的维护却无人问津；因此，往往造成真正的“公地悲剧”。

    3、民主制——由多党竞选民主制政权管理，这是欧美发达国家采用的“公地”管理模式，虽然不是完美的模式，但是是比个人独裁和一党专制好的模式。由于运动员和裁判员分开，有竞争，也有监督，纠错功能很强，行法治，有民主，有自由，有契约，有协商。对“公地”实行宪政管理，所以“公地”被管理得很好，不会产生“公地悲剧”。

    4、由非多党普选民主制管理。这种方式可能在小国或地区实行，只要符合当地民众的利益，也是可行的。

    公地来自于自然，人，也来自于自然。在自然界里，每个人都是自然界的儿女。在社会中，每个人的人权都是平等的，这是普世认可的普世价值。每个人对“公地”都享有使用权和管理权。“公地”可以引申为国家，每个国民对国家也享有使用权和管理权，这就是天赋人权的来由。可是，方教授却说：“‘一党制的宪政发展’是‘中国道路’的最佳选择。”一党制漠视其他政党参政的权利，也就是剥夺了其他公民参加管理国家的权利。“公地”来自于自然。国家来自于个人，来自于社会公民，并非来自于某党，所以，习近平先生提出：“权为民所赋。”国家不可能由全体国民来管理，必须通过选举来授权予某些能人来管理，就象社区聘请物业管理公司来管理一样。社区的物业是属于业主的，管理公司的保安只是为业主打工的，干得不好，业主有权辞退他们。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不是宇宙飞船上天，不是计算机的发明和普及，也不是遍地的高楼大厦，而是国民实现了把政府权力关进了笼子。历史证明：政府控制人民，政府官员失去人民的监督，他们必然产生腐败，人民必然受贪官压迫和剥削，社会就会动荡不安；人民控制政府，在野党和议会监督政府工作人员，才能防止腐败，人民才能自由幸福。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发展进步。

    我真佩服方教授，他居然能够把简单化为复杂。方教授说：“我要是民主信徒，我也会拼命否认和反对置多党民主于死地的‘公地逻辑’。这非常符合‘产权国家论’的第一个‘推测’：‘民主的公地悲剧’是一个大悲剧，比它更大的悲剧是人们根本不知道民主会有‘公地悲剧’，但最大的悲剧将是，由于谁都不愿意任何人批评他争取政治自由的权利（哪怕它只局限在‘与改变政府形式相关的权利’），因此，人们将把它当成一个‘一个恼人的事实’，并同任何其他对‘恼人理论’的‘条件反射’一样加以否定。理解任何一种新的世界观都需要巨大的心理费用、观念费用、知识费用、以及思考费用，因此，‘产权国家论’将不会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经济学常识里的‘公地悲剧’简单而易于接受，‘产权国家论’的‘民主的公地悲剧’简单却难于接受，这个‘公地悖论’将长期存在下去。”方教授在这里叠床架屋的说了一大桶，无非是要人们接受他生造出来的“产权国家论”的“民主的公地悲剧”。在这里，方教授企图把国家（“公地”）和国家政府（“公地管理权”）两个概念混淆起来，把水搅浑，以便浑水摸鱼。由于中文的缺陷，“国家”一词，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经济实体的“国家”——相当于“公地”，包括国土、国民、国民经济、文化、风俗等等；二是“指政治体的国家”——政府——相当于“公地管理机构”，包括政策、法律、体制、架构、政府工作人员等等。对于第一层的“经济实体的国家”，才有产权可言；而对于第二层的“政治体的国家”是无产权可言的。在这里奉劝方大教授，请不要再欺负我们这些没文化的老百姓了！民主制政权只和第二层“政治体的国家”有关，它只是一个管理机构，并非“公地”，又何来“公地悲剧”呢？

    民主政权，是由多党竞选产生的，各政党间为了能够上台执政，必然尽其所能，制定符合大多数公民利益的治国方案——如何把“公地”管理得更好，争取更多的选民的支持。当他们执政以后，也必然竞竞业业，接受选民的监督，把国家管理好，就算出现错误，也能听取在野党和选民的批评建议，及时纠正错误，争取选民的支持而获得连任。这样，民主政权只会把“公地”管理得更好，又何来“公地悲剧”？

    在否定了民主制以后，方教授提出了一党制：“实际上，新世纪以来‘一党制的宪政发展’已经使中共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和稳定。”不知方大教授有没有看到一万八千贪官外逃，卷走一万多亿财富，百万计的裸官已经作好了准备？每年十几万起的群体事件，激烈的官民矛盾，说明了中共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和稳定？方大教授为当局出的馊主意，恐怕拍马屁拍到马蹄上了。

综上所述，民主政权不但不会造成“公地悲剧”，而且能够避免“公地悲剧”，而一党专制的政权，由于建政以后的政权得来不费工夫，也就不会珍惜，又由于不受监督，工作人员就会产生腐败，因为集体腐败，即使进行问责制，也只能流于形式。一党制在苏联已经以失败告终，在中国也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还是恩格斯说的对：“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药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