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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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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文是香港资深传媒人士著名专栏作家关庆宁先生的一篇好文。
中共十八大以来,北京当局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教育部长袁贵仁宣称,要培养亿万青少年成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继承者。
大学历来是各种意识形态的交集点,也是各种政治力量的兵家必争之地。马克思主义是中共立党立国之本。作为教育部长,袁贵仁要求大学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可以理解的。但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就很难。
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对袁贵仁来说,这本来不是问题。他投身官场前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是内地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问题是,今时今日,中国已「回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家也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一切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很难找到解释。
其实当局并不在乎这些,现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学毛泽东思想;然后学中国式社会主义理论,先是学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上台,就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接班,就学「科学发展观」。现在是习近平当总书记,就一起发「中国梦」。
至于这些理论是否符合老祖宗的教导,它们之间又是否有矛盾?无论教的人或学的人,都不会认真考虑,反正上头说什么,就教什么、学什么。
当然,不能否认上述理论对改革开放的推动作用,而且学习马克思主义也不应死背教条。不过,学马克思主义,是要掌握其基本原理,并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但现在这样做,能达到此目的吗?
更重要的是,在目前情况下,透过传授马克思主义来改变大学生思想,似乎不切实际。因为大学不是建立在真空中。当前世风日下,一切向钱看,社会上各种歪风邪气不可避免地吹进大学校园。
古今中外的教育家都以清高为荣,但今天中国的大学校长却既媚权又媚财。本是「工程师摇篮」的名牌大学,百年校庆竟成为展示官场人脉的大骚。学校当局津津乐道的不是培养了多少科学家,而是校园走出了多少个中央政治局常委。
一些大学为了与权力联姻,竟向高官滥派教授名衔,某前外交部长一人兼了七、八间大学的教授。重庆市前公安局长王立军出事后,官方传媒刊文批他沽名钓誉,兼任二十九间大学的名誉教授。但应反过来问这些大学:凭什么拿教授头衔来攀附权贵?
近年选拔干部讲求知识化、专业化,官员要更上层楼,就要有高学历。为迎合他们的需要,各大学争相举办在职研究生班,不少高官报了名,几年后就是硕士博士,尽管有些人一天课也没上过,连毕业论文也由秘书代劳。富豪班也遍地开花,董事长、CEO给大学捐一笔钱,就摇身一变成为博士,大过「儒商」瘾。学校领导既解决经费不足问题,还可以为毕业生找出路,何乐而不为?
近年当局推行教育产业化,想方设法赚钱。教授们把精力用在争招生数目、专题经费、科研课题,根本无心考虑如何提高教学水平。有些下流教授还借招生机会性侵犯女学生。剽窃丑闻更不时发生。上梁不正下梁歪,以这样的领导和教师,又怎能把学生培养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继承者?
很多在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后进大学的人,谈起当年的校园生活仍激动不已。当时大家都是凭真本事考进来的,无论是高级干部的孩子,或工人农民的儿女都一律平等,住同样的宿舍,吃同样的饭菜。大家都日以继夜努力读书,要把在文化大革命浪费了的时间夺回来。
然而,这种情景在今日的大学校园已看不到,社会上日益严重的贫富悬殊被带进学校。高官巨贾的孩子乘高级轿车出入,住高级公寓,平时一掷千金。不少人来学校不是为了读书,而是混日子,因为只要有个好爸爸,不愁找不到好工作。而穷困人家子女上学之余仍要打工赚学费,他们无论成绩多好,要找工作也不易,有的女生为此竟被迫出卖肉体。
近年大学扩大招生,学生更是良莠不齐。很多人高考分数低,靠交高价学费入学。这些人根本无心向学。一位在职业技术学院任教的朋友直言很怕面对学生,因为他们学习差,品行也差,满口粗言秽语,上课时自由出入,视老师为无物。有人还公然在课堂上与女朋友打情骂俏,老师稍加批评,就喊打喊杀。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中国式社会主义理论,对他们简直是对牛弹琴。
中华民族向来有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大学校园变得如此污烟瘴气,实在令人唏嘘。当务之急,是让学生学会做人的道理。中国政府近年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什么在自己的国家,就不能用传统文化的精华引导学子走正道呢?
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马克思主义已有一百多年历史。无论别人喜欢与否,它始终是人类社会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近年欧洲更出现研究马克思主义热潮,马克思还被德国媒体评为千年伟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大学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其必要性。不过,鉴于校园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教育很容易流于形式,倒不如先教育学生立品、立言,立德,从校园开始重建社会道德规范。
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种把教育与政治捆绑的做法,在文化大革命被推向极端,最终几乎扼杀中国的大学教育。当今掌权者宜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