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欧洲的是，中国自从秦朝以降，就结束了封建制，进入王权专制的农业社会。王权阶级（包括王权附属的官僚阶层）成为统治阶级，其他的社会集团就成为被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主要分为地主阶层、农民阶层、手工业者阶层。

由于金属冶炼技术的进步，使农业普遍采用铁器农具，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人类又利用钢铁发明、制造出机器，以机器代替人力，实现了人类第四次伟大进步——工业社会。

在工业社会初级阶段，由于残留有旧的农业社会的痕迹，还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还有阶级的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当工业社会发展到中级阶段以后，大工业生产产品的生产、销售、资本的运作、科学技术的研发、大量的商贸往来，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的法律问题、大量的社会问题、大量的信息处理……由一个君主管理国家显得力不从心了。专制制度已经成为生产力的桎梏，于是人类社会就会提出民主制的要求，国家制度就会转向民主制。在国家实现民主制的条件下，政府失去了统治功能，只保持了管理职能，这样，统治阶级就自然消亡了，因而阶级也随之消亡。阶级消亡了，当然也就没有阶级斗争了。

由上述的历史事实证明：人类社会自从有了阶级存在，就一直存在着阶级合作，阶级合作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人类的历史主要是阶级合作的历史，阶级斗争是在阶级合作不协调情况下的偶发性现象。

在封建社会有两个阶级：原来的奴隶主阶级演变为地主阶级，相对应的奴隶就演变为农民阶级。过去理论界曾错误地认为由于奴隶阶级对奴隶主阶级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推翻奴隶主阶级，然后产生了封建社会。这个说法是完全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是非常荒谬的。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奴隶和奴隶主两个阶级长期的合作，生产了更多的物质财富，身为奴隶主统帅的国王有了更多的奴隶和国土，才产生了分封领地的封建社会。受封的诸侯就是原来的奴隶主阶级。他们成为新生的封建社会里的地主阶级，而原来的奴隶阶级就自然地成为封建社会里的农民阶级。他们被统治的地位并没有改变。

在分封制的国家里，地主阶级掌握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所以，地主阶级既是统治阶级又是领导阶级，主导着历史发展的方向。

在中国秦朝以后的王权专制社会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帅土之滨，莫非王臣。王权阶级不仅掌控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而且掌控着臣民的生杀大权。这样实际上就形成不同于分封制社会的阶级：帝王及其组成权力机构的官僚集团属于王权阶级。王权阶级内又分为皇家阶层和官僚阶层。皇家阶层和官僚阶层是合作关系，两者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官僚阶层是为皇家阶层服务的。两个阶层间和各个阶层内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一般通过协调可以得到解决。特别事件也会产生宫庭政变，宫庭政变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内部矛盾激化的特殊形式。和王权阶级对立的是庶民阶级。庶民阶级内又分为地主阶层（在封建制里是统治阶级，在帝王制下就沦为被统治阶级了）、农民阶层和手工业主阶层。各阶层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合作关系。有地农民成为自耕农；少地或无地农民租地主的土地耕种；手工业主自食其力。雇佣农民和地主互相依存。地主如果过分地剥削农民，就会削弱农民的生产力，也就是损害了地主自身的利益，所以地主和农民间双赢的结果对地主更为有利。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主要是经济上的纠纷，如果不是人为挑动，地主和农民一般不会有对抗性矛盾。

在和平时期，王权阶级和庶民阶级之间是合作关系，这个时期是社会发展期。阶级合作是人类社会的常态，而阶级斗争是阶级合作不协调情况下的偶发性事件：例如王权阶级加重了对庶民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破坏了生产力，使社会财富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当这种情况超过了临界点，庶民阶级才会起来革命，这时阶级之间的合作关系就转化为斗争关系了。但是，阶级斗争只会阻碍社会发展，甚至拉着历史的车轮后退。

    在工业社会，存在两种国家政权，一种是一党专制的国家政权，这种政权具有过渡性质，一般不会长久；另一种是多党制的也就是民主制的国家政权，这种政权将会伴随整个工业时代。

在一党制的国家里，分为权贵阶级和平民阶级，权贵阶级内又分为核心阶层和官商结合阶层，两者间主要表现为合作关系，在特殊情况下核心阶层内也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发生政变。政变是统治阶级的窝里斗，不属于阶级斗争。在平民阶级内又分为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两者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经济利益方面，一般不存在敌对矛盾，不会产生阶级斗争。平民阶级和权贵阶级之间存在着对抗性矛盾，如果解决不好，就会产生革命(暴力的或非暴力的)。

在民主制完善的国家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主权在民，没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分，所以民主国家只有阶层没有阶级，也没有阶级斗争。民主国家主要分三个阶层：富人阶层，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工人们大都持有公司的股票，成为公司的股东。不少人还拥有自己的楼房和汽车，所以工人们已经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在这些国家里，马克思定义的“无产阶级”是不存在的，只存在工人阶层，无产阶级已经自然消亡。又由于在这些国家里普遍实行了股份制，资本与企业经营已经分离，所以马克思定义的“资产阶级”也是不存在的，原来的资产阶级已经蜕变为企业的大股东，这些大股东和高收入的明星、发明家等人组成了富人阶层，而被董事会聘请的企业的经营者——厂长和经理，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高收入人群组成了中产阶层。这三个阶层基本上不是敌对阶层，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一般存在经济纠纷，通过法律可以得到解决。民主制的国家政权基本上是符合国民利益的，因为民主制有自我纠错的功能，当国家政权偏离公民利益时，公民就通过监督机制促其改正，或者通过选举更换国家政权。由于工人大小也是个股东，公司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休戚相关，工人劳动的积极性就会自发地产生。企业管理者和工人的关系是合作的和融洽的，基本上没有对抗性矛盾。当两者产生矛盾时，一般通过协商、谈判可以得到解决，必要时还可以通过工会组织领导的非暴力的罢工、示威游行等方式解决。而且，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可以通过议会选举取得政权，实行对劳资双方都更有利的政策，一般会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和改善工人的经济状况，实行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失业救济和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由于工人阶层有这么多渠道维护自身的权益，暴力革命就没有必要了，流血事件也就不可能发生了。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企业主懂得必须善待工人。如果分配不公，工人就会消极怠工，甚至跳槽、罢工，造成企业的重大损失；工人在动荡不安中经济上也受到损失。显然，只有实现企业主和工人双赢才是最佳选择。在民主制国家，由于效益先行，兼顾公平，阶层间以及各阶层内团结合作，社会和谐稳定，因而生产力得到巨大的发展，国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相应的提高，使科学技术有了飞跃的进步、文化艺术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社会的文明和道德也得到快速的提升。在发达的民主制国家，贫富两头小，中产阶层最庞大，呈现橄榄形结构，这是最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中产阶层成为富人阶层和工人阶层的连接体，中产阶层越强大，连接体就越坚固，社会也就越稳定。中国如果想社会稳定，就不能靠武力维稳，而必须靠发展和壮大中产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