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路

侯工

最近流行一种说法：“中国不能走老路，也不能走邪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先说说中国的老路：中国的老路，是一条漫长的路。从有历史记载的夏商周一直到毛时代，都属于老路。其实话中的老路特指毛时代的闭关锁国之路，也就是毛泽东照搬了列宁斯大林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国有资本、计划经济之路。这条老路，从1949年建政到毛1976年死去，一共经历了27年苦难的岁月。在经济上，工业方面国营工厂连年亏损，农业方面，国家通过合作化、统购统销、剪刀差压榨农业：将农民自有土地收归国有，以低价强行收购农产品，以高价的工业品卖给农民。当时一斤稻谷收购价是几分钱，而一块国产手表却卖

120元。实际上以从农民身上搜刮来的财富供养国营工业，导致农民长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甚至使数千万农民沦为饿死之鬼。在政治上，实行毛家独裁专制，以阶级斗争为纲，天天都搞阶级斗争，发动史无前例的十年文化浩劫，上至国家主席、亲密战友，下至贩夫走卒、士农工商无一幸免，越搞阶级斗争，阶级敌人就越多，阶级斗争程度也就越激烈，在斗争中被消灭的阶级敌人也就越多。中国成为世界上著名的窝里斗之国，全世界的人民天天在看中国人血腥撕杀的现场直播。在文化上，强力推行以毛思想武装国人头脑，烧毁了绝大部分古书、古字画，斩断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和道德的传统血脉，摧毁中国大地上绝大部分历史古迹，摧残了所有文化精英，致使人性灭绝，兽性泛滥成灾。在外交上，毛要做世界革命的领袖，一方面让国人勒紧裤，宁愿国人饿死也要向阿尔巴尼亚、越南、柬埔寨、朝鲜、古巴、坦桑尼亚等第三世界国家大洒金钱，长期输出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另一方面向这些国家输出革命，甚至敢于与联合国叫板，发兵朝鲜，协助金家王朝南侵韩国，出兵越南抗美，与美结仇，支持波尔布特屠杀柬埔寨人民……在国际上搞得人憎鬼厌，形单影只，声名狼藉。毛的倒行逆施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国搞得政治独裁黑暗，经济濒临崩溃，国力凋敝，民不聊生。这样的老路当然不能再走了。

其次说说邪路：所谓邪路，就是权力失控，暗箱操作，贪官污吏横行，政府腐败堕落，社会道德沦陷，黑恶势力横行霸道，财富分配严重不均，造成贫富悬殊，导致官民矛盾激化，民怨沸腾。表现为：官是裸的，雷冠希、表哥、房叔、房姐是前腐后继的，民房是被强拆的，食品是添毒的，群体事件不层出不穷的，稳是靠武力维持的，国民没有言论自由，动辄得咎，轻者实喝茶，重者被跨省，更有甚者蹲号子，国民生活在法西斯式的恐惧中……这是一条亡党亡国之路，当然也是不能走的。

难道中国就无路可走了吗？当然有啦，中国应该走正路。那么，什么才是中国应该走的正路？

所谓正路，必须是全国大多数人喜欢走的路。在政治上，政府人员必须以自己的治国方案参加竞选，由国民选举产生，并且接受国民的监督，做到廉洁高效，国民代表有权参政议政，政府无条件保证国民的人权，使国民享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使全体国民得到充分的教育，实现个人的自由发展。在经济上，鼓励、保护个人自由创业，保护国民私人财产，通过税收实行财富再分配，实施合理的社会福利政策，缩小贫富差别。做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文化上，尊重世界上各种优秀文化，取长补短，使各国各民族文化实现融合，允许教育、文艺、学术不同流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外交上，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统一普世价值观，主张和平发展，以契约精神联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为实现世界长久和平而努力。值得强调的是，中国应该突出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人类智慧。契约精神是人类文明与野蛮的分水岭，是人类智慧的体现。过去欧洲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今天的欧盟已经成为世界和平的典范。中日以及所有亚洲国家应该向欧盟学习，建立一个与欧盟相媲美的和平的亚盟。

民主社会主义这条正路已经被欧洲人以实践证明是可行之路。欧洲也曾经野蛮过，过去欧洲各国以邻为壑，战乱频仍。但是，欧洲民族是有智慧的民族，痛定思痛后，欧洲人实行了民主宪政，以契约精神结成联盟。社会变得和平、和谐、安宁、幸福，从而使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飞跃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富庶的地区。这些辉煌的成就其实利益于他们认可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民主社会主义之路。马克思和恩格斯穷其毕生之精力，写下了50卷浩如烟海的著作，他们的思想经过了早期、中期的空想共产主义、暴力革命，后来他俩通过不断的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强大的生命力，亲眼看到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工人阶级从以前对资本家暴力革命演变为后来与资本家合作共赢。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对自己以前确立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空想的共产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反思，认识到以前的思路是错误的，因而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修正：

首先，由主张暴力革命到主张议会竞选。1871年9月马克思在自己主持的一次工人运动会议上主张走议会道路。指出议会道路是“社会民主由此诞生。”马克思指出：“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在法国，层出不穷的迫害法令以及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看来将使社会战争这种暴力结局成为不可避免。但是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共产〕国际不会就这个问题下达什么命令，甚未必提出什么建议。”[《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1871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出版，第683页。]恩格斯也有这样的论述：“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274页。）

其次，由主张消灭资本家企业到主张保留股份公司。马克思指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二版，第五○四页)恩格斯说：“把为个人或股份公司谋利的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为全社会谋利和按预先拟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这个转变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正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创造出来，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 [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9页。] “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末，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删掉‘私人’这两个字，这个论点还勉强能过得去。”[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 这就是说，“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可以不经过消灭私有制来实现。

然后，用民主共和国制度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制度。马克思说：“国家制度只不过是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之间的协调，所以它本身必然是两种本质上各不相同的势力之间的一种契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6页）从这一思想出发，马克思反对黑格尔所谓立法权能改变国家制度的观点，指出“立法权并不创立法律，它只揭示和表述法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6页）；而只有人民才有权决定国家制度，“从而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5页）马克思指出必须主权在民，由人民控制国家政府的权力。国家制度如果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论作了补充说明：“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的个人自由发展论、个人所有制论、社会发展的物质条件论、历史发展阶段论、自由人联合体论以及经他俩修正后提出的议会竞选论、股份制论、民主共和国论——这一系列理论综合起来，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这也就是马克思为人类社会指明的正路。

1883年马克思逝世以后，1889年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在欧洲建立了第二国际（即社会党国际），与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在欧洲传播、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由于欧洲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民主制，工人政党（社会党、工党）得了人数多之利，各国的社会党纷纷竞选获胜而上台执政，这些工人政党以马克思学说为指导，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有利于劳资双方的改良，使资本主义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工人也从中收获到丰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例如瑞典社民党是一个以工人为主体的政党，通过竞选上台执政累计60多年，在瑞典实行民主宪政，与其他政党竞选，赢了就执政为民，输了就在野监督执政党。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对国民实行高福利政策，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国家养老……把瑞典建设成为世界上文明发达，人民和谐幸福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我国领导人到瑞典等欧洲国家参观时发出这样的惊叹：“原来这里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这样说来，既然马克思早就为我们指出了一条民主社会主义的正路，我们又标榜自己以马克思理论作指南，那么我们就完全没有必要再摸着石头过河了。哪有这样的傻瓜，放着正路不走偏要泡在冷水里摸石头呢（如果真有这样的人，那么就要看看他到底在摸些什么东西了）？只要我们谦虚一点，向欧洲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学习，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正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