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革与当前政治态势的思考

——读郝忱赐文有感

作者：侯工

日期：2012-2-29

今天收到郝忱赐文《毛泽东的文革与人民的文革——大众为什么不愿意全面否定文革》，详读之后，不禁浮想联翩：自己曾经亲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也参加了文革。可是，毛的两件大事都是对的吗？文革的实质是什么？文革对当前的政治态势有些什么影响？我们应该从文革中吸取什么经验和教训？为什么有人提出要搞第二次文革？中国该走向何处？本文意图就这些问题与郝先生探讨，并希望得到方家的指正。

毛是中国帝王文化与列宁暴力专制思想结合的产物。郝先生的赐文中提到：毛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海岛上了；二是搞了文化大革命。

其实，毛的两件事都是应该否定的。

为什么呢？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的发展是严格遵守其固有的客观规律的。这条规律就是马克思指出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由于清末的经济改革，引进了西方现代先进的工业体系，生产力得到迅猛的发展。于是在中国就产生了资产阶级。而清朝落后的生产关系却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清朝的帝王专制的社会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而资本主义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清朝的胎胞已经成熟，那么代表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的爆发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辛亥革命结束了清朝的帝王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资本主义共和国，这是符合马克思的阶段论的，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但是，毛在列宁错误的十月革命影响下，在大陆推翻了辛亥革命建立的新中国——中华民国，建立了毛王帝制国家，这是历史的倒退，其实质是中国帝制的复辟，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毛的体制是斯大林加秦始皇：政治上是个人独裁专制；经济上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上是中世纪的政教合一（毛建立了毛教，然后用权力推行毛教）；文化上是董仲舒式的大一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毛罢黜百家，独尊毛著）；思想上毛用恐怖手段扼杀自由思想，强力灌输毛思想。在毛的反人民的思想误导下，49年以后，我国犯下子镇反、土改、合作化、工商业改造、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四清、文革……等一系列错误，滥杀无辜，剥夺私人财产，制造文字狱，迫害文化精英，盲目冒进，饿死数千万人，挑动人民互相残杀，制造人间惨剧……给国家带来严重的伤害，对人民造成了沉重的损失，使中国与先进国家渐行渐远。而被毛赶到台湾的中华民国，却建成了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亚洲四小龙。上述可以说明，毛的第一件事——推翻中华民国——是应该否定的。

毛的第二件事是他的第一件事的延续和发展。由于毛是在中国落后的帝王文化的酱缸里泡大的，他自视甚高，自认为是世界领袖(跟着毛泽东，世界一片红），所以对自己犯下的错误总是文过饰非。1945年9月7日，毛泽东曾庄严承诺：“‘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毛的这一主张在当时无疑是先进的，使众多民族精英和各民主党派趋之若鹜，众多的仁人志士集结在毛的旗帜下，为民主自由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但是，当中国人民互相残杀牺牲了两千万同胞使他登基以后，他却食言自肥，把民主自由当作敲门砖，在他敲开了紫禁城的大门以后，就把自由民主抛到爪哇国去了。毛登基后跟着就搞镇反、土改。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还选举了民主党派的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为副主席，只有一届，到1954年就把民主党派的人士拒之于门外了。1957年，在毛的引导下，我国的文化精英针对毛违背诺言的错误，向毛提了些善意的批评，毛就恼羞成怒，把300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制造了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冤案，使数十万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毛用反右运动来掩饰镇反、土改、合作化和食言的错误。毛为了掩饰反右运动的错误，又开展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期间大炼钢铁，谎报产量，吃大锅饭，刮共产风，极大地破坏了生产，造成大饥荒。为此，彭德怀怀着爱民的赤子之心，向毛上书进谏，却逆了龙鳞，被毛打成反党集团（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 、周小舟）。 由于毛坚持错误，致使大饥荒持续到1962年，长达5年之久，期间饿死3000多万人，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人吃人现象。1962-1-11～1962-2-7在北京举行的7000人大会上，刘少奇对毛的错误作了客观的评价，毛迫于当时党内外的压力而没有对刘发作，却把仇恨埋在心里，到了1966年文革才以百倍的疯狂爆发出来。文革是毛为了掩盖大跃进、公社化、饿死人的错误而运动群众搞的一场浩劫。纵观毛搞的运动，一场比一场高级，一场比一场残酷。这是由于他要用更大的错误来掩盖上一次错误。毛企图用文革来掩盖他以前所犯的全部错误，因此，文革就成为他的罪错的颠峰之作。一方面，毛以文革掩盖错误；另一方面，毛又可通过“群众”之手致刘于死地，这是借刀杀人法，通过打刘立威，巩固自己的王位；还有，毛一心想做圣人，要通过文革树立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登上“马列主义顶峰”，成为世界级“伟人”。——这就是文革的实质。因此，毛的第二件事——文革——也是应该否定的。

对于郝先生文中提到的“人民的文革”应该怎样理解呢？文革初期，群众由于对毛政府历来的错误积怨已深，把其怒气发泄在毛的官僚们身上，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是由毛导演的闹剧，必然是只反官僚不反皇帝的。毛是把当权派当作自己的替罪羊，让愤怒的群众得到一个情绪的泄压口，转移了民众的斗争方向；另一方面，毛也做好部署：如果有人把矛头对准毛，杀无赦。遇罗克、张志新、王佩英……就是这样被他杀害的。因此，群众斗当权派正是中了毛的圈套，转移了斗争方向，掩盖毛的滔天大罪。同时，毛笼统地提出“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没有具体的标准，也没有法律依据，这是毛的民粹主义的又一体现。毛发动的农民革命就是一场民粹主义运动，它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农民起义没有本质的区别，与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风马牛不相及。毛是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的民粹主义的延续。当他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既然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就不想实行美国的三权分立式的民主制，但是又找不到新的统治方法，只好从《商君书》、《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中照搬中国历代帝王的治人、治吏、治国的法术，当他觉得不够时，又从列宁、斯大林那里搬来“红色恐怖”式的人民内搞阶级斗争的连续政治运动、党内搞路线斗争的大清洗——即无产阶级暴力专政，以杀人立威，以恐怖治国。

再说，群众这样无原则的逢官必斗是违反人权和民主宪政的。任何人的人权和人身安全都应该受法律保护，一个人在法律没有判定其有罪时应该以无罪处理，而不可以对其进行斗争，更不能侮辱其人格；即使他被法律判定有罪，也只能通过法律程序处理，其他人是不能随便插手的。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不能保护无罪的自己，这真是对无产阶级专政莫大的讽刺。民主虽然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是，民主更重要的原则是多数保护少数。如果民主不能做到多数保护少数，那么这样的民主就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制，就无民主可言了。

由于文革是一场非民主的民粹主义运动，是无法无天的暴民运动。由于砸烂了公检法，各种违法乱纪行为畅通无阻。既然官员都可以斗，那么群众斗群众就不在话下了，既然毛对红卫兵说“造反有理，……革命是暴力，……要武嘛！”，那么武斗就顺理成章了。全国发生了真枪真炮的全面内战，毛还说打得好，通过大乱达到大治。据叶帅说，文革有1亿人被整，有2000万人在运动中死于非命。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和道德被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教育和科技被荒废，人才出现了断层，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国也将不国了。

宪政的基础是契约精神，人与人之间产生了矛盾和纠纷，应该通过谈判和协商来解决，而不能通过斗争来解决。契约精神是人类野蛮和文明的分水岭。人类只有彻底地摆脱人斗人的丛林法则，消除暴力革命，消除战争，消除人杀人的现象，进入全人类纯契约的民主宪政时代，人类才能摆脱野蛮社会而进入到文明社会，也就是人类彻底脱离动物界而真正成为人的时代。

我们应该从文革中吸取什么经验和教训呢？首先我们不能绕开文革，不能企图掩盖和歪曲文革历史，而应该把文革的档案解密，还文革的历史真面目，让年青一代以及子孙万代记住文革血的教训。由于中国的封建制到秦朝就结束了，自秦朝以来，实行的是帝王专制，而不是欧洲的封建制。封建制是保护私有财产的，如欧洲国家民谚云：“民居的房子，风可以进，雨可以进，皇帝不可以进。”欧洲民主制以前实行封建制，皇帝的权力是有限的。而在中国秦始皇实行帝王专制以后，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帅土之滨莫非王臣。”连人本身都是属于帝王的了，更何况人的财产？帝王要某个女人做老婆，这个女人就得无条件服从，帝王要某个人的财产，这个人就得无条件奉献，帝王要某个人死，这个人就得无条件受死。2000多年来，中国人就生活在帝王的专制下，形成了崇拜帝王的心理。奴性已经成为很多中国人的基因。所以，毛实行帝王专制就得心应手，顺理成章：三呼万岁不绝于耳；奴才太监不离左右；皇后嫔妃络绎不绝。毛能够发动文革的原因是:一是毛利用了帝王的权威，二是国民的奴才思想和顺从的习惯。如果要避免文革重演，一是抵制帝王文化，破除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摒弃成王败寇思想，建立民主宪政；二是实行公民教育，普及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博爱，贯彻契约精神，推行普世价值，除掉奴才思想，挺起腰板维权。

客观地说，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由于忽略了政治体制改革，当前，我国由于政治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致使官僚严重腐败，贫富悬殊，官民矛盾激化，所以民心思变。一些政客为了实现其夺权窃国的野心，就举起毛的破旗，祭起文革的亡魂，用民粹主义拢络人心，许以斗富人分蛋糕的诺言，重走毛的共产之路。在当前的中国，穷人还是占多数，穷人文化低，信息又不对称，忙于谋生，着眼于眼前利益。只要有人提出象毛当年一样，打土豪劣绅，杀猪出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对当今的官僚和富人也来打倒，分其“蛋糕”——象薄熙来说的“先分好蛋糕，再做蛋糕。”很多穷人又会高呼“万岁”了，那么中国就会重走毛的帝王专制之路，中华民族就会滑进万劫不复的深渊。前段时间，由于薄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把很多民营企业家打成黑社会，就迫使全国大批富豪移民国外，造成精英外逃，财富外流的现象，对中国的国民经济造成重大的损失。

其实毛式的公有制，由于权力是毛个人私有的，毛就是万岁爷，毛就是帝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帅土之滨莫非王臣。连你的人身都是属于毛王的，你何曾有半点私人财产？你失去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你就得依附于毛家王朝，你的身份只能是毛家王朝的奴隶。只有实行私有制，保护你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你才可能有自己的一份财产，你才有自己的自由，如果能够实行北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当你遭遇不测时还会得到政府的救济，享受国家的福利，使你从出生到坟墓都能得到国家福利的帮助和照顾。

另有一些人，打出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实现民主的旗号，妄图一日变天实现民主，这是一种民主乌托邦。在中国打出民主旗号搞暴力革命，其结果也必定是最阴险最残暴最厚黑的人获胜，然后又是成王败寇，又是打天下坐天下，又是个人独裁专制。毛当年不也是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大搞统一阵线吗？为毛的民主自由充当炮灰的人还少吗？中国人受暴力革命的毒害还少吗？

在网络上我们可以感到一股暴戾之气，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凡不同自己观点的，必骂之，甚至欲杀之。某网站就有这样的言论：文革怎么不把你丫的斗死？还有的放言说杀尽共匪。人民日报刚发表了一篇提倡深化改革的文章《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就遭到乌乡的围攻：駁“宁要微词，不要危机”！（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202/296456.html）有的“民主人士”对温总理的政治改革的言论不但不支持，反而大骂其“影帝”，余某还写了《影帝温XX》，这些“民主人士”颇有叶公好龙之风。

面对复杂纷纭的政治形势，“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摆在我们的面前。中国必须走民主宪政之路，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如何走法？窃以为在中国，应该走台湾之路。在大陆，广东的乌坎村也为我们开了民主的先河：广东省委对乌坎村变“为民作主”为“由民作主”。全国农村也要象乌坎村一样，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一人一票，改变中国。方法可以象成立经济特区一样成立政治特区。为了公平起见，可以分别成立毛派特区和民主特区：在毛派特区实行毛式政治制度；在民主特区实行台湾式的民主制度，可以请台湾有经验的官员来指导。两个特区的政府可以互相观摩学习，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相信中国的政治就会成熟起来。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民经过对比，就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就可能超越极左和极右，逐渐向中间靠拢，慢慢趋于中庸。就象西方的民主国家一样，两党的施政方案由敌对慢慢地趋向于大同小异。

中国当前的路线图应该是：政治改革必定要搞，而且要早搞，民主制从特区搞起，逐步推开；民主选举从基层搞起，逐步升级。不能只摸石头不过河，也不能有桥不过要摸石头。台湾已经为我国建成了民主之桥，只要我们虚心一点，请来台湾的工程师，在大陆一样可以建起民主之桥。这样，我们就会成功得更快一些。如果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总有一天被炸得粉身碎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国共两党应该放下党派成见，开诚布公再度合作，实行两党制或者多党制，既可实现民主宪政，又可促进两岸统一，何乐而不为呢？两岸统一了，又何愁疆、藏、蒙闹呢？

【附郝忱赐文】毛泽东的文革与人民的文革

——大众为什么不愿意全面否定文革

郝忱

毛泽东晚年说过，我一生做过两件大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海岛上了；二是搞了文化大革命。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10月，“文革旗手”江青被捕，文革黯然收场。1981年，中共在继续高度尊崇毛泽东，仍把他供奉在神龛的同时，作出了“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人们诘问：一个人一生做过的二件大事之一被彻底否定，他还那么伟大吗？文革是“十年动乱”，那么，1949年——2009年的60年还是“辉煌的60年”吗？另一方面，党内党外有许多人反对“彻底否定”文革，特别是在基层，三十多年里，不时有人发出“再来一次文革”的呼声，以至于“否定派”不得不说“要坚决守住这个底线”。许多人对“文革能不能彻底否定”的回答，几乎一边倒：“不能！”大众为什么不愿意全面否定文革，这是一个需要正视并理性解释的问题，不能简单地斥为毛派煽动、愚氓之见。听说有美国学者认为，文革有“毛泽东的文革”和“人民的文革”之分。虽然未闻其详，但颇给人以启示。

“毛泽东的文革”事实俱在，我们不乏记忆：《五.一六通知》、批判《海瑞罢官》、“毛主席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停课闹革命、“大串联”、破“四旧”立“四新”、“砸烂封资修黑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抄家”，毒打、迫害“地富反坏右资分子”及家庭成员）、揪斗“走资派”、打倒刘邓陶、批十七年文艺黑线、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反动学术权威、“一月风暴”夺权、“二月逆流”、“忠字舞”、“语录歌”、“一打三反”、武斗“内战”、“三支两军”、“清理阶级队伍”、城市居民迁居农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立革命委员会、召开“九大”、林彪出逃、工农兵上大学、“抓革命，促生产”、“天大旱人大干”、“割资本主义尾巴”、 高征购、普遍贫穷、批林批孔批宋江、评法批儒、批资产阶级法权、批右倾翻案风…… “毛泽东的文革”是黑色的阴暗的凄惨的，应该彻底否定。

有没有一个“人民的文革”呢？以我看，“人民的文革”更多的只是在人们的想象中；现实的“人民文革”很少。称得上“人民文革”的，应是文革初期短暂时间内的群众斗官。少数官（“当权派”）由于个人品质不良，或体制的原因，或极左路线驱使（搞土改、合作化、统购统销、大跃进、办大食堂……），长期以来强迫命令、弄虚作假、欺压群众、耍特权，开始腐化堕落，伤害了一些群众，积存了民怨。运动一来，群众趁机揪斗出气。老百姓在权力面前，从来很弱势，平时忍气吞声。幸遇最高当权者允许群众斗“当权派”，自然是欢欣鼓舞。这是文革中他们最感畅快的事，也是他们怀念文革、期盼再来一次文革的最大理由。“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如果不因人废言，那么列宁的这句话实在是讲出了民众在这样的日子里扬眉吐气、痛快淋漓的心态和神态。凭此，他们就“感谢毛主席”。

大众不愿意全面否定文革，是因为文革给了他们机会去斗无良官员；当局要彻底否定文革，也是因为“当权派”（官）们挨了斗。文革中如果只是“地富反坏右资分子”被斗，而“当权派”不被斗，那么当局会“彻底否定”文革吗？中共对土改、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大跃进、反右派……无一彻底否定，唯独彻底否定文革，盖因为其它都是针对他人——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只有文革是针对自己人。大小“当权派”邓小平们挨了斗，于是才彻底否定文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57年反右运动，党组织动员人们提意见，然后把提意见的人划作政治上的右派，进行了二十二年之久的迫害。对如此颠倒黑白的政治运动，当局却至今只承认“扩大化”而不愿意“彻底否定”。

平心而论，文革初期斗官，只有极少数该斗，而且其恶行比之今天官员之恶（腐败）也差得太远。大多数是误斗，不该斗。当时有出于私怨的报复性斗官，有出于派性之争的斗官，有“打倒一大片”形势下“凡官必斗”的斗，有对抵制极左路线的好干部的颠倒了是非的斗，有把被毛泽东错误罢黜的领导干部如彭德怀、习仲勋重新拉出来批斗……误斗了许多好官、好人。

我不知道那位美国学者所讲的“人民的文革”的具体内容。我读了一些资料，了解到这样的事实，似乎也可以视为“人民的文革”：1967年，江西萍乡的中学红卫兵调查了解了当地一些“右派”的冤情，支持他们平反的要求。第二年，萍乡报社“政治迫害调查团”发布公告，为几位“右派”平反。湖南造反派的报纸《万山红遍》刊登了“右派”肖琦的文章“怒揭1957年反右斗争中的黑幕”，印发了2.7万份，两个月内收到两千多份来信。还有，文革初期，已经有一些城市青年单个或组织团体，批评中国党国政治体制的弊端，探讨如何进行政治改革，使中国社会走向自由民主法治。这些“红卫兵”、有志青年利用当时容许“四大”的宽松环境，顺应“革命”大势，进行了与毛泽东的主流文革内容不同但很正面的真正可称之为革命的行为（与“十里长街送总理”、“四五”天安门运动以及张志新等人的反文革行为也不完全相同）。相信，今后随着对文革研究的深入和扩展，会有更多类似的事实展现于世，丰富“人民的文革”的内容。

许多人不愿意全面否定文革，还因为他们相信并至今认为毛泽东进行文革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文革是他们心目中的“人民的文革”。毛和当局宣传说，文革是为了“反修防修，清除党内的走资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确保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质，避免劳动人民回到旧社会，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大众相信了这样的宣传，拥护这样的文革。之所以相信，是因为：

1、毛和中共一贯精于宣传；

2、党国体制封闭，处处设密，民众难以知道详情真情，尤其对高层内幕更不知晓。

3、毛要清除的刘少奇有一些不当言行，如他说，资本家“剥削有功”，“剥削的越多越光荣，功劳越大”；文革初期，毛躲在外地，刘沿用过去的方法，向高校派出工作组整群众，后来被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何其毒也”。还有，刘的夫人王光美搞“四清”运动，炮制“桃园经验”，整了许多干部群众，招致民众愤恨和批判。在这个除了毛，人人没有自由表达权的体制内，刘少奇无法辩解，于是人们相信他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本来，中共建政以来，刘少奇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正确路线，毛泽东瞎折腾，是一系列灾难的罪魁祸首，正应成为被革命被打倒的对象，但由于以上原因和毛泽东掌握大局和话语权，人民相信了毛而拥毛反刘。当时“造反”组织喊着毛的口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相互指责是保皇（刘）派，其实刘被毛任意宰割，哪里算得上是“皇”？毛才是“皇”，该拉下马。

文革中的最大悲剧是，人民相信了不该相信的，批了不该批的，保了不该保的，斗了不该斗的（也有该斗的）；文革的最大错误是“横扫一切”，“砸烂一切”，没能把运动局限于“斗坏官”，并进行到底（毛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打倒腐败官员），所以必然达不到人民原先相信和追求的目的；

4、毛泽东作“亲民秀”，有一些颇能打动民心的言行，如批城市老爷卫生部、培养赤脚医生、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下乡、工农兵上大学、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批资产阶级法权、批剥削有功论、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何其毒也”，宣传“工人农民起来造剥削压迫他们的地主资本家的反，造反动派的反有理”、宣传“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等等，把自己装扮成了下层民众的代表，给文革添上“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道德性，赢取民心；

5、每一个政权建立后都确实存在一个如何防止腐烂溃败的问题（用毛的语言表述，就是“继续革命”）。现代民主宪政国家以民主和法治来防止政权蜕变，古代专制王朝以皇权支持的内部监察弹劾制度来防止官员贪弊腐化和政权垮台。中共建政后沿用了古代王朝内部监督这一套。在政权刚建立伴随的新气象大形势下，加上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冷峻氛围和治吏严苛，当时的官员和政权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廉洁性，但腐败现象已经出现。毛泽东说，一些干部进城后脱离了群众，高高在上，滋长了骄气和娇气，耍特权，群众有气。过去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没能解决，现在找到了办法，就是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起来揭发批判他们，让群众出气……（大意）。这一番言论入情入理，既加强了民众对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为了反腐防变，为了人民利益的认同感，也赋予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以合理性。甚至可以认为，以这样大民主的方式解决官员和政权的蜕变问题，是他在延安窑洞与黄炎培所说“让群众监督政府”思想的一种试验性实践。当然，事实证明，防止官员和政权的蜕化变质，应该依靠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以文革这种“大民主”的运动方式解决不了问题，反而造成动乱、误伤好人、被阴谋家利用等不良后果。文革结束以后，中共丢弃了这种“大民主”方式，取消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称之为拨乱反正；但他们既拒绝实行现代民主国家行之有效的权力制衡制度，又变本加厉地禁止人民行使集会、游行、罢工、言论、新闻、出版等自由权利，不“让群众监督政府”；依然沿用过去无效的自我监督的一套，结果愈加腐败，至今已是腐烂透顶，不可收拾。

中共1949年建政至1966年文革时的一系列错误（大跃进、大饥荒等），以及当时政权和官员已经出现的腐败现象，激发中国民众踊跃地投入到文革初期的“斗官”运动中去；今天中共政权和官员们惊心怵目的腐败，使中国老百姓惋惜文革没有把斗官运动进行到底，惋惜“毛泽东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杀掉某某人”；更使他们认为不应该全面否定文革，甚至呐喊：“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可见，大众不愿全面否定文革的主观原因是，相信了毛泽东及当局对文革目的性的美化宣传；客观原因是政权变质、官员腐败的现实和文革初期短暂的斗官记忆。这样的现实在文革之后三十多年内愈加严重，强化了民众的认知，促使“再来一次文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情绪越来越激愤（有“再搞一次文革就不只是给他们戴纸帽子游街，而是十个官就有九个被杀死”之类的血腥语言）。

以上议论当然不是赞成文革正确、应该再搞一次；只是说明，十年文革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大众不愿全面否定文革有原因、有道理。面对老百姓反对全面否定文革，呼唤再来一次文革的汹汹民情，空喊“坚决守住（彻底否定文革）这个底线”毫无作用。一个结论、一种认识，如果需要像守卫阵地一样地“防守”，那么一定是这个结论有毛病，不能服人（就像中共文宣部门把舆论——民意民情称为具有军事色彩的“阵地”，高喊舆论阵地“守土有责”一样。这个“守”说白了就是对抗民意，长远看，一定守不住）。当前应做的，是当局必须努力消除造成老百姓要求再搞“文革”的原因。否则，不定那一天，一定会发生一次什么文化革命或武化革命。

有些人很担忧“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这真是杞人忧天。中国决不会再发生1966——1976年那样的文化大革命。那次文革是最高当权者毛泽东自己发动的，现在当局有谁具有发动文革的丝毫可能性？他们一心“维稳”、坚决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一万年不动摇、永保自己在内的权贵利益集团的幸福日子万古常青……，怎么可能“发动群众”让民众揪斗“当权派”呢？知识先生们失去了常识，无由头地担忧。在害怕革命、反对革命问题上与当局惊人地一致。

所谓“再来一次文革”，要搞清再来一次怎样的文革、谁的文革。“毛泽东的文革”，当局不会搞，人民也不会要——那是一个运动不断、普遍贫穷、人民不幸（官员也不美气，有人夸张地说“官不聊生”）的文革。人民不要这样的文革，所谓“毛派”们能搞得起来吗？而且，有什么证据说“毛派”们鼓动的“再来一次文革”，就是当年的那个“毛泽东的文革”，就是要完全回到毛时代？搞那样的文革，人民会跟着他们跑吗？回到毛时代，可能吗，人民答应吗，毛派自已受得了吗……，我们应该想想这些问题，不要作无谓的担忧和争论。依我看，人民喊“再来一次文革”，无非是在当局无心和无力治理腐败的情况下，要求由民众自己起来斗坏官反腐败而已。对这样的“人民的文革”，凡人民的朋友，没有必要担忧、惧怕和反对。我就不，因为我知道，如果发生了斗官的“文革”，那么，我们担忧没用，人民毫无责任。那叫“官逼民反”！

最后，谈谈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问题。毛是为了搞掉刘少奇及其势力而发动文革的吗？对此，我无力肯定或否定，只想提出一些疑问和事例。1959年庐山会议上，鉴于之前大跃进的大失败，中共高层几乎一致认为应该纠左。然而当毛泽东因彭德怀谏言而“龙颜大怒”时，全体马上一致转向，随毛批彭，把他和张闻天、黄克诚等打成反党集团。1966年毛发动文革后不久，刘少奇一明白是冲自己而来，就立即缴械投降，提出回延安或老家种地。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毛又想搞掉刚刚当选的党的唯一的副主席、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也不过是搞搞“批陈整风”、“南行讲话”，向下边吹吹风、打打招呼，就迫使林彪“仓惶出逃”，葬身异国。说明：在中共这样高度集权的体制内，以毛泽东从延安时期以来就形成的高度权威，以中共高层诸公随风倒浪、墙倒众人推的气节和中国古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政治文化传统，为君者毛泽东要搞掉刘少奇及其势力似乎不需要发动文革这样的全国性大运动就能做到。正如毛泽东于1964年当面对刘少奇说的，我动动小指头就能搬倒你。再看之前、之后的斯大林和邓小平。斯大林清除“二把手”托洛斯基及其他党内巨头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都没有搞运动，用党的会议就搞定。1986年，邓小平指使几个老人开了一个“民主生活会”，就迫使党的总书记胡耀邦辞职；1989年，邓又在党中央会议未履行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就把另一位总书记赵紫阳搁在一边，以后给赵扣上“分裂党”的罪名解除其职务并长期软禁。甚至在邓死后，其阴魂还附身于继任者，一直把赵紫阳软禁至死。“共产国家”极权主义体制内最高统治者的权威之威之烈，由此可见。由此，也促使我们发问：毛泽东发动文革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吗？他的真正动机或全部动机是什么，或，他另有动机吗，“理想主义说”成立吗，以毛的人品人性，会有什么样的理想呢……令人费思费解！

2012.1.26 正月初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