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

侯工

【回信】

姜先生：

您好！

承蒙您的抬举，其实我才疏学浅，正应向您学习。有时我斗胆发表一些拙作，只是期望能抛砖引玉，同时企求得到方家斧正。

我详读了您的朋友郝先生的力作，觉得有相当的深度，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特别是结合了当代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在此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希望得到您的指正，也是想和您的朋友作点交流和商榷。我基本同意郝先生对阶级的观点，一方面，阶级以经济上占有财产的多少来划分；另一方面，阶级又由政治上的地位（属于统治集团或被统治集团）来划分。我认为阶级有双重属性：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阶级关系是以阶级合作为主，阶级斗争为副的。在阶级合作时期，经济属性起主导作用，而在阶级斗争时期，则是政治属性起主导作用。

阶级是自然划分的，人为划分阶级是错误的。在一个国家内，统治集团拥有最多的财产和最高的政治地位，自然就成为强势集团即统治阶级，其他人也就自然成为被统治集团，也就是弱势集团即被统治阶级。人类社会自从有国家存在以来，国家内只分为强势阶级和弱势阶级，也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阶级之间有可能产生对抗性的矛盾和斗争。在两个阶级内有差别的集团划分各个不同的阶层，阶层间的关系一般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合作关系。在农业社会，一般属于帝王制社会，在工业社会，一般适合民主制社会。

郝先生在文中说：“有如此多的阶级名称，说明所谓阶级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概念，它和阶层、等级的意思及作用大致相同，都只是对于人们社会地位、生活状况的粗略分层和描述，表示人们在社会上由高到低、由好到差、由优到劣的生存境况而已。”我认为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必须给阶级一个严格的明确的概念：在一个社会里只有两个阶级，其它的都是阶层。一般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例如在帝王制的农业社会，帝王及其组成权力机构的官僚集团属于王权阶级，王权阶级内又分为皇家阶层和官僚阶层。皇家阶层和官僚阶层是合作关系，两者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官僚阶层是为皇家阶层服务的。两个阶层间和各个阶层内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政治利益上的矛盾，一般通过协调可以得到解决。和王权阶级对立的是庶民阶级，庶民阶级内又分为地主阶层和农民阶层，两者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合作关系，有地农民成为自耕农，少地或无地农民租地主的土地耕种，两者互相依存，地主如果过分地剥削农民，就会削弱农民的生产力，也就是损害了地主自身的利益，所以地主和农民间双赢的结果对地主更为有利。

在工业社会，存在两种国家政权，一种是一党专制的国家政权，这种政权具有过渡性质，一般不会长久；另一种是多党制的也就是民主制的国家政权，这种政权将会伴随整个工业时代。

在一党制的国家里，分为权贵阶级和平民阶级，权贵阶级内又分为核心阶层和官商结合阶层，两者间主要表现为合作关系。在平民阶级内又分为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两者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经济利益方面。平民阶级和权贵阶级之间存在着对抗性矛盾，如果解决不好，就会产生革命（暴力的或非暴力的）。

在民主制国家（有人称之为资本主义国家），因为主权在民，所以没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分，因此，企业主阶层和工人阶层就上升为企业主阶级（有人称之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有人称之为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基本上不是敌对阶级，没有根本本的利害冲突，所以在民主国家不会发生暴力革命。又因为民主制的国家政权基本上是符合国民利益的（因为民主制有自我纠错的功能，当国家政权偏离公民利益时，公民通过监督机制促其改正，或者通过选举更换国家政权）。所以，企业主阶级和工人阶级基本上是合作的关系，基本上没有对抗性矛盾，当两者产生矛盾时，一般通过协商可以得到解决，必要时还可以通过工会组织领导的非暴力的罢工、示威游行等方式解决。而且，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可以通过议会选举取得政权，实行对劳资双方都更有利的政策，一般会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和改善工人的经济状况，实行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失业救济和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由于工人阶级有这么多渠道维护自身的权益，暴力革命就没有必要了，也就不可能发生了。由于效益先行，兼顾公平，阶级间以及各阶层内团结合作，社会和谐稳定，因而生产力得到巨大的发展，国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相应的提高，科学技术有了飞跃的进步，文化艺术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社会的文明和道德也得到快速的提升。

    民主制还分为旧式民主制和新式民主制，新式民主制的国家以北欧的瑞典、丹麦等国家为代表，这些国家（又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义）实行公有制和私有制混合的所有制形式，实行高税收高福利，兼顾效益和公平，旧式民主制有高效益但是公平稍差，社会矛盾比较尖锐，如美国最近就暴发占领华尔街运动。因此美国也正在向新式民主制过渡，如1911年3 月美国众议院就通过了医保方案。最后所有旧式民主制国家（美、日、韩等)都会转变为新式民主制，原因是，民主与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公平也是生产力。

在郝先生的文章里划分了很多阶级，其实阶级不宜划分过多，有的政客为了夺权需要，或者夺权后成为统治者，为了对人民分而治之的目的，他们人为地把人民分为很多阶级，使人民成为一盘散沙。如毛在夺权时，在上世纪20年代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把中国人分为地主阶级、大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等阶级。他在1927年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又把农民和地主两个阶层细分为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土豪劣绅阶级，中农阶级、贫农阶级…… 其目的就是制造社会矛盾、分裂人民、引起人民内斗和混乱，以便乱中夺权。他在《报告》里说：“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岂止一点？）。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毛就是依靠制造恐怖来达到其夺权目的的，在夺权后又靠恐怖手段维持其独裁统治。毛利用农民作炮灰夺取了政权，登基后他俨然以封建帝王自居，他欣然接受臣民对其三呼万岁，他把个人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独断专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为了维持个人的独裁，对人民实行分而治之。他把全中国人民划分为下列的阶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富农阶级、上中农阶级、下中农阶级、贫农阶级、雇农阶级、坏分子、反动会道门、右派分子、中右、右倾、反革命、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文革中又人为地划分为党内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左派、右派、造反派、保皇派…… 挑起了全国大规模的全面武斗，制造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人为地划分阶级，并且挑起阶级斗争，制造党内、工人阶级内和人民内部的窝里斗，破坏人民的团结，造成社会动荡，人间悲剧由此层出不穷。

当国家政权符合国民利益时，阶级关系就处于合作期，阶级的界线是模糊的。阶级间和阶层间的矛盾是轻微的，只是一些经济上的纠纷，通过法律可以得到解决。阶级合作期是人类的和平建设的理想时期，在阶级合作期，生产力得到很好的发展，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国家就会繁荣富强。其实人民的本性是厌恶斗争的，无谓斗争的结果必定是两败俱伤。人民愿望各阶级、各阶层做到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在这样的社会，人类享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国民得到充分的教育，每个人能够得到独立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里科技也能得到快速发展。

国家的政权怎样才能符合国民利益呢？主要是由民意在国家政权中所起的作用而定的。在君主制时代，当君主尊重民意，对人民施以怀柔政策时，就是阶级合作期，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团结一致。例如历史上唐朝的贞观之治，在唐朝贞观年间，唐太宗能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广开言路，重用魏征等诤臣；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国力也相应强盛。

如果君主违背了民意，国家政权不符合国民的利益，阶级关系就处于斗争期，阶级的界线就明显化了。统治阶级加重了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民不聊生，人民就会揭竿而起，这叫做官逼民反。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是不会起来造反的；当人民觉得活不下去了，才会起来造反的。在帝制国家，在暴君统治下，往往地主阶层和农民阶层联合起来对王权阶级作斗争，推翻统治者夺取政权。但是，在生产力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时，被统治阶级推翻了统治阶级，胜利后一部分人就成为新的统治阶级（新的帝王阶级），而原来的统治阶级就沦为被统治阶级，革命的结果是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对换了位置，国家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并没有产生质的改变。新产生的统治阶级有可能比旧的好，也有可能比旧的更差，这与统治者的个人品质有极大的关系。例如，汉初比秦朝好，唐初比汉末好，但是毛时代就比民国差。

君主制只适合农业社会，因为农业生产比较简单，社会产生的矛盾也比较简单，通过君主的人治就能解决，并不需要健全的法制。但是，当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生产力发生了质的变化，生产复杂化了，商业和金融业有了大规模的发展，生产、商贸产生的复杂的矛盾和纠纷，必须通过健全的法制才能解决。君主制的人治就不适合了。旧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合先进的生产力了。这时，社会革命就会自然地产生。是生产力产生了质的革命才促使社会产生质的变革。这种变革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旧的国家政权顺应历史潮流，主动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苏联共产党政府、东欧非民主政府和台湾国民党政府，他们是通过和平的政治体制改革实现了民主转型的。这是最低成本的理想的方式；另一种方式是统治者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结果被国民用暴力革命推翻，然后再实行民主制，例如利比亚和埃及。这种方式国家和民族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君主制的国家里，由于先进的生产工具大机器的出现，工业生产逐渐地代替农业生产。这时，在被统治的庶民阶级里产生了两个新的阶层：企业主阶层和工人阶层。国家政权（君主）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合新的生产力的需要了，也就是不符合国民的利益了。这时阶级的关系就由政治起主导作用了。当企业主和工人发展到足够强大时，阶级斗争就发生了——请注意，这时是新生的先进的企业主阶层和工人阶层联合起来以和平的方式（君主立宪制）或暴力革命的方式（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推翻旧的落后的统治阶级。

英国最早实行了这个革命，实现了君主立宪制，君主交出了实权，成为虚君。英国是人类社会第一个实现了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的国家政权是符合国民利益的，因此，英国的阶级是以合作为主的，因此生产力就有了巨大的发展，使其迅速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在民主制国家内，由于主权在民，所以没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只有企业主阶层和工人阶层。两个阶层有矛盾，也有斗争，但是，这些矛盾和斗争是可以通过民主政府调节解决的，政府主要是通过法律、税收、福利、股份制和慈善等手段，抑制垄断资本，提高工人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避免发生革命和斗争。

可是在非民主国家，情况就不同了。在非民主国家，国家权力掌握在个人或集团手中。国家权力不受国民监督，民意不能有效地进入国家权力之中，国家权力拒绝人民监督，就容易产生腐败。违背了国民的利益，这样，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就会激化，当被统治阶级被压迫得无法生活时，就会官逼民反，革命（暴力或非暴力）就可能发生。当然，革命的成功与否，还取决于双方力量的对比，但是，民主制是历史潮流，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长期阻止，民主的力量终将取得胜利，民主制总是要实现的。如果统治阶级能够顺应历史潮流，自觉进行体制改革，主动实行民主宪政，就能化解矛盾和斗争。例如蒋经国，他能把握历史机遇，开放言论，开放党禁，实行民主宪政，为中华民族书写了新的篇章，蒋经国以实际行动否定了“中国人不适合民主论”、“素质论”和“国情论”。

有的国家，由所谓的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并且取得了政权。例如苏联，在苏联，当无产阶级掌握了财产以后，他们就由无产变为有产了，实际上就成为新的资产阶级了。这样的国家把全国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就形成了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是最残酷的，远远超过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在民主国家有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甚至有自己的政党——社会党、工党，工人可以进行合法的罢工、游行示威、竞选等方式争取自己的权益，而在苏联一党专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统治下，工会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人没有罢工、游行示威的自由，也没有选举、监督国家领导人的权利。工人农民在国家资本主义的统治下是纯粹的无产阶级，由于经济受国家控制，劳动者只能沦为奴隶。有恒产才能有恒心，没有个人的财产，也没有个人的自由，更没有个人自由的发展。

国家政权是否符合国民的利益，关键在于是否认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核心是人的价值，是人性，是人权，是人道主义，就是要把个人的利益摆在第一的位置。相反，如果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就是反人性的，就是反普世价值的，也就是违反国民利益的。当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认可普世价值的时代，也就是所有国家都实行民主制的时代。由于价值观相同，就缓和了国家间的矛盾。如果价值观一致了，就可以避免战争。在民主制国家里，国家政府如果要发动战争，必须得到国民的同意。人民的本意是要和平的，没有战争，世界大同就可实现了。

综上所述，国家在农业社会，主要表现为帝王制，国家的职能主要起统治作用。社会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在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有的国家就产生一党专制的特殊形式，一党专制与帝王制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国家政权仍然起统治作用，社会仍然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当社会完全实现工业化时，帝王制和一党制都不适合先进的生产力的需要了，所以必然会实现民主制。民主制的国家政权已经失去统治的职能。它们主要是体现管理的职能。在同质的社会里，阶级合作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阶级斗争只会导致改朝换代，轮流做皇帝，由此产生的残酷血腥的战争只会破坏生产力，并不能推动社会进步。只有生产工具的进步才能提高生产力，继而推动社会进步。只有当生产力的发展由量变超越临界点，生产力产生了质的变革的时候，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合先进的生产力时，这时的阶级斗争才起了助产士的作用，这样的革命才能催生新的社会形态和新的生产关系。这样的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历史不是由某个英雄豪杰创造的，历史是按照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运行的，人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顺应历史潮流前进。

祝您春节快乐！

                                  侯工       1912-1-14

【来信】

候工：

       我的一位未曾谋面的陕西朋友寄来他新近撰写的论文，向大家求教。我的水平有限，特转给您，能否拨冗指教？谢谢！

姜万里

阶级和阶级斗争

                        郝忱

与阶级相近的词有阶层、等级。不少人认为，古代的西欧是阶级社会，中国则是等级社会。

关于阶级，中国理论界惯常引用苏俄列宁的话说，阶级是由于人们占有生产资料不同而形成的社会集团。

1980年代以来，中国官方宣扬中国社会已经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熄灭了。

曾经有过这么多的阶级称谓：

贵族阶级、平民阶级、奴隶阶级、奴隶主阶级、劳工阶级、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以身份划分）；

无产阶级、中产阶级、资产阶级（以拥有资产等划分）；

富人阶级、穷人阶级（以贫富划分）；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职业划分）；

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官僚特权阶级、下层阶级、上层阶级（以社会地位划分）；

剥削压迫阶级、被剥削被压迫阶级（以阶级关系划分）。

有如此多的阶级名称，说明所谓阶级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概念，它和阶层、等级的意思及作用大致相同，都只是对于人们社会地位、生活状况的粗略分层和描述，表示人们在社会上由高到低、由好到差、由优到劣的生存境况而已。这种人与人之间“社会存在”的不同，不论古代还是今天，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都存在；而且，当我们说，人与人之间永远不会平等时，就等于说，阶级的存在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是截止目前为止任何一个社会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实。

人们社会存在的这种纵向分层，不仅与各自所有的生产资料有关，还与家庭出身、人脉关系、权力地位、职业、财富等有关；而且，在专制社会里，在漫长的存在剥削压迫的人类社会里，拥有权力地位比之有钱更加重要，有权可以发财（升官与发财紧相连——“升官发财”），而无权则很难致富，甚至得而复失。常可见到，有几十万元资产的小企业主克勤克俭，艰辛度日；有价值几十万元的载重汽车或大吊车的人整天忙碌奔波，为生计发愁。这些生产资料与当年农民们普遍持有的一把锄头、一把铁锹一样，不过是他们劳动谋生的工具。他们与毫无生产资料却有权的小科长比，两者的阶级地位孰高孰低，生活境况孰好孰差应是清楚明白的。                        

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由于占有生产资料不同而形成不同的集团”)和中国官方理论界关于剥削的解释（“一部分人利用私有的生产资料或货币资本无偿地攫取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都把矛头指向掌握生产资料的地主、资本家，而放过掌权的官僚统治阶级。这是大有深意且有害的。依靠所有的生产资料通过生产经营活动来剥削他人既十分困难，也由于不易和轻微而能被大众接受。而官僚统治阶级利用权力剥削奴役民众却既是经常地大量地发生的事实，又是最有害被民众切齿痛恨且常激起反抗的行为。

并且，在现代条件下，国家利用权力剥削民众更加容易。在古代，统治者一般只能通过滥征赋税徭役来剥削民众。现代，则除了加重税负之外，还可以滥发货币，通过使民众持有的货币“缩水”来攫取民财。古代，由于技术和金属材料（金、银、铜、铁等）有限，国家印制或铸造货币总有极限。而现代发行纸币却因印刷技术和纸张材料先进优质，以及印制的特性（50元纸币加印两个0，不增加任何成本就可以是5000元），使得制币能力几乎是无限的，给国家滥发货币提供了条件。实行“公有制”且权力不受监督制约的专制国家统治者还把名为“国有”、“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的“公有”财产肆意挥霍贪占（古代没有那么多国有企业可让官员们探囊取物）。加重税负、滥发货币、假公济私，是现代专制国家及官员剥削民众的三大手段。

中共理论家只以拥有生产资料多少来划定阶级，竭力把人民的仇恨目光引向地主资本家，正是为了掩饰专制国家及官员以权力对大众进行剥削欺压的事实，为了掩盖此类人是最大的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本来面目。

阶级具有这样一些特性：

阶级的边界不总是清晰的，比如富人阶级和穷人阶级就不是可以严格区分的。

阶级归属不固定，可流动，比如官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平民阶级。官员卸任或被挤出官场后，大多不再属于统治阶级。有些平民、穷人子弟也可能晋升进入官僚统治阶级。

阶级属性具有相通性，比如被统治阶级往往也是被剥削被压迫阶级；下层劳工阶级、穷人阶级既是被统治阶级，也是被剥削被压迫阶级。

阶级称谓具有包容性，比如劳工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被统治阶级可以包括劳工阶级、无产阶级、中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西欧封建王朝后期）、富人阶级（中国秦至清代）；

有的阶级既是剥削阶级，也是被剥削阶级，比如专制王朝统治下的中小地主，他们可以对贫苦农民构成一定剥削，但自己也常成为腐败王朝暴政的掠夺奴役对象。

在当代先进的民主国家内，实现了全民统治，难以再划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但仍有富人阶级与穷人阶级的差别；而且，金融资本家巧变花样，掠取民财，是这些社会依然存在的剥削阶级。

阶级之间有差异，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但不一定矛盾对立，比如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

阶级之间即使有矛盾，也可以共生共处，比如地主与雇农和佃农，资本家与工人，穷人与富人。

阶级斗争一般不发生在被统治的各阶级之间。穷人并不一概地仇富，他们仇恨为富不仁者、巧取豪夺者，仇恨为官不仁不廉者、贪官污吏，仇恨暴君暴政，仇恨剥削压迫自己的人，却羡慕尊重那些正当地发财致富的人，自己也心向往之，为之奋斗之。

不存在剥削压迫关系的阶级之间不会相互斗争。阶级斗争主要因一方剥削压迫另一方而引起。而某一阶级之所以能够剥削压迫其它阶级，则主要是由于他们掌握了权力和暴力。因此，阶级斗争大多发生在强势的官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比如中国历史上许多次反抗腐败专制王朝的人民起义。还有，所谓阶级斗争，必定是下层阶级反抗上层统治阶级的斗争。后者尽管年年月月在掠夺欺压民众，却一定讳言这一事实，不会声张，不会号召进行对前者的什么阶级斗争。所以，通常所说的阶级斗争也即本文所说的阶级斗争，只是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反抗上层统治阶级的斗争。

阶级斗争并非如毛泽东所说，时时发生、处处存在、人人参与。阶级斗争大多只是隐蔽、间接、零散地发生，以至于人们常浑然不觉。

阶级之间发生激烈对抗和斗争，须具备四个条件：

1、存在剥削压迫关系；

2、剥削、压迫沉重，被剥削压迫的一方不堪忍受；

3、别无它途解决；

4、有斗争的有利形势。否则，依然是默默忍受。

我们依此来简单分析一下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这是官方曾经大力宣扬过的。

地主对雇农和佃农、资本家对工人可能构成剥削，主要表现为地租率过高、工钱（工资）过低。但是，

1、由于地租率和工钱的高低一般取决于当时当地耕地和劳动力的多少，受市场供求关系调节；还受收成、劳动生产率、利润和劳动力成本高低的制约，并非地主、资本家任意确定，所以通常不会太高或太低。而只要基本合理或普遍如此，劳动者就不会抵制，也不应该鼓动他们起来斗争。

2、即使一时过高或过低，如果佃农、雇工当时别无选择，也会被迫认可。作为弱势的一方，他们大多选择了默默忍受。今天中国山西“黑砖窑”的奴工和广东“血汗工厂”的工人们正应该起来斗争，却由于大环境恶劣、力量悬殊，而只得苦苦挣扎或跳楼自杀！

3、在自由经济制度下，劳动者与雇主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地主、资本家无法强制。假如剥削压迫十分沉重，雇工和佃户可以走人，可以退佃。在历史上，我们看不到很多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

4、抑制资本家剥削，保障工人利益，解决劳资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方向，是依靠制度调整和国家干预，以及劳资双方和平协商。中国“黑砖窑”奴工事件和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事件是中国制度蜕变和政府失职的产物。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曾经发生过许多次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斗争，比如罢工。以后，资本主义制度逐渐完善，这样的阶级斗争趋于缓和并接近于消失，代之以由工会代表工人与资本家谈判，代之以国家干预、劳资合作。一味地提倡鼓动无产阶级展开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错误的。

中国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

1949年至文革时期的毛泽东时代，消灭了地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这些过去的富人阶级和旧政权遗留人员以及被整肃人员如右派等“地富反坏右资”，成为一个政治上被打击，经济上被剥夺，社会上被歧视孤立的被压迫阶级。与此直接对立的是由掌权的党员领导干部组成的统治阶级。再有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应该承认，当时虽则大喊阶级斗争，其实，除党和国家对“地富反坏右资”大加迫害，对农民大加剥夺之外，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与“领导干部阶级”的矛盾并不尖锐激烈，少见他们发起对后者的阶级斗争。当时更多的只是毛泽东虚拟的并无资产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一次次毛泽东发动的使包括“领导干部”们在内的全体人民都深受其害的政治运动。

许多人把毛泽东的政治运动、政治迫害视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而深恶痛绝之，这是一大误解。

阶级斗争，第一，它应是发生在阶级之间；第二，应有斗，有争，有出击，有抵抗，甚至还有反击。毛的土地改革，是中共在占领区借助武装力量和政权力量，鼓动极少数贫穷农民（破产农民、痞子、流浪者、“极勇敢分子”）胁迫其他农民瓜分地主富农土地财产并侵害其人身的单方面的行为。它不是农民一整个阶级与地富一整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枪杆子和政权力量的威慑下，地富们“被斗争”前，惶恐不安，不敢准备抵抗；在“斗争”中，只能低头认罪，听任围观、控诉、辱骂、拳打脚踢甚至被打死，财产听任众人拿走、分掉，何曾有过争斗、反抗？另一方农民阶级中的绝大多数并非自发自愿积极地参加这一“斗争”，而是被动地被裹胁被煽动随大流参加进来。各地“土改”中，都有不少农民白天分得了地契、财产，晚上偷偷送回给“东家”。所以，“土改”不是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中共借助农民作为“道具”，对农村富人阶级进行政治打击、经济剥夺和羞辱其社会声望的行为，是消灭地富阶级的政党行为、国家行为。1955年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国家单方面的剥夺行为。期间，人们只看到工商业资本家被迫交出工厂、商店等企业财产，接受国家“赎买”或跳楼自杀，却不见工人阶级起来斗争，占领工厂矿山或商店，夺取资本家财产，也不见资本家反抗抵制“斗争”的情景。这里“对立”的双方，不是“劳方”、“资方”，而是国家与资本家。所以，它也不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1957年“反右”，在开初“鸣放”阶段（毛泽东“引蛇出洞”之“阳谋”），持不同意见的师生之间展开过“大辩论”，似乎有一点斗争的架势，但难说哪一方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哪一方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再，一旦党组织号召“反右”，马上形势一边倒，万马齐喑、风声鹤唳，不允许也没有谁再敢发出“右派言论”。接下来，就是党组织及其“被领导的群众”对被“揪出来”的右派们的揭露、批判、处分；就是“右派”们的检查交代、检讨“认罪”和被批斗、被“改造”、被迫害等等。在此，也谈不上相互间斗争。1959年，中共庐山会议上，出身贫苦的中共高级干部彭德怀就经济建设中的工作缺点向毛泽东建言，被毛指为“反党”。毛说，庐山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但谁能相信，这是由彭德怀代表资产阶级，由毛泽东代表无产阶级在进行阶级斗争？毛的言论是荒谬绝伦的诡辩和诬蔑。同样，中共取得政权前在江西“苏区”捕杀“AB”团，在延安等“根据地”进行“整风运动”，也只是党内斗争；中共与国民党的夺权斗争是政党斗争，都不是阶级斗争。中共建政之后的“镇反”、“肃反”，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党内反右倾、“文化大革命”是党内斗争，是党内邪恶势力对健康力量的清洗和迫害；反胡风，反右派是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的打压。这些，连同“土改”、“国家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是政党行为、国家行为甚至毛泽东的个人行为，是中共党和国家及领导人发起的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国家暴力、国家罪错，却决不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把它说成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只是为了占据道德高地，为了煽动、利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来打江山，保江山，巩固其权力地位。

1980年代改革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政权性质发生了急剧蜕变，中国的党权、官权膨胀，权力肆虐，民权萎缩，贫富两极分化，形成了以下至乡村上至中央的部分党政领导干部及其家族亲友为主体的官僚特权阶级；以国企高管、房地产商、煤矿老板和垄断行业管理层人员等为主体的新富人阶级（也有称他们为豪强阶级、权贵阶级、利益集团的）。同时产生了以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无业青年和其他困难家庭贫困人口为主体的新穷人阶级、弱势人群。但当局竭力掩盖这一切，宣称中国消灭了阶级，自然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那些冒酷暑迎严寒披星戴月清扫马路的工人与节日来“慰问”他（她）们的市长、县长们是一个阶级吗？

那些在地下室栖身的“蜗居”族与拥有一套或多套千万元、亿万元豪宅别墅的明星“大腕”们是一个阶级吗？

那些在街头流浪卖唱的无业青年、在澡堂浴池里替人搓背洗脚的青年男女与二十几岁就升任市处级职务的“官二代”“官三代”是一个阶级吗？

那些被迫进城以收破烂照大门养家糊口的失地农民与私卖集体耕地中饱私囊聚敛了几百万上千万元的村霸书记主任是一个阶级吗？

那些在“血汗工厂”“黑砖窑”“黑煤窑”苦苦挣扎艰难劳作的奴工苦力们，那些从富士康的大楼上跳下自杀的青年与身家财产几亿几十亿甚至更多的头戴“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光环的煤矿老板房地产大亨企业巨头们是一个阶级吗？

那些在地摊上捡买便宜货，在菜市场捡拾菜叶的城市贫民下岗工人与一掷千金极尽奢靡创造了世界第二大奢侈品市场的“富婆”“富爷”们是一个阶级吗？

那些被城管撵得四处逃窜的引车卖浆者、摆摊卖饭卖菜者与手握重权的省长、市长、书记、公检法首长是一个阶级吗？

那些年薪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企业官员与年收入三、四万元的普通工人，那些身居要津权力不受制约日进几万几十万元“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的贪官与月工资三千元左右的普通公务员是一个阶级吗？比如，那个捞取了二十五亿美元的铁道部运输局长刘曙光与月工资一千元的列车员，那个年薪六千万元的平安保险董事长与年收入不到六千元的农民是一个阶级吗？

……

面对中国社会阶级鸿沟巨大，权力施虐、腐败丛生、贫富悬殊、官强民弱、暴力拆迁、强征土地、非法拘禁、压制言论、截访、自焚、矿难、“血煤”、黑社会、楼价高扬、股市狂泻，以及高房价、高医疗费、高学费和高失业率四座大山，访民冤民成群结队，每年发生几十万起群体性维权抗争事件的严酷现实，有人想要人民忘记剥削压迫，忘记阶级斗争，放弃阶级斗争，当然是一厢情愿、自作好梦。

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依我看，阶级斗争不具有这样的作用。历史上，奴隶和奴隶主、农民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谁也没有消灭谁。而且，就他们两者而言，如果一方消灭了另一方，则自己也不存在了。也不是后边的农民与地主消灭了奴隶和奴隶主；工人与资本家消灭了农民与地主。旧阶级消灭、新阶级诞生，是新旧生产方式更替和产业革命的自然结果。比如，随着自由经济制度建立，奴隶或农奴转变为自由农民，奴隶主转变为地主；工业经济取代农业经济又使大批劳动者由农民转变为工人，使大批有产者由地主富农转变为工商业资本家。1950年代初，台湾政府收买了地主的土地，这些地主把钱投入工业或商业，自己也由地主转变成了资本家。可见，台湾地主阶级的消亡既不是农民阶级斗争的结果，也不是后起的资产阶级消灭了它。阶级斗争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使上层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行为受到抵制而有所收敛；不同程度胜利了斗争还使剥削压迫有所减轻。比如古罗马爆发斯巴达克奴隶起义之后，奴隶主阶级被迫分给奴隶以土地、农具，允许独立经营，奴隶由此获得了相当的人身权利和经济权利；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初期工人阶级的斗争迫使资本家阶级及政府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增加社会福利，扩大民主自由（据说，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与宣传攻势也迫使资本主义国家调整政策，改善制度，使得人民生活提高，权利增多）。当今中国农民要求减轻负担的抗争、市民反对强拆的抵制行为（包括自焚）、对楼价畸高、物价飞涨等的批评抱怨、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唤及维权抗争事件，都得到政府一定程度的正面回应。下层的斗争还使人类社会形成有剥削有压迫就有反抗、应仁慈博爱、体恤民情、施行仁政、以民为本等观念，形成公平正义平等等道德原则。事实证明，斗则进，斗则胜，此言不谬。

毛泽东时代对人民的“阶级斗争”应该坚决否定，但人民大众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则应该予以肯定并弘扬。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人类既追求物质文明的进步，也追求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进步。生产活动、科学活动及研究成果推动生产力和物质文明进步；社会文明进步则有赖于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社会政治斗争来推动。下层阶级及人民大众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正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趋向公平正义合理境界的主要动力之一。一切正直之士、理智之士，应该赞扬它，支持它，宣传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