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常听到的是这么一种观点：中国要是民主，可能会导致贫穷、混乱、分裂……伴随的则是另一种观点，中国正在不断进步不断发展，言下之意是稳定第一，民主可以暂时放在一边。这种说法只是凭空的推测，本身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第一有诸多亚洲和东欧国家制度转型的成功先例摆在那里，失败的案例几乎没有；第二1948年中国就成功进行了总统与立委的全国普选，在总统的位置上，蒋介石威望过高，对手居正的得票率仅有不到10%，而副总统的位置竞争激烈，产生了一系列美国式选举现象，这其实已具备民主雏形，再差一步便可开花结果，可惜却被拒绝参选、里通苏联的叛国者无端破坏，你非要说中国人的素质连60年前的民国时代都不如，那我也实在没有办法。

事实上这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典型特征之一：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不了解这种病症的人可以google之，必有收获，或者再看一遍《肖申克的救赎》，仔细体会这句台词：“监狱真是个怪地方，一开始你讨厌它，然后习惯它，最后离不开它”。对未来的恐惧恰恰源于对现实的恐惧，中国人虽然嘴上高叫进步发展，内心却对现状充满忧虑，自己却毫无察觉。对民主的误解使得他们得出贫穷、混乱、分裂的推论，其最重要的依据是国内日益积累的怨气，使得这些“民主的恐惧者”对这种怨气拥有正常抒发渠道时可能造成的后果感到担忧。因此作为斯德哥尔摩市某银行里的人质，他们害怕警察的营救会使得劫匪撕票，并且在得到劫匪“只要合作就不会受到伤害”的承诺后，将生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劫匪的仁慈上（“政府也在进步”），这才是他们抵制民主最根本的原因。

因此，如果忽略或者不愿意承认这个原因，反民主者所找出的其它借口只能是由结果逆推必要条件的诡辩。而民主在中国经常被和面包联系在一起，最后无论民主的支持者或反对者的辩论焦点都集中到了以下几种民主与面包的逻辑关系上：充分条件关系，有了民主就会有面包；必要条件关系，有民主才会有面包或有面包才会有民主；主次关系，民主比面包更重要或面包比民主重要，先要民主或者先要面包；矛盾关系，有民主就没有面包，有面包就没有民主。最后一个无疑是荒谬的，主次关系则根本没有争论的必要，事实上仍然是把民主与面包当成了一种暂时的矛盾关系。至于必要条件关系，首先肯定不是有面包才能有民主，这么说等于在批评现在的中国还不如两百多年前的美国。但是有民主才有面包看起来也不对，俄罗斯、中国似乎就是没有民主也有面包，因此从中国人最直观的角度来看就是错误的。而因果关系似乎也不成立，印度在没有面包的前提下就搞起了民主，按我们的看法，他们民主了60年，面包也不如中国多，无论哪个说法，总是有站得住脚的反驳借口。

需要注意的是，以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以及今天的世界大环境，无论如何也不会沦落到上世纪60年代那种人吃人的地步，因此这里的面包指的绝对不是温饱，而是更高级的利益需要。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中国人是关在笼子里的鸟，只要你让这只鸟吃饱喝足并且关紧铁笼，它就会丧失飞行的欲望。到最后，它看到别的鸟在外面飞，会不理解甚至嘲笑对方，当别的鸟来营救它时，它拒绝离开铁笼，别的鸟指责它的主人时，它则干脆把对方当成反鸟分子。这只鸟认为一旦脱离主人的控制就会失去食物，还是呆在铁笼子里更有保障一点，这种担忧其实和民主恐惧者的一模一样，建立于一个未被这只鸟意识到或不愿承认的基础：它担心自己没有在自由世界里觅食的能力。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它已经遗忘了自由的感觉，野兽可以因驯养而忠诚，人也同样如此。到了《肖申克的救赎》的最后，当所有观众都被监狱阴暗的体制无情的束缚住而无法自拔时，安迪终于从那个坑道里爬了出来，在滂沱的大雨中扯开囚服，发出自由的呼喊。“有一种鸟儿是永远也关不住的，因为它每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观众跟着体会了一把从导演缔造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中短暂解脱的快感，感动得热泪盈眶，纷纷向CCTV表示此片IMDB排名前五果然名不虚传。可惜现实不是电影，现实是如此不堪，中国的现状就是：自由的光辉已经消失了，鸟儿身上唯一能看到的光芒是眼睛里的绿光。至于精神信仰则已完全消失殆尽，从最初共产主义蓝图的破灭到毛神话的轰然倒塌，广场上的枪声又强行终结了中国人对自由的渴望，失去一切精神价值与道德约束的中国人，只能把目标放在了经济利益上，甚至达到了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地步。

事实上，这种文化有其产生的根源。中国社会往往是上层建筑决定下层建筑，从89年之后，共产党已经完全抛弃了一切意识形态，包括该党以此命名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引发广场事件的原因有二，除了不断壮大的民主思潮以外，另一个原因则是官倒集团造成的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人民的自由与食物同时遭受了威胁。而第一项要求是一个集权政府绝对无法满足的，因此它的解决方案只有从食物上入手，当共产主义与改革开放的价值彻底幻灭之后，需要一种新的价值去支撑政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为了控制民众，除了万年不变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外，政党所能追求的最务实的价值就是经济价值。从这个时候开始，国家的经济状况已经变成了共产党赖以生存的最后一根稻草，用经济的发展保持国民的满足感不仅是共产党维持政权的终极手段，更是唯一手段。自此之后，国家的一切行为、一切政策，都必须要为这个目的服务，甚至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无论是李邓（力群）姚所代表的左派势力还是胡赵系残留人马的右派势力，都必须靠边站。从邓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开始，到后来朱“GDP至上”的经济策略以及江无意漏嘴的“闷声发大财”，都已经表明了党内一个全新价值观的树立，并且影响了整个社会。

可惜的是，尽管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经济未必就能得到发展。作为一个后极权主义政权，正所谓“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腐败必然破坏社会公正。从80年代的官倒集团开始到今天，腐败愈演愈烈，尽管如此，全社会却束手无策，甚至习以为常、再也不闻不问，腐败不仅在剧烈化，而且在公开化、合法化。共产党同样束手无策，作为一个共同的利益集体，给予民众监督权必然损害自己的特权，裁判不能加入游戏，自己不能监督自己，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也正因为社会公平的丧失，民众难免会产生“州官既能放火，百姓何不点灯”的想法。自广场事件之后，国人固有的价值开始全面崩盘，社会道德全面沦丧，国家疯狂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个人则疯狂追求个人利益的增长，从官僚机构高明的技术型剥削手法（股市）到民间层出不穷的低劣骗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尊重被完全破坏，剩下的只有对经济利益赤裸裸的渴望，因此中国人把民主率先和经济利益率先联系起来，甚至将经济利益作为是否发展民主的唯一考量，也就变得不足无奇了。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阐述中国经济的实质：一棵桃树，结满了未成熟的果实，由于社会道德的沦丧以及众人对眼前利益的短视，所有人争先恐后，不顾少数人非议的目光，冲上去把果实一抢而空，生怕自己比别人少得一个，少数人除了跟进，毫无办法，不然不光是得不到成熟的果实，就连青涩的桃子也一个都拿不到。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特权者必然会有最丰厚的收获，而民众只能在边边角角获得几个最青涩的果实，这样的现实也会逼得底层民众进行更疯狂的争抢，最后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在这样一个不择手段追逐经济利益的时代，民众切到的蛋糕永远是最小的一块，而现在人们就在为了这块最小的蛋糕而拼死争抢、维护旧有体制。至于种树则是吃力不讨好，因为你辛辛苦苦的种了树，最后果实却都被抢走了，回报与投入根本不成正比。无论是高昂的税费、权力的寻租、对知识产权和智慧劳动的漠视等等，除了注定了中国永远只有低端行业，更使投资环境严重恶化，没有社会公正，结果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投机倒把者、与政府勾结者等各种邪门歪道会把正当的生意人全部挤走，最后中国人必然会陷入无桃可摘的境地。

中国人的金钱价值观与畸形的经济发展方式，在西藏事件中就可窥之一二。有人奇怪，中国政府在西藏投入了那么多钱，而达赖却没给西藏人一分钱，为什么西藏人跟着达赖走，而不跟着中国走？对于没有信仰的中国人而言，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难理解的。从表面上来看，西藏的经济似乎确实得到了发展，现代化的建筑与设施、繁荣的街道与商贸，无一不在提醒人们这个地区在中国的帮助下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可是这背后的代价却很少有人看到。为了建设城市，大量传统宗教建筑被拆毁，而汉人大量涌入确实使西藏显得生机勃勃，结果却把藏人的饭碗都给抢走了，藏人不仅没从地区的发展中获得好处，反而在自己的发源地被排挤到了社会边缘，与此同时，传统文化遭到破坏、政治权利遭到剥夺，藏人的地盘却不归藏人做主，反而是汉人官员从贱卖土地与毁灭环境中大肆牟利，对于一个本就不太在乎物质享受的民族，几十年的抗争根本不足为奇，最终从和平抗争演变为暴力抗争，毕竟暴民是暴政的产物，两者永远都是相生相成。可以预见的是，汉人迟早、或者说已经在面对与藏人相同的命运了。

事实上，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巨大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是之前29年的中国是个完全病态的国家，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不过是这个国家稍稍恢复正常的结果。现在中国只是在延续这种经济惯性，但是腐败正成为削减惯性的阻力，为了抵消这种影响，中国政府不得不使尽手段刺激经济发展，可惜这些手段一方面刺激了GDP，一方面却成了民众生活质量的最大杀手。消失的社会福利、高昂的房价、高污染工业、出口业极端可怜的工资和极端苛刻的工作条件，无一不使GDP和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但是除了帐面上的数字增长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反而下降了。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底层民众的社会运动越来越频繁，其焦点集中在拆迁、征地、工资待遇、滥用职权欺压百姓等方面，而房地产业恰恰便是GDP的贡献主力。中国人一向缺乏抗争的勇气，集体事件的频繁发生足可见底层民众的生活空间正被不断压缩，这也正是中国在无法让经济得到实质发展的情况下，能够制造GDP快速增长假象的原因：剥削一部分人，牺牲他们的福利以为另一部分人的繁荣假象而服务，甚至于透支子孙后代的福利、透支当代人的消费能力，去换取一时的GDP，以延长政权的寿命。

近几年，共产党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在努力改变“GDP为纲”的行政思路，可惜的是，这样的努力完全没有任何成效。第一，快速增长的GDP为政府带来了税收，为官员带来了利益，在没有道德约束和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他们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第二，我国税收多年保持20%左右的增速，远远大于GDP增速，目前税收占GDP总量比率已连续多年呈几何级数增长，这已经足够糟糕了，一旦GDP停止增长，两者间巨大的差异将引发民众强烈的不满，并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朵奇葩；第三，要改正错误，先要承认错误，GDP既已成为民众衡量经济的标尺和满足感的来源，要说服民众放弃旧有观念，唯有承认过去发展路线出现严重错误，同时找出新的满足感来源，这又是让政府为难的事情。05年底广东某市的事件是继广场事件之后政府首次动用重型武器射杀抗议民众，面对日益激烈的不满情绪，中共对当地政府毫无动作，正是这种尴尬的体现。若是加以惩罚，第一自己曾亲手制造广场事件，并发誓永不平反，对人对己的双重标准难以向外界解释；第二更会间接鼓励更多群众运动，使因对暴力的恐惧而不敢发作的怒气彻底爆发出来，无疑是自毁长城。换句话说，中共已经完全被束缚在了自己所创造的体制内，虽然明知现在这样的发展路线是饮鸩止渴，但多活一天是一天，已经毫无选择之余地。

中共依托其创造的体制而实现数十年的统治，但这个体制不断壮大的同时，却反过来统治了中共，并蚕食着中共的生命力，而中共却在自己创造的怪物面前显得无计可施。邓时代之后，中国已经没有办法推动任何实质性的改革，从基层来讲，人人争利，都打着别人种树、我来摘桃的算盘；从高层来讲，毛邓江胡一代比一代孱弱，党内没有任何强有力的派系或个人有能力力排众议进行改革。强权的不断分化与削弱一直是几千年来中国专制政权都要面临的问题，唯有到国家发生混乱之时方能巩固，到了中共这一代，这种现象尤其严重。中共的特点是不愿承认眼前最简单的事实，按照哈维尔的观点来看，一个以谎言起家的政权，最后必然用一个谎言掩盖上一个谎言，从而不断制造谎言，这样的后极权主义政权擅长的便是伪造过去、伪造现在、伪造将来。例如中国已无共产主义，党名却仍叫共产党；中国已无社会主义，教科书里却充斥着相关内容；中国换个说法叫改革开放，就可以走过去自己最痛恨的资本主义道路；台湾明明已经拥有主权，中国就是不承认，还用经济利益诱使别的国家不承认。最关键的，中共明明是个专制政权，它非说中国的帝制已经结束了，这就逼着它摆出一些削减权力的措施，而不能做得过为露骨，王治必须淘汰，并以党治取而代之，但当这个党再无共同的价值基础后，中国真正的统治者便成了体制。毛邓之后的领导人既无开国之功，也无可以引以为豪的经济奇迹，在党内没有一言九鼎的威信，因此中国一旦踏上歧途，便无法靠个人力量自我修正，不可能再出现蒋经国一类的人物。而这条歧途却恰恰是只注重经济利益而不要公平、不要道德的歪路，这使得内部最后一点凝聚力都被金钱完全瓦解。这个丧失理想的政党既没有能力挽狂澜的英雄，也没有集体转弯的可能性，即使在灭顶之灾面前，所有人仍不能齐心协力，而是抱着“党没了不要紧，我还可以去美国”的想法，最后也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了。

综上所述，很容易理出如下的逻辑关系：共产党必须使经济继续发展以延续自己的寿命；特权阶层则用手中的权力破坏社会公正，使得经济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只能用剥削与透支两种方法制造出“一小部分人当前的繁荣”；在社会公正越来越差的同时，特权阶层更加肆无忌惮的疯狂掠夺；执政党对此束手无策。需要注意的，在一开始我们提出了一个鸟关在笼子里的模型，但这个模型有个致命的漏洞：现实中，并不是主人养活这只鸟，而是这只鸟在养活它的主人！主人却在不断削减鸟儿创造食物的能力，并且胃口也在不断扩大，可以预期的是，中国人民的劳动成果将会被劫掠一空，在“透支”的危害还没完全显现出的“当前”，被剥削的人群将会不断扩大，社会地位越低的人将越早加入这个悲惨的行列，“一小部分人”将会越来越少。说到这里我们发现个严重的问题：面包没了！没错，从78年开始，中国人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就得到了面包，但这块面包仅仅是在没有社会公正的基础上获得的短期利益，在享用了这块面包30年后，中国将不可避免的再一次轮回之前所有专制王朝的命运。

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大致看出了民主与面包之间的关系。民主既不创造面包，也不毁灭面包，民主的功能是维护社会公正，使得一个国家创造面包的潜力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面包的制造力长久稳定。这时我们可以回头看看印度，印度是个天生就没有社会公正的国家，它们的种姓制度渊源流长，早在人降生之初就划定好了不可动摇的社会等级，但是民主的出现却抵消了这种负作用，任何种姓的人如今都能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在印度，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旁边就是破破烂烂的贫民窟，看似极为可笑，而且给人留下贫富差距极大的印象，事实上，贫富差距根本就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差距是因社会不公正造成的，可怕的是富裕者为富不仁。现代化建筑与贫民窟的并存，恰恰就是印度社会公正的体现，无论穷人富人，生活在城市里的权利是相等的，这个国家不需要表面上的繁荣，任何人都无法打着所谓经济发展的幌子把穷人赶到城郊结合部去，而征地问题恰恰是中国面临的最严重、最可怕的问题之一。印度穷人拥有免费的医疗、教育，随便占块无主的地皮就可以搭起自己的窝棚，而不用担心城管的夜袭，这正是这个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复杂的国家六十年来从未发生大规模暴乱的根本原因。一个最能令中国人警醒的数据大概是印度人工资占GDP的比例，在中国这个数字连年下降，到现在已经低于10%，而印度却在50%左右，这使得印度在GDP远远不如中国的情况下，人均工资却远远高于中国，尤其是越往社会底层这种差距就越可怕，现在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还不如印度上时机90年代的水平，由此也可见印度的贫富差距虽然严重，但还是远远不如中国，只不过中国把最穷的都藏在农村了，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巨大的企业，这个企业增加利润的方法其实是削减员工的工资，印度人的工资每年上涨15%左右，中国的GDP每年上涨10%左右，作为普通民众，哪个数据更有意义，一目了然。印度人到底有没有面包？我想说到这里，每个人都应该对“面包”背后的其它一些东西有了新的理解，而决定印度穷人现状的根本因素，就是印度人手中那7亿张选票。

说完民主与面包之间的关系，再回头来关心一下风雨飘摇的中国。面包是中国人唯一在乎的东西，现在面包就要没有了，股市、房市、工资、物价，无一不在提醒人们这种危机的可能性与紧急性。其实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总有停滞的时候，就像任何一个政党总有下台的时候，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例外。美国、日本都曾经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且可能继续面对新的经济危机，但他们的社会制度已经趋于公正，使得他们只能从经济因素上寻找问题的解决之道。而对于把社会稳定完全维系于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中国，经济停滞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这时再回头看刚开头那种“稳定第一”的观点，就像越是发展经济人民生活水平越差，越是要稳定中国就越不稳定，愈演愈烈的社会运动表明情况恰恰就在往相反的方向发展。有一种类似观点是中国要靠执政党推行“渐进式民主”，可惜这只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中国每向民主跨近一小步，表面繁荣的面纱便要被撕下一块，经济发展的假象便要被无情戳穿，特权阶层就不得不放弃一部分既得利益，而我也说过，现在的党已经没有能力进行社会变革，指望他们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事实再次与这些人的白日梦相反，这么多年来我们看到只是在这个国家想要发表言论、维护公民权利甚至登陆维基百科都越来越难，铁幕正越来越牢固，情况正恶化得越来越厉害。而问题的紧迫性也不会给“渐进”留下时间，要想平安度过这种危机，唯有所有人团结起来向执政党施压，立刻实行民主改革。可惜现实还是现实，现实过于残酷，这个国家的居民已经失去了80年代的理想，成了一群追逐铜臭的动物，下一次站在广场上的人将不是充满理想的年轻人，而是一帮饿着肚子的暴民。因此我个人对中国的命运是极不乐观的，我能丢下的只有五个字：早死早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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