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生命活力的文化是与时俱进的文化，它具有历史传承和社会扩展的功能。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资本属性的历史条件下，当“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时，鄂尔多斯文化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必然表现为通过改善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即通过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的构成材料和旋转方式，来发展生产力和完善生产关系，从而满足富民强市、提高人民幸福指数等当代社会现实需要。

    蒙古民族形成于草原游牧经济和草原生态环境中。相对而言，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和热爱，决定了蒙古民族面对自然与生命没有急功近利的心态，是遵循自然规律、注重人的自然天性的民族，因此既能看到金钱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更加注重赋予金钱各种社会职能的人本身的决定性作用。货币和资本本身没有什么好坏，而是创造和使用它的人们，有好有坏。货币和资本充满自私、贪婪和剥削，还是智慧、创造和奉献，这取决于人类赋予它什么社会职能。货币和资本只是像一面无形的大镜子，窥探、反射和映照着人类的情感、思维和灵魂；只是像一台无形的大电脑，根据人类按自己的行为准则、生产方式和价值体系等编排和设定的程序在机械地运作。资本关系因人而变，人因文化素质的提高而变。随着人类综合素质和整体能力的提高，资本的各种社会职能都会发生变化。或许只有遵循客观规律、注重人的自然天性的民族，才会出现天之骄子，才会最先创造信用货币并清醒地努力改变货币社会职能。解铃还须系铃人。游牧民族最先发展货币形式，是为了交换牲口，没想到后来自作聪明的人们用来交换自己。如恩格斯所言，“人力也是可以交换和消费的。人们刚刚开始交换，他们本身也就被交换起来了，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这是人类共同的悲哀，也是最需要改变的东西。或许正是在这种历史传承和时代变革的需要中，更能充分展现鄂尔多斯文化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

    在货币的产生和资本的形成过程中，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影响力下，最先创造了作为货币主体的信用纸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这是草原文化改变世界的两次重大创举，而第三次改变世界的重大创举将是改变货币的社会职能和资本的内在实质。货币和资本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马克思说：“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1] “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 [2] 以蒙古族文化为主体的鄂尔多斯文化，既传承了蒙古民族“天生的种族性格”，又能与时俱进彰显时代特征，深入研究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是无价之宝的自然属性，在资本、土地、劳动“经济三位一体”中，使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不再兴妖作怪，并把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再纠正过来。

    鄂尔多斯文化是传承历史、面向未来的文化，是注重现实、解决问题的文化，是抓住本质、探索规律的文化。鄂尔多斯现在实施“富民强市”战略，而无论是富民还是强市，都离不开作为“经济三位一体”的资本、土地、劳动，特别是作为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的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因此，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把研究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近几年，在有关报刊和书籍发表了《草原文化改变世界的三大创举》、《草原文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草原人有智慧有能力训导资本狼》、《灵气活化<资本论>――试让人类智慧最高结晶体现巨大经济价值》、《资本的信息结构及其功能研究――开发马克思主义经济价值的最佳途径》(获自治区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文章；特别是2011年，在商务时报“鄂尔多斯学研究专刊”开始连载“资本论坛”，每月刊载一篇文章：资本条件、资本基础、资本目的、资本构成、资本实质、资本任务、分配机制、价值体系、劳动、劳动生产力、文化生产力、文化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文化不仅可以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且可以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因此，作为人类智慧最高结晶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可以在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部分中起到关键作用。这方面全新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创新，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最具有现实意义的艰巨任务。

  改善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说“强市”主要靠社会资本的高度集中，那么“富民”主要是“让无产者变为有产者”。在鄂尔多斯来说，东方路桥集团总裁丁新民所提出的“让无产者变为有产者”的理念，是具有创新意义和鲜明特色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那么，什么人有实际能力和现实条件能够“让无产者变为有产者”，怎样成为管理和执行“资本”职能的专“家”，并从根本上改变资本实质，就成为值得全社会深入研究探讨的课题。马克思说：“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是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  [3] 我们认为，随着人类文化素质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可以改变资本实质。现在可以从三个方面推理出潜在的必然性。一、科学文化是在过去劳动中形成和积累的，同时也是现在直接活劳动所掌握和发展的，因此当科学文化成为第一生产力并在生产力体系中发挥决定性的指数效应时，现在直接的活劳动将有条件有智慧有能力支配过去积累起来的劳动，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的实质。二、过去、现在、未来，这是相对的，同时又是一个完整的历史发展过程。当只有在共享和创新中才能无限增值的科学文化，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时，这种共享性和无限增值性决定了，现在直接的活劳动在创造剩余价值时，便可以使社会资本具有为未来活劳动提供服务的功能。三、随着现在直接的活劳动具备几十天之内就能够使科学文化这个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总量翻一番的能力，随着资本具有为直接的活劳动提供服务的功能，人类不仅可以改变资本实质，而且还能够通过充分体现巨大自然能量的可共享性和不断提高社会公共产品比例和总量，来逐渐淡化和消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资本属性，并最终消灭资本关系，从而把人类劳动从商品地位解放出来，还原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是无价之宝的自然属性。

          随着资本实质和资本构成等要素的改变，管理和执行“资本”职能的专“家”即资本家的构成和职能也会发生变化。对资本家，过去注意的只是是负面，现在也应该注重正面，这样才能全面。马克思认为，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有历史价值”、“受到尊敬”，“是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着，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 [4] 在这里，狂热追求和肆无忌惮等都是表现形式，而为“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是内在实质。资本虽然首先表现为个人拥有，但总是要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资本属于个人拥有是虚拟的，而只有转化为社会生产能力才是现实的。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它同时包含着生产条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正是从这种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中，我们才能真正找到实施“富民强市”战略的具体途径。

    参考资料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48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938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4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3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