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是局限于某种思维看字面意义，按劳报酬似乎非常公平、合理，然而，在商品生产掩盖下，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当过去劳动积累为资本并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存在时，当资本通过占有剩余劳动不断实现自身绝对增殖时，在强大的集中了社会力量的资本面前，现在作为商品出卖的直接的个体雇佣活劳动又是多么藐小，按劳报酬的结果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又是多么不公平、不合理。也就是说，在存在资本关系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仅就交换价值而言的按劳报酬，是在承认大意义上对过去劳动积累资本的不公平的社会分配基础上，只是对现在直接的雇佣活劳动所创造的利润部分的小意义上的再分配。在资本、土地和劳动这“经济三位一体”中，少数人占有了“资本”和“土地”即自然资源，而社会大众只是拥有劳动部分。如马克思所言：“在单个的个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现为一种社会规律，这个规律决定他在其中进行生产中的那个生产的地位，因而分配先于生产。这个人一开始就没有资本，也没有地产。他一出生就由社会分配指定专作雇佣劳动。”可见，先于生产的分配，不仅分配人的贫富悬殊的经济利益，而且分配人的不公平的社会地位。

  对各种资源的不公平占有现象，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李强说：“各地的矿产特别是煤矿私有化现象非常普遍。不少地方搞所谓改革，将煤矿承包给私人矿主，其中掺杂了很多权钱交易的不法行为。一些人廉价甚至免费获得了全民或国家的矿产资源，然后再到市场上出售，这种无本万利的买卖富了一批人。煤矿主成了今日中国引人注目的富人群体。矿产资源如此不公平的配置，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是两极分化式的”。可见，通过炒作土地和煤炭资源等一夜之间暴发的富翁，并不是他们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也不是他们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而仅仅是在社会生产关系不合理以及管理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把本该可共享的社会公共资源占为己有而已。

     相对而言，如果说经济资源的占有是有形的，那么组织资源的占有是无形的。研究者将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作为区分的三个标准。在这三种资源中，组织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所以在当前中国社会各大阶层中，失业、无业人员处于最底层，而国家干部的位次最高，究其原因在于执政党和政府组织控制着整个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这种最重要的资源价值不是按劳报酬，不是公开公正的市场化运作，而是靠政治权利获取。这是造成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零和一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偏高，为0.4。中国大陆基尼系数2010年超过0.5，已跨入收入差距悬殊行列，财富分配非常不均。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