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的管理，就是按照一定方式，采取某种手段，组织社会活动，维持某种社会运行状态。老子对管理者划分为四种类型：“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把管理概括为三个层次。

                一、最高境界的管理：百姓皆谓我自然

     人本身存在于自然、属于自然，是自然界的产物。不是人类想成为人类才出现了人类，而是自然法则决定了必然会出现人类；而出现了人类之后，人类依然本能地即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自然法则。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中，在天、地、人合而为一中，天、地、人都有其自然法则，即“道法自然”。
     恩格斯说：“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在表现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可见，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都是受“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规律即自然法则所支配的，我们发现、认识、把握这种“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就是为了“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即“道法自然”。在真理即自然法则面前人人平等，在本质上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太上，不知有之”。“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最好的引领者靠的是自然法则，人们并不知道、事实上也不可能有特殊能量的人存在。多么悠闲自如啊，很少发号施令。大功告成、事遂心愿，老百姓都说：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本来就应该如此，有什么好歌功颂德的。恩格斯也说：“天才应当说服群众，使群众相信自己思想的正确，这样就不必担心自己的思想是否能够实现，因为思想被掌握以后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人因为认识和把握规律而成为天才，天才的正确思想就是道法自然。
             二、理想状态的管理：百姓亲而誉之

      任何事物都是分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对人的统治与对物的管理不同。恩格斯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如果说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时，才能达到最高境界的管理，那么我们所说的比较理想状态的管理，是在对人的统治和对人的管理中能够得到百姓“亲而誉之”的管理。

      老子云：“执大象，天下往。”只有认识和把握自然法则，才会吸引天下人前往，凝聚力量，成就事业。“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圣人将自己放在众人之后却反而成为根据自然规律引领大众的人，排除了个人意志却反而成为有地位、不可缺少的人。并不是因为他完全无私无欲那么邪乎吧？是自然法则能够成全他作为个体顺其自然应该得到的一切。“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道”永远不会按照人们的意志去作为，但不是不按照自然法则去作为。侯王如果能够遵循它，万物将会顺其自然发展变化。想要靠个人意志有所作为，我将让他镇定于无形无名却有巨大能量的自然法则，人们将意识到自己的渺小而不会有太多的妄想和贪欲，天下事物将会自然而然地回归正道。百姓“亲而誉之”，是因为利益能够得到满足。“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圣人不去积蓄财富，他总是尽力帮助别人，结果使自己可以帮助别人的能力越来越大；他总是尽量给予别人财富，结果使自己可以给予别人的财富越来越多。天之道，是造福万物而不为害；圣人之道，是只管成就事业而不去争夺果实。“唯其不争,则天下莫能与之争”。

                            三、集权专制的管理：百姓畏之侮之 

     畏之隐含着恨之，侮之必然会反之。通过买官卖官、投机钻营等手段，成为使百姓畏之、恨之、侮之、反之的官员，是三四流甚至不入流的官员，这是专制野蛮管理机制的产物。老子云：“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民众之所以遭受饥饿，是因为统治者吞食的赋税太多，所以发生饥荒。民众之所以难以统治，是因为统治者强作妄为，因此难以统治。民众之所以轻死去铤而走险，是因为统治者贪婪奢侈过度，因此民众不惜性命去铤而走险。“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在时光太浪费、田地太荒芜、粮仓太空虚的社会里，竟然庸人成为强盗还可以用服饰华丽、佩带利剑、财产货物有余来夸耀，这种完全不符合道法的强盗逻辑还可以成立！庸人之所以成为强盗，“强”是在玩命，是不得已而为之；“盗”就会做贼心虚，是企图用荣华富贵来掩饰内心的空虚。其结果必然是：“金玉满堂， 莫之能守。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科学文化所揭示和反映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政治的原则就是意志”。马克思说：“一个国家越是强盛，因而政治性越强，那么这个国家就越不会理解社会疾苦的普遍性，就越不会在国家的原理中，也就是不会在现存的社会结构中去寻找社会疾苦的根源。”可见，管理科学应该走出讲个人意志的小圈子，迈向谋划社会利益的大舞台，从而实现恩格斯所说的，“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在官职具有政治性质时，人要当官就得勇敢，而勇敢的内涵却不同：“卓越的勇敢和智慧贪乏的勇敢。后者从自己的官职中，从它在斗争时可以使用特权武器等等这种意识中汲取力量。”之所以智慧贪乏的人也可以成为官员，是因为可以汲取力量的特权武器客观存在。特权武器，存在于官僚机构。马克思说：“官僚机构掌握了国家，掌握了社会的唯灵论实质：这是它的私有财产。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是靠等级制组织......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崇拜权威则是它的思想方法。”选拔好的官员很重要，而建立能够选拔好官员的机制更重要。阳光操作，是破除“秘密”这个“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的有效方法。由此使社会管理走向健康、科学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