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经济增长很快，贫富差距也很大。据有关资料，从1978年至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由34633万元增长至1150.9亿元，增长了330多倍；人均GDP从344元增长到75164元，增长了218多倍。然而，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却明显滞后于GDP的增长，二者的差距还呈扩大趋势。新世纪以来，我市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47%，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仅为16.96%，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仅为14.5%。而且，社会各阶层之间和内部收入也呈现出不断拉大的趋势。因此，从均衡发展以及消费拉动生产的角度来看，我市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存在着严重不协调的问题。

      贫富差距的拉大，必然导致消费现象的异常。例如，鄂尔多斯房价暴涨到每平米六、七千元，一般一套电梯楼商品房上百万元，而且少数有钱人还能够撑得住这个变态市场。这对大众消费来说，只能望房兴叹。以2007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6226元计算，三口之家，一年收入不到五万元，不吃不喝二十年，也怕买不起一套商品房。何况，鄂尔多斯不仅房价高，什么东西都贵，再加上供养孩子上学等，这样，平均收入的城镇居民，怕一辈子也买不起一套商品房。鄂尔多斯少数人的奢侈生活与多数人的艰难生存同在。如东达蒙古王集团总裁赵永亮所言：鄂尔多斯有的人肥得在流油，有的人穷得在流泪。

      富裕地区的穷人，比贫困地区的穷人更难过。马克思说：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么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工资的任何显著的增加是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加为前提的。所以，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纵然增长了，但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他们的物品去衡量的。

           从社会财富构成来看，土地等自然资源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加工成财富，财富转变为资本。造成鄂尔多斯贫富差距的原因，是在资本、土地和劳动这“经济三位一体”中，少数人占有了“资本”和“土地”即自然资源，而社会大众只是拥有劳动部分。也就是说，从分配的角度来看，通过炒作土地和煤炭资源等一夜之间暴发的富翁，并不是他们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也不是他们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而仅仅是在社会生产关系不合理以及管理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把本该可共享的社会公共资源和天然支持系统所提供的价值占为己有而已。

      马克思认为，在单个的个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现为一种社会规律，这种规律决定他在其进行生产的那个生产中的地位，因而分配先于生产。这个人一开始就没有资本，也没有地产。他一出生就由社会分配指定专作雇佣劳动。但是这种指定本身是资本和地产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存在的结果。

      可见，当先于生产的分配，使少数人已经占有了作为独立生产要素的资本和资源时，劳动者主体“就由社会分配指定专作雇佣劳动”，这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贫富差距，而且进行了不公平的社会地位分配。

      对各种资源的不公平占有现象，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李强在《政策变量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调整》一文中说：“各地的矿产特别是煤矿私有化现象非常普遍。不少地方搞所谓改革，将煤矿承包给私人矿主，其中掺杂了很多权钱交易的不法行为。一些人廉价甚至免费获得了全民或国家的矿产资源，然后再到市场上出售，这种无本万利的买卖富了一批人。煤矿主成了今日中国引人注目的富人群体。矿产资源如此不公平的配置，对于社会结构的影响是两极分化式的”。

     相对而言，如果说经济资源的占有是有形的，那么组织资源的占有是无形的。研究者将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作为区分的三个标准。在这三种资源中，组织资源具有决定性意义。所以在当前中国社会各大阶层中，失业、无业人员处于最底层，而国家干部的位次最高，究其原因在于执政党和政府组织控制着整个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这种最重要的资源价值不是按劳报酬，不是公开公正的市场化运作，而是靠政治权利获取。这是造成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就要有全局意识。我们知道，产生、分配、消费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各个环节，它们之间是循环和互动的关系。分配方式决定消费结构和消费能力；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生产的动力以及生产者的素质和目的；生产决定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而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它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就要有由此相适应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整体运行机制。一方面，通过提高税收和强化监管等措施，有效扼制只对少数人的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服务社会大众的教育、医疗、住房、公共交通、最低生活保障等公益性事业。鄂尔多斯早就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了，现在到了走共同富裕之路，切实让社会大众共同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时候。

                                        刊载于《鄂尔多斯学研究》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