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的影响力下，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纸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马克思阐述了“世界的征服者”怎样靠国家的强制手段，使纸币这种价值的信息符号得到社会公认和取得社会权力的内在原理，并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可以说，作为代表性的人物，成吉思汗创造了钱，马克思研究了钱。我们把成吉思汗货币文化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够科学地完成资本发展社会劳动产生力的历史任务。

关 键 词   成吉思汗    马克思     货币    资本    文化

 我国是最早创造和使用纸币的国家。据有关资料，早在2000年前的汉代就曾使用过白鹿皮币，唐代又出现过飞钱，这些都属于纸币的雏形。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则是北宋天圣元年发行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可以流通的现金收据，随时可以兑现。金代也用纸币，但是因为币值不稳，三五年就更换新钞，所以流通范围并不很广。而到了元代蒙古帝国时期，则以使用纸钞为主，最基本的是“中统元宝交钞”和“至元通行宝钞”两种。这种纸币的功能与现代的钞票已基本相同。由叶李拟定、由尚书省颁行的《至元宝钞通行条件》十四款，内容颇为周详。这不仅是我国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较完备的币制条例，对后世的纸币流通产生很大的影响。当年，从欧洲前来中国游历的马可・波罗，在元大都见到这种纸币时惊叹不已，称之为“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说它可以用于一切给付，“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

那么，为何“至元宝钞，诸路通行”？纸币有什么信息功能和社会权力？对此，马克思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他虽然没有提到成吉思汗货币文化，但科学地阐述了“世界的征服者”，怎样靠国家的强制手段，使纸币这种价值的信息符合得到社会公认的过程，揭示了货币取得社会权力并形成统治世界力量的内在原理。

一、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影响力下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纸币

货币是商品流通的最后产物，也是资本最初的表现形式。在商品流通、货币产生和资本形成过程中，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影响力下，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纸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这与他们自然流动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也与他们不被身外之物所束缚的天生性格有关。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产品交换”；[1] “这里已经有了某种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要取决于环境的适宜，天生的种族性格等等”。[2]

在社会各共同体中，人们生产的产品是单一的，而现实需求是多种的，因此需要产品交换。产品之所以能够交换，能够变成商品，一方面，它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二重性；另一方面，产品作为独立的物，它可以转移和让渡。商品交换，表面上看只是个人的利益交换和需求互补，但实质上由此使各个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受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

  游牧民族最先发展的各地流通的货币，主要是等价物和抵押品，发挥有形的物质功能；而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影响力下，最先创造的国际通用纸币，则是一种货币符号和价值符号，主要发挥无形的信息功能。

  纸币是价值的信息符号。商品的价值，是以信息形态、以纸币形式，观念地体现出来的。纸币取得了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但是，货币符号本身需要得到客观的社会公认，而纸做的象征是靠强制流通得到这种公认的。”[3] 我们认为，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影响力下，最先创造国际通用纸币，它的最大难度同时也是最大贡献，就在于用国家的强制行动，使纸币得到社会公认并取得社会权力。

  最好的经济学理论，是通过最简单的原理，概括最复杂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成吉思汗做到了这一点。他或许不是经济学家，但却是卓越的经济建设者。他本能地遵循了经济发展的内在本质规律。一方面，他靠“社会大风暴”手段，靠武装力量，开拓了一个潜在的货币供应源泉；另一方面，他靠经济手段，靠货币权力，使国界的扩展与货币权力的增大，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最早实践了经济“全球化”，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千年首富”，也由此形成了成吉思汗货币文化。

  对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的历史贡献，西方学者认为，蒙古帝国重新勾画了世界版图，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所创建的自由贸易通道，不仅促进了商业的流通，还促进了东西方的思想、技术和生活方式的交流。直到13和14世纪，蒙古民族创造的国际通用纸币流通以后，商业才开始从铸币中解放出来。从16世纪开始，西方仿效中国设立了储币银行。我们认为，这也是成吉思汗货币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发展。

 二、货币形式发展成为人类共同的社会资本

  随着社会权力的不断增大，金钱发展成为资本，使劳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都具有了资本属性，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成为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在成吉思汗文化中最具生命活力的部分，即对当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依然发挥重要作用的部分，就是他的货币文化。现在，成吉思汗征服世界的武力作用消失了，但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影响力下最先创造的国际通用“纸币”的社会权力却日益增大，以至金钱成为统治整个世界的一种社会力量。如马克思所言：“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4]

  然而，当我们把成吉思汗货币文化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时发现，真正剥夺整个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价值的不是金钱，而是创造金钱的人类自己。说到底，金钱和资本是全人类所共同创造出来的，而且“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动起来”。金钱和资本本身没有什么好坏，它充满自私、贪婪和剥削，还是智慧、创造和奉献，这取决于人类赋予它什么社会职能。资本只是像一面无形的大镜子，透视和反映着人类的情感、思维和灵魂；只是像一台无形的大电脑，根据人类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所设定编排的程序在机械地运作。人类可以创造金钱和资本，也可以改变其各种社会职能。这与人类各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关。

  任何事物都是分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从消极方面来看，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的实质是劳动这个人的内在本质变成一种商品。也就是说，游牧民族最先发展货币形式，是为了交换牲口，没想到后来自作聪明的人们用来交换自己。如恩格斯所言：商品“表现一种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力也是可以交换和消费的，人们刚刚开始交换，他们本身也就被交换起来了，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5]这是人类共同的悲哀，也是最需要改变的东西。

   就人与金钱的关系而言，一方面，无论在观念和情感上怎样超脱，人总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无论在什么社会关系中，人的自然天性依然存在。每个人、每个民族，都在其中寻找某种平衡或适应某种状态。或许只有遵循客观规律、注重人的自然天性的民族，才会出现天之骄子，才会最先创造和改变金钱。解铃还须系铃人。曾经，蒙古民族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纸币；现在，或许又是蒙古民族最先能够解密货币内在玄机，促进资本基础、实质和构成等发生一系列整体性变化。

   资本是贪婪的狼，改变资本职能就是训导资本狼。草原人能够与狼共舞，并能够驯导资本狼，是因为有先祖们在与草原狼的搏斗中形成的机智勇敢和凶猛强悍的遗传基因，特别是在数百年来祭祀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中形成的精神动力。正如姜戎在《狼图腾》中所言：“现代中国人真应该为中国还埋藏有如此伟大珍贵、悠久丰厚的精神遗产而感到庆幸和自豪。现在到了应该剥去掩盖它的农耕羊皮，而让其大放光彩的时候了。它将是当代中华民族性格转换工程的最宝贵的本土精神资源。‘东方睡狮’将由于狼图腾精神的复活，而真正苏醒和抖擞起来”。[6]

  在草原人看来，我们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努力促进货币的统一和资本的集中，这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所决定的。在这过程中，什么狼来了狗来了的，我们自己还是狮子老虎呢；虽然曾经瞌睡打盹，但是现在清醒了，抖擞精神，怒吼一声，威震世界，我们还能怕什么呢！过去征服世界靠武力，现在统治天下靠文化，但不管武力还是文化，玩的都是速度和力量，玩的都是智慧和胆略，草原人总能玩得转它。正是这种心态和气势，是草原人能够与狼共舞，并在文明社会驯导资本狼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资本关系因人而变，人因文化素质的提高而变。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而“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7] 我们日常所使用的电力和机械等，都是对自然力的某种转化。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则是根据自然规律把材料转变为财富和资本。这是财富和资本的创造过程，也是文化的进步过程。也正是在这种发展过程中，科学文化不仅可以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且可以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使社会资本的构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价值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分。当人类在盲目追求个人劳动的交换价值中，“剥夺了整个世界本身的价值”时，其交换价值总量很有限；而一旦在科学体现社会劳动的使用价值中，能够还原“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时，其使用价值总量则无限。科学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之所以只有在合作和共享中才能无限增值，是因为它所转化和体现的“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的自然法则，原本可共享，而且价值无限，是无价之宝。

  在人类各民族“走向统一、走向世界、走向文明”过程中，成吉思汗最先实践了某种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而马克思最先科学地揭示了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必然规律。 我们认为，鄂尔多斯人能够把成吉思汗货币文化与马克思的《资本论》融为一体，并努力在“非凡胆略”与“卓越智慧”基础上有更大的集成创新。一方面，蒙古族鄂尔多斯部就是成吉思汗的守护者，成吉思汗文化在鄂尔多斯得到了完整的传承；另一方面，鄂尔多斯人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学习和接受先进的科学文化，使马克思主义真的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指出“发展社会劳动产生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8]我们能够探索出资本科学地完成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并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的基本原理，这是最大的集成创新，也是我们研究成吉思汗货币文化的深层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2] [3] [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107页，第三卷、第895页，第一卷、第149页，第三卷、第28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48页，第二十一卷、第199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至1976年

  [6]  姜戎《狼图腾》第377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5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入编《伊金霍洛旗2009成吉思汗文化论坛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