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大漠文化艺术中心编辑出版的《西口文化》总第三、四期，连载了我国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的《秦长城下的文化思考》。我读后很受启发，思想认识有所提高，特别是对文化灵魂有了较深的理解，即“文化灵魂就是至善和大爱”。

            我们认为，这种文化灵魂的延伸和连接，使同在长城脚下的北京学研究所、鄂尔多斯学研究会、 包头大漠文化艺术中心等，这些中国地方学联席会成员，可以找到共同的研究课题。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包含着多种因素，在不同时期、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会有不同意义。对于万里长城，可以根据“至善和大爱”的文化灵魂，对积极的部分给予肯定和坚持，对消极的部分给予否定和消除。 

            万里长城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分界线。从消极的部分来看，儒家强调的是上尊下卑，论资排辈，无条件服从，对内集权专制，对外围城自封。

          唐代诗人陈陶在《续古》中诗曰：“秦家无庙略，遮虏续长城。万姓陇头死，中原荆棘生。”常建《塞下曲》诗云：“北海阴风动地来，明君祠上御龙堆。髑髅皆是长城卒，日幕沙场飞作灰。”

           可见，修筑长城是秦家没有智谋胆略的表现，它留下的是中国人内战不断、自相残杀、触目惊心的斑斑血迹。因此鲁迅在《长城》一文中说：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我总觉得周围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消极而可诅咒的部分，我们应该给予否定和消除。在充满开放意识的草原人看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早已结束，胆小怕事、围城自封的狭隘心理早该改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逐渐形成以及热爱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融入一个社会大家庭，造成城壁将人们包围的长城，就变成了人们心灵的沟通与交流的一种障碍；因此，现在我们自信的中国人，在共筑“至善大爱”的文化灵魂时，不仅“不给长城添新砖”，还要坚决勇敢地拆除心灵里的“旧有的古砖”。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现在， 以草原文化看来，我们根本没有必要用奴性的心态，去塑造围城自封、挨打受气、以血肉之躯冒着敌人炮火前进的可怜模样的心理模式，而是用我们全体中国人民的卓越智慧和豪迈气慨，在共筑“至善大爱”的文化灵魂层面上，去营造自由民主、和平友好以及充满鲜花和掌声的和谐的国际社会氛围。因此，我们愿化干戈为玉帛，在内心深处里把用来御敌的万里长城，化作迎接远方宾客的一条圣洁的哈达――在无形的变换升华中，举重若轻，充满自信――这是草原文化所特有的一种境界和神态。在我们看来，只有敢于拆除因为心虚胆怯才需要固步自封甚至画地为牢的围城，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坦荡宽阔的胸怀，举起圣洁的哈达走向世界的时候，那才真正体现出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体现出中华民族腾飞的雄伟风采！

           一、蒙古民族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的纸币

     余秋雨认为：草原文明是一种伟大的文明。蒙古文化，这是一个在我们辽阔的疆域上，能够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的一种文化；也曾经是使中华文化改变了它的体量和质量的一种文化。蒙古文化不仅过去有过惊天动地的雄伟史诗，到今天为止还以自己的歌声可以在全世界独占鳌头。

 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带来很多很多的滋养。它的辽阔，它对自然的热爱，特别是它的对于流动性的赞颂，对于农耕文化的保守、狭隘都有所冲撞。对商品交换，游牧文化远远超过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更多的是自足自给，游牧文化是很早就有商品交换的概念。

    可以说，商品的流通、货币的产生和资本的形成，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轨迹和世界格局。在这种发展过程中，草原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最先创造了国际通用的纸币。这与他们自然流动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也与他们不被身外之物所束缚的天生性格有关。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产品交换。”

    牧民养牲畜，农民种粮食，工匠做工具，他们生产和交换的产品有多少价值，这需要衡量价值，需要某种抵押品即货币，而这些只有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和更多的产品交换中才能确定。也就是说，只有在更广泛的产品交换和社会交流的活动中，才能使一种特殊的商品即货币，成为一般等价物。“因为一切商品作为价值都是物化的人类劳动，它们本身就可以通约，所以它们能共同用一个特殊的商品来计量自己的价值，这样，这个特殊的商品就成为它们共同的价值尺度或货币。”

   在社会各共同体中，人们生产的产品是单一的，而现实需求是多种的，因此需要产品交换。产品之所以能够交换，能够变成商品，一方面，它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二重性；另一方面，产品作为独立的物，它可以转移和让渡。商品交换，表面上看只是个人的利益交换和需求互补，但实质上由此使各个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是游牧民族最先发展货币形式的历史意义所在。

     对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的历史贡献，美国学者杰克・韦瑟福德认为，蒙古帝国重新勾画了世界版图，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他在统治范围内建立了自由贸易的制度。他创建的自由贸易通道不仅促进了商业的交流，还促进了东西方的思想、技术和生活方式的交流。蒙古帝国印制了世界上第一种国际通用的纸币。德国社会经济学家韦伯在谈到“货币和货币史”时说：直到13和14世纪以后（即蒙古民族创造的国际通用纸币流通以后），商业才开始从铸币中解放出来，随即走上银本位、金本位和复本位制的道路。西方从16世纪开始，仿效中国设立了储币银行。

     如果说游牧民族最先发展的各地流通的货币，主要是等价物和抵押品，发挥的是有形的物质功能，那么成吉思汗及蒙古民族最先创造的国际通用的纸币，则是一种货币符号和价值符号，发挥的是无形的信息功能。

    马克思认为，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货币符号本身需要得到客观的社会公认，而纸做的象征是靠强制流通得到这种公认的。国家的这种强制行动，只有在一国范围内或国内的流通领域内才有效，也只有这个领域内，货币才完全执行它的流通手段或铸币的职能，因而才能在纸币形式上取得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

      蒙古人最先创造国际通用的纸币，它的最大难度同时也是最大的贡献，就在于用国家的强制行动使纸币得到客观的社会公认。也就是说，纸币的价值符号与国家的强制行动，是作为整体得到客观的社会公认的。“世界征服者”，在外在形式上靠武装力量，而内有本质上靠货币权力，使四十多个国家、七百多个民族、五亿多人口都归服于大蒙古帝国，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实践了“全球化”。

       如今，当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成为“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时，我们草原儿女发现，资本是全人类所共同创造出来的，它具有什么社会职能，这取决于人类赋予它什么社会职能；资本的基础、实质以及劳动价值评判体系、社会分配机制等，都会发生一系列整体性的变化。国际通用的货币是蒙古民族最先创造出来的，现在破解密码和改变职能，或许解铃还须系铃人。

      资本关系因人而变，人因文化素质的提高而变。随着文化经济的到来，文化不只是经济建设的要素，而是文化建设会包含经济建设本身。科学文化不仅可以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且能够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因此能够把老子哲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不同时期人类智慧最高结晶融为一体的科学文化，将会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之中的最核心部分。

       由于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具有“盲目性”和“科学性”的不同，我们把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来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全部现代社会，划分为盲目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两个不同的历史自然发展阶段。21世纪，随着能够科学地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来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世界最大的发展变化，将是人类共同从盲目资本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平稳和谐转型。为此，我们草原儿女也做着不懈的努力，像《草原文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草原人有智慧有能力训导资本狼》、《资本的信息结构及其功能研究――开发马克思主义经济价值的最佳途径》等，都是有益的探索。

        二、老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写作者

            余秋雨认为：仅仅以儒家文化来概括中国文化是不对的，因为还有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老子和庄子。到现在为止，老子的思维，在世界上的影响其实还超过孔子。美国曾发布人类谁是最伟大的写作者？从有人类开始，第一号就是老子。联合国曾宣布在人类历史上一种文化被翻译成别的文字最多的版本，第一是《圣经》，第二就是《道德经》。

     老子能够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写作者、最伟大的哲学家，一是因为他告诉了我们什么是“道”，即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二是因为他告诉了我们“不为而为”的道理，即不以个人意志去盲目瞎干，而是遵循规律来功成事遂。

          由于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很多人把它神秘化了，甚至把它变成了一种宗教；但道学本身不是宗教，而是一种科学。如杨克中研究员在《老子的宇宙创生观》中所言：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洞察到宇宙发端于虚无，物质生成于秋毫，甚至可以与当代的量子宇宙学和亚粒子物理“接轨”，其天才猜度之深远，不但贯通当今科学之龙骨，甚至还超前若干。

      那么，到底什么是贯通当今科学之龙骨的“道”？老子云：“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可见，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物”，其中有“象”、有“精”、有“信”，是一个无形有质的有机整体。即：“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意思是说：无，是一种无形的暗物质，它是天地之始；有，是一种有形的明物质，它是万物之母。因此，常从无形之处，想看出自然规律的奥妙；常从有形之处，想看清事物的发展变化。虽然名称不同，形态各异，但它们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同样很玄妙。

           对物质形态，楚光玉研究员认为，物质存在，除了阳性明物质以外，还有另一种存在，即超三维的物质存在，是看不见、摸不着、不占空间的超光速的隐性存在，属阴性暗物质。由于思维、精神等超三维无形无象的暗存在隐性运动的特点，不同于三维物质运动的显性表现形式，它一般只在意识、思维、心理、智慧、灵感的外化时才能体现出来。而对暗物质和明物质的大概比例，著名科学家李正道说：“从引力我们知道暗物质的存在，可用光看不见，红外、紫外、x光都看不见。宇宙里90%以上是暗物质。这些物质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有极大的能量来源我们不知道。”

          对客观存在的无形有质的自然规律及自然能量，老子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我们则暂且称其为一种信息结构，它有巨大的能量。我们认为，人类社会以及整个宇宙自然，都是由暗物质和明物质组成的，一切社会活动以及天体运动，都是通过调控无形的信息结构来支配有形的物质结构的过程。

          思维是一种信息结构，头脑是一种物质结构。老子云：“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在这里，观念的东西，就是天下之至柔的信息结构，它可以驰骋天下之至坚，也可以移入个体头脑并穿越群体头脑，从而调控和支配社会行为。

           老子云：“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这是因为，天下之理一样，人间天道相同，因此以无形的信息形态揭示、反映、转化、体现它的科学文化，不受门户窗牖阻隔；它具有穿越历史时空的传承性、间接性、扩散性、创造性、共享性，因此不出户、不窥牖，就可以知天下、见天道。是以圣人“不行”、“不见”、“不为”，这只是对有形的万物的物质结构“存在”而言的；但其“而知”、“而明”、“而成”，则是对无形的自然法则的信息结构“思维”而言的。

           自然法则是本体论层次上的客观存在，科学文化是认识论层次上的表现形式。科学文化之所以能够穿越历史时空“按几何级数发展”，是因为它所揭示、反映、转化、体现的自然能量原本客观存在。在“道法自然 ”面前，人的力量微不足道。我们不以个人意志去盲目瞎干，是为了遵循规律来功成事遂。

      朱熹《泛舟》诗云：“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靠个人意志，往往只会“枉费推移力 ”；而遵循自然规律，就常常能够“中流自在行”。 

          三、人类文化的核心内容是自然规律

            余秋雨认为：由于我们是东方人，文化中包含着比较多的东方因素。纯粹的东方文化是不存在的。文化其实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交融。 文化是个交融体，文化人有故乡，但文化无国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看得更全球化、更宏观一点，不要非常简单地以输入和输出来想这个问题。

      有的人可能会很愤怒，他们怎么把我们的东西拿走了。但在文化里边，没有你的东西、我的东西。文化是共享型的一个盛宴。中华文化最后的走向是融入世界文明，因为世界文明最终必然会遵循不受任何地域局限、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

      人们只能认识和把握规律，但不能创造和改变规律本身。科学文化所揭示、反映、转化、体现的是客观存在的人类可共享的自然规律及自然能量，因此在本质上，“在文化里边，没有你的东西、我的东西”。老子是东方人、中国人，然而道学所研究探讨的自然法则，不是老子的东西、也不是中国的东西，而是对全人类来说都是相同的客观存在。

       不是人类想成为人类才出现了人类，而是自然规律决定了必然会出现人类，而出现了人类之后，自然规律依然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万物在变，而道即自然规律本身不会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区，所发生变化的只是自然规律被认识和应用的不同形式，也由此形成各具特色的不同形式的文化。

       由于目光短浅、心胸狭隘，在文化发展的初级阶段，人们在“万物”层面上会彼此分割、相互排斥。然而，随着思维能力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人们会共同遵循客观存在的唯一的自然规律，这就是中华文化最终必然会融入世界文明的根本原因。

       文化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最根本的就是人自身自然的完善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存。

       人的本质是劳动。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在他用蜂蜡建筑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想像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

       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包括明物质和暗物质的变换，即物质结构和信息结构的变换。相对而言，人的躯体支配物质结构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人的思维调控信息结构的能力是无限的。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想像中把它观念地建成的过程，就是通过调控信息结构来支配物质结构的过程。在人的自身自然以及整个宇宙自然中，存在着自然信息、生物信息、本能信息、遗传信息、观念信息等多种信息，其中观念信息只是信息的一种特殊类型。它是依靠人脑的信息反映功能，把从外界接收的信息与自身信息予以融汇来加工的产物。在这里实现了由自然信息向观念信息的转换和质变。

             如果说广义的文化是自然界的人性化，是人的意识和活动的总和，那么文明则是在此基础上自觉的社会行为。恩格斯认为，自然界用了亿万年的时间才产生了具有意识的生物，而现在这些具有意识的生物只用几千年的时间就能够有意识地组织共同的活动；不仅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的行动，而且也意识到自己作为群众的行动，共同活动，一起去争取实现预定的共同目标。他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

             各国历史最终变成世界历史，中华文化最终融入世界文明，从而共筑“至善大爱”的文化灵魂，其核心就在于人类最终会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共同的社会活动，在以人为本的层面上一起去争取实现预定的共同目标，在道法自然的层面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存。

                   （本文刊登于《西口文化》2008年第5期、《鄂尔多斯学研究》2009年第1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