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源流旅游区
——展现一帐三城四古都文化魅力
包海山
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有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成吉思汗陵旅游区，还有AAAA级旅游景区蒙古源流旅游区。
蒙古源流旅游区，位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驻地阿勒腾席热镇南侧，在“呼包鄂”金三角和“蒙晋陕宁”四省的交汇处，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包南公路G210由在园区的东侧经过。鄂尔多斯旅游观光公交K28路由东胜长途汽车站，经过鄂尔多斯市的三个城市核心区到达本景区，每小时一趟。
蒙古语“伊金霍洛”，汉语意为“圣主”的“院落”。广义的“伊金”有“圣主”、“主人”等含义，而“伊金霍洛”这个称谓中的“伊金”特指“圣主”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伊金”，不仅有其特殊文化内涵的院落即“霍洛”，更有深刻影响蒙古民族的长生天观念，有其卓越的军事谋略、生态意识、哲学思想和人生智慧等。就“成吉思汗鄂尔多”即汗廷宫殿和祭祀宫帐而言，成吉思汗陵旅游区主要展现的是祭祀文化，而蒙古源流旅游区主要展现的是汗廷宫殿以及成吉思汗子孙三代的“一帐”“三城”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蒙元帝国“四古都”的文化魅力。
一、一帐三城四古都
蒙古源流文化产业园，于2011年开工建设，总面积33.48平方公里。2015年获评自治区级服务业集聚区，2016年年初获评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主体定位是“民族影视产业基地、草原文明博览园区”，分为文化、旅游、影视三大功能区。主要建设项目有腾格里广场、崇天门、元大都、元上都、哈拉和林、阿拉腾斡尔朵（鄂尔多）金帐、元朝小镇、北方民国城等。是一座集文化旅游、文博展示、影视拍摄、营地教育、娱乐互动、休闲度假、国内外学术论坛为一体的综合型文化产业园区，辨识度清晰，文化融合度鲜明。
在蒙古源流旅游区，漫步鄂尔多金帐、哈拉和林、元上都、元大都之间，可以遥想当时举世瞩目的“草原皇城”、“国际大都会”，感悟蒙古族城市文化一脉相承的内在灵魂。从蒙元帝国都城来看，有一帐三城四古都：“一帐”是成吉思汗建立的众多宫殿鄂尔多斯；“三城”包括窝阔台建立的都城哈拉和林以及忽必烈创建的元上都、元大都，它们共同成为成吉思汗子孙三代的“四古都”。
（一）鄂尔多斯
蒙古语鄂尔多（早期称斡耳朵），汉语有营帐、宫殿、宫帐等含义。营帐是泛指，是鄂尔多；宫殿是汗廷，特别是众多宫殿鄂尔多斯是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首都；宫帐是指成吉思汗去世之后祭祀他的鄂尔多（白宫、黄色宫殿、八白室等）。在成吉思汗之前和去世之后都有鄂尔多，而只有成吉思汗使众多宫殿形成一个有机整体鄂尔多斯，所以说鄂尔多斯是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
鄂尔多斯是在四大鄂尔多（斡耳朵）即四个蒙古老营基础上建立的。当时有四大鄂尔多，分布于蒙古高原不同的地方，每个鄂尔多都是由上千座营帐组成的帐幕群，成吉思汗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众多宫殿鄂尔多斯。据《鄂尔多斯大辞典》，四大鄂尔多的名称及其地理位置：大鄂尔多，原位于克鲁伦河边的萨勒哈赤；阿彦鄂尔多，原位于萨阿里克客额儿的哈日拉图；希日嘎其鄂尔多，原位于土拉河上游的哈日栋（黑森林）；哈木图特回鄂尔多，原位于阿尔泰山后、色楞格河支流伊德尔河畔。据《史集》第二卷《铁木耳合罕纪》：所称“四个大斡耳朵”，系指铁木真前期於“三河之源”地区建立的四个斡耳朵。就这四个斡耳朵的布局来看，各占一方而共同构成一个四边大致相等的棱型：“阔帖兀阿阑”在东、近水，宜春季放飞；“哈老徒”在南、居川，宜夏季避暑；“哈剌屯”在西、依林，宜秋季围猎；“阿鲁兀忽可吾”在北、傍谷，宜冬季趋暖。由此可见，四大鄂尔多组成的鄂尔多斯，其自然生态环境非常优美。
在成吉思汗时期，鄂尔多斯是众多宫殿，是蒙古帝国首都；成吉思汗去世之后，首都变成古都，鄂尔多斯成为祭祀宫帐鄂尔多，成为众人居住的营帐鄂尔多。从人与城的关系来看，在蒙元时期，不管鄂尔多斯是首都还是后来成为古都，生活在首都以及古都的人都是鄂尔多斯人。在成吉思汗时期，“鄂尔多斯”作为蒙古帝国首都，由各万户、千户长选派的对成吉思汗最忠诚的人员组成的精锐卫队守护。当时有成吉思汗的近卫部队怯薛军以及斡耳朵组织，其职权范围涵盖皇室的安全保卫、中央政权的军政事务、皇室成员的饮食起居及后勤供给等诸多领域，又是担负各种要职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元朝建立后，为古都鄂尔多斯即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先后设置了四所总管府和一所都总管府，下辖提举司、长官司和各种造作匠局等二十几个机构。一直到元末，古都鄂尔多斯即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仍旧存在。留守四大斡耳朵的常住居民，“约有十万口上下”，他们都是鄂尔多斯人。
（二）哈拉和林
哈拉和林，是蒙古大帝国的国都。现存遗址在蒙古国前杭爱省哈剌和林山南麓、鄂尔浑河东岸、呼舒柴达木之南。2004年，哈拉和林与其周围景观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名称为——“鄂尔浑峡谷文化景观”。
1220年，成吉思汗决定把蒙古汗国都城设在哈拉和林。1227年，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途中病逝。1229年，窝阔台继位后，开始在哈拉和林修建固定的行政中心，于1235年建成。哈拉和林曾经是个宽容之都，是贯通、汇合欧亚的驿站，丝绸之路通往中亚的必经之路，这里南北商贩和外国使节云集，汇集东西文化，容纳各种宗教。法国人鲁布鲁克于1254年在哈拉和林朝见蒙哥可汗，在他的《东行记》里，记载了一次宗教大会的情形，各派教徒在可汗前自由辩论，各抒己见。显现了世界第一都宽容、和谐的风范。从莱茵河畔的维也纳，到黄河边的汴梁，从北方寒冷的罗斯草原，到炎炎烈日下的阿拉伯半岛沙漠，大半个欧亚大陆都笼罩在这座城市的权力和威势之下。罗马教皇的传教士、南宋朝廷的使节团、波斯商人的驼马队、高丽王国的进贡者等，都在这里汇集；佛殿、清真寺和基督教堂等，各种宗教和文化都在这里融合；大汗的诏令从这里发出，送达世界各地蒙古大军。从中欧、东欧、西亚、中亚、东亚、东北亚、南亚诸国，各地得来的奇珍异宝，金银珠宝，数以万计。可谓是四方朝圣，八方进贡，令世人翘首惊羡的都城。
在元代，哈剌和林结束了都城地位，曾经先后为和林行中省和岭北行中省，仍为漠北重要都市。1368年，元大都被明军攻克后，元朝皇帝迁往哈剌和林，北元政权以之为首都。1370年，明军攻克哈剌和林，焚火毁城，从此没落，成为都城遗址。
（三）元上都与元大都
元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所采用的建都政策是两京制，即元上都、元大都。
1.元上都
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和多伦县境内。遗产区面积约251平方公里，包括城址、关厢、铁幡竿渠、砧子山墓群、一棵树墓群等。2012年6月，元上都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元上都遗址作为草原都城遗址，展示了文化融合的特点，见证了北亚地区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碰撞及相互交融。
元上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大一统的正统王朝的首都。1251年蒙哥即帝位后，忽必烈以皇弟之亲，受任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从漠北和林南下驻帐金莲川，征天下名士，建立著名的金莲川慕府。金莲川幕府的建立，对忽必烈治理汉地乃至统一全中国起了重要的作用。125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在此地选址建城，初名开平府。1259年城郭建成。1260年，忽必烈在此登上大蒙古帝国皇帝之位，为元开国皇帝元世祖。世祖将开平府作为首都。1264年，世祖始建大都（今北京），诏开平府上升上都，并确立了两都巡幸制度，上都为夏都，与元大都共同构成了元朝的两大首都。今北京与上都两都之间有三路交通线路。每年4月，元朝皇帝便来上都，9月秋凉返回大都，皇帝在上都的时间长达半年之久。皇帝在上都期间，政府诸司都分司相从，以处理重要政务。这也算得上是处理重要政务与旅游休闲文化相结合了。每年春夏秋三季，上都城的城外比城内更繁华，流动人口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之多，城区方圆数十公里。
元上都在城市布局方面——汉式中轴对称与蒙式自由布局并存；在城市景观方面——汉式三重城与蒙式草原风光并存；在宫殿建筑方面——汉式大理石宫与蒙式的失剌斡耳朵并存；在道路系统方面——汉式棋盘式路网与蒙式无定规道路并存。从元朝采取大都和上都两都制度来看，它既来源于蒙古游牧民族冬营地、夏营地的传统习俗，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政权的多都制类似，也体现出了中原自古以来扩大政治统辖能力的两京制的政治功能。这一制度不仅兼顾了入主中原的蒙古族帝王与贵族难以适应的汉地暑热气候，保留了蒙古民族特有的驻居传统，更重要的是加强了对漠北蒙古民族生活区域的政治控制能力，与中国汉地传统的“两京制”具有同样的政治权力伸展功能。这些现象都是元上都遗址“二元城市文化”典范模式的体现。
1358年农民起义之红巾军攻克上都，焚毁宫阙。元上都辉煌时间刚好100年。
2.元大都
1215年，蒙古军队攻破金中都城，将金朝皇宫付之一炬。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决定在原金中都的东北郊、以琼华岛为核心，营建一座新都城。1267年开始动工，历时20多年，完成宫城、宫殿、皇城、都城、王府等工程的建造，形成新一代帝都。这就是元大都，蒙古人称之为“汗八里”，即“大汗之城”。
元朝统治疆域十分广阔，作为京师的元大都城，因是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所以人烟茂盛，商业经济十分繁荣。仅《析津志》所载，元大都城内外的商业行市即达30余种。其市场上出售的商品，除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为当地产品外，很多商品来自全国各地。当时，海运大开，河运通畅，“川陕豪商，吴楚大贾，飞帆一苇，径抵辇下”，为大都城提供了丰富商品。当然 ，这些商品中，更多的是供达官显贵享用的氀毷貂豽等珍贵皮毛，珠瑁香犀等奇珍异宝，锦纨罗氎等高贵纺织品。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述：在大都市场上做生意的不但有中国境内南北的豪商巨贾，而且还有远自中亚、南亚的商人，“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特别是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 药材和香料”。“根据登记表明，用马车和驮马载运生丝到京城的，每日不下一千辆次。”元大都城和境内外其他地区的这种经济关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作为封建社会都城的经济特点。
为了大都的繁荣，元朝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的迁移人口措施，一是将南下征战地区的大批百姓强行迁居燕京地区，二是把俘虏到的手工工匠迁到中都，三是将随蒙古军队进驻中原的少数民族定居中都，形成新的村落，如现今魏公村，元代叫畏兀儿村，通县、顺义的高丽营，昌平的阿苏卫等都是当时的移民村。此外还有几十万的流动人口。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到元七年（1270年）大都地区的人口已达40多万人。到元代中期的繁盛之时，人口大约已增至80万到一百万之多，这在当时的世界也算独一无二的大都市了。
1368年，明军攻克元大都，将大都改名为北平，元大都历时102年。
二、蒙古族城市文明内涵
在蒙元帝国成吉思汗、窝阔台、忽必烈子孙三代的一帐三城四古都中，儿子窝阔台的哈拉和林遗址所在地“鄂尔浑峡谷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孙子忽必烈的“两都”之一元上都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另一都即元大都成为中国古代都城最后的结晶北京城，肇始于元大都城规划设计的北京中轴线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目前北京市委、市政府正在大力推进北京中轴线保护和申遗工作；而爷爷成吉思汗的都城即众多宫殿鄂尔多斯，演化为现代名城鄂尔多斯。这是非常神奇的现象，能够令人感悟到蒙古族城市文明深刻的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化内涵。
蒙古族城市文明乃至整个蒙古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鲜明特点是具有长生天观念，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华文明的内在生存和发展理念融为一体。在蒙古族城市文明中，最具神秘色彩和传奇故事的是鄂尔多斯的演化以及元大都中轴线的传承：鄂尔多斯由众多宫殿演化为现代名城，得到长生天的保佑即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元大都成为中国古代都城最后的结晶北京城，历代传承的中轴线蕴含着道法自然的生存和发展理念。
（一）鄂尔多斯的演化
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鄂尔多斯，具有穿越时空的文化内涵。从地理位置来看，成吉思汗在蒙古高原建立了作为都城的众多宫殿鄂尔多斯，也多次来过黄河南岸的鄂尔多斯草原。传说，成吉思汗远征西夏途经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时，看到这里美丽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在享受融入大自然的喜悦和惬意中，心身自然而然地得到了放松，使马鞭从手中滑落在草地。当随从人员想去拣马鞭时，他挥手制止，并深情吟诗一首：“花角金鹿栖息之所，戴胜鸟儿育雏之乡；衰落王朝振兴之地，白发老人享乐之邦”。或许是一种历史的巧合，或许是长生天在冥冥之中的有意安排，总之，八百年来守护和祭奠成吉思汗英灵的忠诚部落鄂尔多斯，把具有众多宫殿象征意义的鄂尔多斯，带到古老神奇的大地鄂尔多斯，与现代名城鄂尔多斯融为一体，使鄂尔多斯具有了穿越时空的神奇、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
鄂尔多斯的演化是有形的，而其文化内涵是无形的。恩格斯指出：“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在表现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只有发现和认识了始终在无形中支配鄂尔多斯发展的一般规律，才能理解鄂尔多斯穿越时空的文化内涵。
文化学者余秋雨在《秦长城下的文化思考》中说：“蒙古文化，这是一个在我们辽阔的疆域上，能够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的一种文化；也曾经是使中华文化改变了它的体量和质量的一种文化”。内蒙古师范大学格·孟和教授在《蒙古文化概论》中说：“从现在找到的历史文献来看，成吉思汗与长春真人见面，这在蒙汉两个民族文化交流史上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而成吉思汗成为蒙汉文化交流的奠基者，是多民族的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推动者”。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成为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和发展理念，是中华多民族文化在不断碰撞、交流、融合中形成的。成吉思汗是促进蒙汉文化交流的第一人，也为中华文化扩大体量和提高质量做出了贡献，其根基在于“道”和“长生天”理念的对接与融合。对一个所向披靡、横扫欧亚大陆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来说，与长春真人丘处机会面和交流之后，认为道学有“玄旨”，是“仙命”，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也足见道学对成吉思汗的影响之深刻。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人们能够意识到，除了自身有限的力量之外，还有一种无形的更大的自然能量客观存在。人们不知道它来自哪里，一般认为来自神仙法力或者天地灵气，而老子认为来自“道”，揭示了道法自然的规律，因此崇拜天地、注重人的天性、遵循自然规律的蒙古民族，容易接受阐述自然法则的老子道学。
鄂尔多斯是地方、是城市，也是宫殿、是部落。鄂尔多斯不是人受围城所封闭，而是城随人所变迁，在宫殿与部落之间具有转换自如的应变能力和生命活力，最根本的一点还是顺应了自然规律，遵循了自然法则。
（二）中轴线的传承
北京有着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八百多年的建都史。从西周时期到辽金时期，北京作为地方割区的首府，城市的中心点和中轴线不断漂移。直到元代，北京才真正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北京比较明确的中轴线起于金代。元代，中轴线正式形成。
古都北京集中国历代都城建设之大成，是中国古代都城最后的结晶，中轴线是其中最精华的表现。在这一伟大的都城中，有一条“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是古都的脊梁与灵魂所系”。被誉为“北京城地理活化石”的朱祖希教授在《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一书中指出：“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国文化、中华哲学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特征，是历代都城规划的思想基石。
元大都体现了中华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元大都的缔造者是蒙古人忽必烈，设计者是汉族人刘秉忠。蒙古语“忽必烈”，有转世、演化、升华之意。忽必烈不仅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更重要的是忽必烈继承了成吉思汗的衣钵，一统了大中华，并且使元大都成为汇集和融会中国历代都城最后结晶的北京城。刘秉忠精通《易经》，乃得道之人，谨守万物根本，宁静淡泊，虚静无为。忽必烈采纳刘秉忠以《易经》中的“大哉乾元”的建议，以“大元”为国号，由刘秉忠规划设计了元大都中轴线。
北京史研究会会长、北京学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建平研究员来鄂尔多斯参观蒙古源流旅游区，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北京中轴线的文化特色”时说：今日北京中轴线肇始于元大都城的规划设计。刘秉忠对北京城市文化最大的贡献，是将草原文化的个性与中原文化的包容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蒙古草原文化的特色是游牧，逐水草而居，心胸开阔，豪迈，不拘一格。蒙古族对生态环境的追求使新的都城规划将大片水域留在城内，使城市内不仅有充足的水源，还有了灵动和舒展的空间。同时，又充分运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使新的城市规划体现天人合一，追求自然环境与人居和谐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