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格·孟和教授在《论成吉思汗会见长春真人的历史意义》中强调两点：1.成吉思汗是蒙汉文化交流的奠基者，而蒙汉文化广泛而深入交流主要是从长春真人丘处机所讲的老子道学开始的。邱处机与成吉思汗的会见，原本都有功利目的。前者志在平息战火，后者意在讨求不死之药。然而，两个性格绝不相同乃至于相悖的历史人物，在亲切的交流中各自显露其真诚、睿智及人格魅力，于是便有智者间的倾心，结下了至死不忘的情感，找到了文化交融的结合点。2、成吉思汗听过长春真人丘处机所讲的道家哲理后说：“谆谆道诲，敬闻命矣，斯皆难行之事，然则敢不遵？依仙命勤而行之。”还命令近臣：“录之简册。朕将亲览。其有玄旨未明者，续当请益焉”。

      对一个所向披靡、横扫欧亚大陆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来说，认为道学有“玄旨”，是“仙命”，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也足见道学对成吉思汗的影响之深刻。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人们能够意识到，除了自身有限的力量之外，还有一种无形的更大的自然能量客观存在。人们不知道它来自哪里，一般认为来自神仙法力或者天地灵气，而老子认为来自“道”，揭示了道法自然的规律，因此崇拜天地、注重人的天性、遵循自然规律的蒙古民族，容易接受阐述自然法则的老子道学。

     （二）忽必烈建元大都请刘秉忠设计中轴线

      2020年9月25至26日，由北京市文物局指导，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基地主办的“北京中轴线内涵挖掘与文脉传承——第二十二次北京学学术年会”在北京联合大学成功举行。会议收到论文46篇，笔者提交论文《北京中轴线道法自然的文化内涵》。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和发展理念，这也体现在北京中轴线文化内涵之中。朱祖希教授在《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一书中指出：“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国文化、中华哲学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特征，是历代都城规划的思想基石。

      北京作为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历史见证，中轴线是其中最精华的表现，“是古都的脊梁与灵魂所系”。忽必烈建元大都请刘秉忠设计中轴线，有特殊的历史文化意义。蒙古语“忽必烈”，有汉语转世、演化、升华之意。忽必烈不仅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更重要的是忽必烈继承了成吉思汗的衣钵，一统了大中华，并且使元大都演化为汇集和融会中国历代都城最后结晶的北京城。元大都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元大都的缔造者是蒙古人忽必烈，设计者是汉族人刘秉忠。忽必烈将国号以“大元”来命名与元勋刘秉忠有密切的关系。刘秉忠，曾入全真教苦修，后被时称“再世惠能”的天宁寺住持虚照禅师招为僧徒，并因其博学多才而任掌书记。后来刘秉忠行脚云中（大同），留居于南堂寺。恰被尚未即位路经云中的忽必烈发现了刘秉忠的才学，从此展开了一代君臣的开国大戏。刘秉忠精通《易经》，乃得道之人，谨守万物根本，宁静淡泊，虚静无为。忽必烈采纳刘秉忠以《易经》中的“大哉乾元”的建议，以“大元”为国号，由刘秉忠规划设计了元大都中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