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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轴线道法自然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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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轴线道法自然的文化内涵
包海山
内容提要：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和发展理念。它体现在北京中轴线文化内涵之中，也深化为地方学学科体系的内涵。北京学研究所遵循道法自然，顺应必然趋势，助力北京中轴线成功申遗，挖掘和传承北京中轴线内涵与文脉，向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提供切实的学术支持，进一步提升北京学高精尖学科建设水平，发挥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执行主席单位作用，促进全国、亚洲乃至全球地方学协同创新、融合发展。
关 键 词：北京中轴线 文化内涵 地方学 学科体系 道法自然
北京中轴线于2012年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目前，北京市委、市政府正在大力推进北京中轴线保护和申遗工作。为助力北京中轴线成功申遗，向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提供切实的学术支持，进一步提升北京学高精尖学科建设水平，北京学研究所（基地）在北京市文物局的指导下，与首都博物馆等单位合作，于2020年9月在北京召开“北京中轴线内涵挖掘与文脉传承——第22次北京学学术年会”。
北京学是基于“时—空—人结合”、“过去—现在—未来贯通”的“全方位—多要素—立体化”研究的综合体。这也是构建地方学学科体系的共性。当我们把时、空、人相结合，过去、现在、未来相融通，来全方位、多要素、立体化综合研究北京中轴线时，能够理解北京中轴线融会了中华文明精华，理解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和发展理念，在肇始于元大都城的北京中轴线规划设计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在今天对提升北京学高精尖学科建设水平、构建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的现实意义。
一、北京中轴线道法自然的历史文化渊源
1.北京中轴线体现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
北京有着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八百多年的建都史。从西周时期到辽金时期，北京作为地方割区的首府，城市的中心点和中轴线不断漂移。直到元代，北京才真正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北京比较明确的中轴线起于金代。元代，中轴线正式形成。
古都北京集中国历代都城建设之大成，是中国古代都城最后的结晶。在这一伟大的都城中，有一条“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
被誉为“北京城地理活化石”的朱祖希教授在《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一书中指出：“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国文化、中华哲学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文化特征，是历代都城规划的思想基石。
北京学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建平研究员在谈到“北京中轴线的文化特色”时说：今日北京中轴线肇始于元大都城的规划设计。刘秉忠对北京城市文化最大的贡献，是将草原文化的个性与中原文化的包容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蒙古草原文化的特色是游牧，逐水草而居，心胸开阔，豪迈，不拘一格。蒙古族对生态环境的追求使新的都城规划将大片水域留在城内，使城市内不仅有充足的水源，还有了灵动和舒展的空间。同时，又充分运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使新的城市规划体现天人合一，追求自然环境与人居和谐的统一。
蒙古族不仅有游牧文明，还有城市文明和商业文明，而且蒙古族城市文明和商业文明更具有世界影响力。就城市文明而言，蒙古人所建的哈剌和林、元上都、元大都，在当时都是举世瞩目的“草原皇城”、“国际大都会”。
在蒙元帝国成吉思汗、窝阔台、忽必烈子孙三代的四大都城中，儿子窝阔台的哈剌和林遗址所在地“鄂尔浑峡谷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孙子忽必烈的“两都”之一元上都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很了不起的；而更为神奇的是，爷爷成吉思汗的“众多宫殿”形成的蒙古帝国第一个都城鄂尔多斯演化为“现代名城”鄂尔多斯，孙子忽必烈的“两都”之一元大都成为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即北京城，北京中轴线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目前北京市委、市政府正在大力推进北京中轴线保护和申遗工作。
2.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交流推动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成为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和发展理念。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成为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和发展理念，是中华多民族文化在不断碰撞、交流、扩大、融合中形成的，而蒙古族文化对中华文化体量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化学者余秋雨在《秦长城下的文化思考》中认为：“蒙古文化，这是一个在我们辽阔的疆域上，能够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的一种文化；也曾经是使中华文化改变了它的体量和质量的一种文化”。在这种改变中，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发挥的作用尤为明显，如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格·孟和在《蒙古文化概论》中所言：“从现在找到的历史文献来看，成吉思汗与长春真人见面，这在蒙汉两个民族文化交流史上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而成吉思汗成为蒙汉文化交流的奠基者，是多民族的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推动者”。
应该说，成吉思汗成为促进蒙汉文化交流的第一人，也为中华文化扩大体量和提高质量做出了贡献，其根基在于“道”和“长生天”理念的对接与融合。其中，成吉思汗会见长春真人以及忽必烈建元大都请刘秉忠设计中轴线具有典型意义。
先说成吉思汗会见长春真人。格·孟和教授在《论成吉思汗会见长春真人的历史意义》中强调两点：1.成吉思汗是蒙汉文化交流的奠基者，而蒙汉文化广泛而深入交流主要是从长春真人丘处机所讲的老子道学开始的。邱处机与成吉思汗的会见，原本都有功利目的。前者志在平息战火，后者意在讨求不死之药。然而，两个性格绝不相同乃至于相悖的历史人物，在亲切的交流中各自显露其真诚、睿智及人格魅力，于是便有智者间的倾心，结下了至死不忘的情感，找到了文化交融的结合点。2、成吉思汗听过长春真人丘处机所讲的道家哲理后说：“谆谆道诲，敬闻命矣，斯皆难行之事，然则敢不遵？依仙命勤而行之。”还命令近臣：“录之简册。朕将亲览。其有玄旨未明者，续当请益焉”。
对一个所向披靡、横扫欧亚大陆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来说，认为道学有“玄旨”，是“仙命”，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也足见道学对成吉思汗的影响之深刻。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人们能够意识到，除了自身有限的力量之外，还有一种无形的更大的自然能量客观存在。人们不知道它来自哪里，一般认为来自神仙法力或者天地灵气，而老子认为来自“道”，揭示了道法自然的规律，因此崇拜天地、注重人的天性、遵循自然规律的蒙古民族，容易接受阐述自然法则的老子道学。
再说忽必烈建元大都请刘秉忠设计中轴线。北京作为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历史见证，中轴线是其中最精华的表现，“是古都的脊梁与灵魂所系”。蒙古语“忽必烈”，有汉语转世、演化、升华之意。忽必烈不仅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更重要的是忽必烈继承了成吉思汗的衣钵，一统了大中华，并且使元大都演化为汇集和融会中国历代都城最后结晶的北京城。元大都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元大都的缔造者是蒙古人忽必烈，设计者是汉族人刘秉忠。忽必烈将国号以“大元”来命名与元勋刘秉忠有密切的关系。刘秉忠，曾入全真教苦修，后被时称“再世惠能”的天宁寺住持虚照禅师招为僧徒，并因其博学多才而任掌书记。后来刘秉忠行脚云中（大同），留居于南堂寺。恰被尚未即位路经云中的忽必烈发现了刘秉忠的才学，从此展开了一代君臣的开国大戏。刘秉忠精通《易经》，乃得道之人，谨守万物根本，宁静淡泊，虚静无为。忽必烈采纳刘秉忠以《易经》中的“大哉乾元”的建议，以“大元”为国号，由刘秉忠规划设计了元大都中轴线。
二、道法自然对构建地方学学科体系的现实意义
1.北京学研究所成为促进亚洲地方学交流合作的带头人。
2018年，北京学研究所作为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执行主席单位，与韩国首尔学和日本富士学等地方学研究机构合作，共同推进亚洲地方学学术联盟建设；在不久的将来，亚洲地方学学术联盟将会引领全球地方学融合发展，这是地方学融合发展的必然规律所决定的。
在北京学研究所成立20周年纪念会上，日本富士学会理事长佐野充教授致辞中说：“目前，我们正在以代表中国地方学研究最高水准的北京学研究所为带头人，和韩国首尔市立大学首尔学研究所一起，中、韩、日三方共同努力推进东亚地方学的研究。三方也应该更进一步地将地方学发展成为对全亚洲地区振兴和地方创生有所帮助的学科领域。”韩国地方学研究者李奎泰教授认为：中国地方学的研究活动方面，北京学研究基地联合中国各地的地方学研究单位，形成了中国地方学研究全国化的趋势，促进交流合作，使中国地方学成为一个成功的学术领域。希望以此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平台，构建中国的地方学研究界与韩国、日本地方学的合作网络，持续把中国的地方学研究的合作领域扩大为世界化。韩日地方学界各自国内学术联网，若由北京学研究所的中介与中国地方学研究界建立合作研究活动网络的话，我们大家期待的各个地方学的国际化的研究网络将会成功展现出来，一定会成为世界性的一流学科。
北京学研究所之所以成为地方学研究“带头人”，主要是因为遵循了地方学融合发展的必然规律。北京学研究所所长张宝秀教授在《北京学研究所20年发展历程回顾与未来展望》中强调发展学科、提升平台、走向世界。她说：北京学研究所（基地）将深化北京学和地方学学科建设理论认识，进一步明晰学科研究框架和研究范式，建设立足北京实践、具有中国特色、面向国际前沿的综合性“北京学”高精尖学科，多学科协同创新，共同发展，增强学科（群）的综合实力。北京学研究所（基地）将坚持开放共享，努力提升平台层次和综合实力，努力建设成为高水平的服务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的全国性地方学学术交流平台，建设亚洲地方学学术联盟，加强与欧美地区相关研究机构、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北京学和中国地方学逐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在世界地方学研究领域发出强有力的中国声音。
近年来，北京学研究所在团结联席会各会员单位加强地方学基础理论探索，加强与港澳台地方文化研究部门的合作，进一步提升地方学研究的国际化水平，为中国地方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例如举办“海峡两岸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学术研讨会”“中日韩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等，编辑出版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逐渐在亚洲地方学研究领域成为“带头人”。2019年，北京学研究基地与韩国首尔学和日本富士学等地方学研究机构合作，共同在北京成功举办“首届亚洲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收到来自韩国、日本、马来西亚、蒙古、加拿大、中国大陆和台湾学者提交论文70篇，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中国地方学研究成果系列《地方学研究》第5辑。在亚洲地方学研究领域，也开始开展共同研究具体课题的实质性国际合作。韩国学者提出地方学可以成为“世界性的一流学科”概念，中国学者也有同感。于是，北京学、首尔学、鄂尔多斯学研究者合作开展了《创建世界性一流学科，促进全球化交流合作》课题研究，将用中韩两种文字完成。
2.构建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深刻内涵是道法自然。
目前各地方学基本都处在架构阶段。例如，1987年出版的《上海文化年鉴》在“新学科”中增设“上海学”辞条：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它并不以分门别类地研究上海的过去、现在、未来为其终端结果，而是在研究上海诸方面（从历时性到共时性）所形成的各分支学科的基础上，在“动态”探寻上海与外部（国际和国内其它省市）的联系，以及上海自身各子系统间相互联系，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视野，为上海和上海经济区的发展提供研究成果。“上海学”研究涉及的范围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化、经济、生态环境、工艺技术，以及城市建设和管理等方面。目前，该学科研究还处在构架阶段。
那么，未来能否真正形成“上海学”？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认为：这主要“看上海研究内涵与外延深化和拓展到什么程度”。看内涵与外延深化和拓展到什么程度，这也是能否构建起地方学学科体系的共性。内涵“深化”到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运动这两个系列“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外延“拓展”到探寻受一般规律支配的整个人类社会内在“动态”的必然联系，才能真正构建起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以上海学为例，其内涵，即能够使上海与国内其它省市自治区以及整个世界具有可探寻的“动态”联系，是在无形中支配人类历史进程的“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客观规律；上海学能够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融为一体，是因为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运动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其外延，从地域范围来看，在“动态”探寻上海与国内其它省市自治区以及整个世界具有的联系；从学科涉及范围来看，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地方学的“内涵”与“外延”形成地方学概念的逻辑结构。如果把全球地方学比作一颗参天大树，那么做一个剖面示意图来看，主要是由内涵即根基以及不断拓展的外延即主干、枝叶这三个部分组成的学科知识体系，例如亚洲地方学、中国地方学、内蒙古学、鄂尔多斯学等是从自然法则这个共同的根基不断细化的地方学。如果从地球仪的平面展开图来看，无论是根据行政区域划分还是地理单元来划分，都会看到每个地方学的小网格相互连接成为全球地方学的一个大网络，也只有在全球地方学学科体系的大网络中，才能看得清每个地方学小网格所处的方位、范围以及地理、生态、人文、社会等特点以及小网格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从而共同描绘原本是完整的全球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发展的巨幅动态画卷。
近年来，为了“深化”地方学内涵，鄂尔多斯学研究者以哪些学科文化更接近于自然法则为评判和选择的标准，把“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作为重点课题来研究，2015年取得阶段性成果，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专著《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
通过比较研究，我们意识到：人，人所创造的科学文化，科学文化所揭示和转化的自然法则，这是三个不同层次上的概念。老子、成吉思汗、马克思是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是认识论层次上的表现形式，而“道”、“长生天”、“真理”只是称谓不同，但实质上是本体论层次上的客观存在，可以统称为自然法则。我们学习和研究前人的科学文化，只是在学习和掌握其方式方法，而最终目的是更全面而深入地认识和把握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本身。因此，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第一任会长奇朝鲁在《浅议地方学和地域文化》中提出：“地方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探索规律，终极目标是道法自然”。也只有探索客观规律，遵循自然法则，才能创建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
参考文献：
1.包海山.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5
2.奇朝鲁.地方学研究.第1辑[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8.9
3.张宝秀.北京学研究.2018[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6
作者：包海山，1960年出生，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副会长、草野思想库副理事长，主要致力于地方学研究。
（本文系提交“北京中轴线内涵挖掘与文脉传承——第22次北京学学术年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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