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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学研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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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学研究经验
包海山
鄂尔多斯学是地方学。地方学研究既要立足当地，又要跳出当地鸟瞰更大区域。鄂尔多斯学研究，立足当地8.7万平方公里土地，跳出当地鸟瞰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帝国都城鄂尔多斯所在的蒙古高原，以及鄂尔多斯人迁徙万里走过的区域。
地方学研究与地方研究不同。地方学研究既注重当地文化特色，更注重学科的普遍原理，构建学科体系，使地方学研究“朝向学科化、国际化发展”。科学无国界，具有科学性的地方学研究能够国际化发展。鄂尔多斯学研究的经验，既注重鄂尔多斯文化特色，更注重学科的普遍原理，以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根本任务，以此为核心把所有相关鄂尔多斯学研究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并且把鄂尔多斯学作为全球地方学的组成部分，努力与全球地方学网络连接在一起。
（一）探寻一个本质规律
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成功经验，是具有科学精神，基于信仰和信念来探索、构建和应用认识和遵循自然法则的学科知识体系。
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主要创始人、研究会第一任会长奇朝鲁在《回顾与瞻望——写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一周年之际》中认为：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是现代科学的重要特征。融多学科为一体的“鄂尔多斯学”，旨在构建包容性很强的地域性、系统性专门学问。这就是创意“鄂尔多斯学”命题的基本内涵和依据。使命感和责任感决定我们去追求这种选择，去做信仰和信念决定我们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情。志同者必然道合。对事业的认同感汇集成一股巨大的信心和力量。
只有认识和遵循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才能围绕这个核心把相关研究都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构建融多学科为一体的“鄂尔多斯学”学科知识体系。奇朝鲁在《浅议地方学和地域文化》中指出：“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去探寻认知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包括鄂尔多斯学与鄂尔多斯文化及其与鄂尔多斯经济、政治、生态等社会文化现象的内在客观规律，是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根本任务。运用规律，引领发展；认识自我，超越自我；集成创新，道法自然是终极目标。”
由此，对为什么要构建鄂尔多斯学，以及构建鄂尔多斯学的基本内涵、根本任务、终极目标有了清晰而明确的认知，从而使鄂尔多斯学研究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努力通过学科研究揭示和转化自然法则本身的能量。如内蒙古文联原主席、鄂尔多斯学研究者阿云嘎在《读<成吉思汗箴言选辑>后所想到的》中所言：“何为长生天的力量？我们可以理解为自然规律或者历史的必然性。因此他主张‘以诚敬天’，要求顺应事物的自然规律和历史潮流”。
地方学研究不局限于外在描述性的“文化解释”，而主要探讨在无形中支配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本质规律。世间万物“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因此地方学研究一定要尊道贵德。老子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地方学不局限于仁、义、礼层面上的文化研究，而是努力不失道或者说入道、顺道，尊道贵德。以此来研究鄂尔多斯学，研究鄂尔多斯文化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成吉思汗文化，就不再只是停留在表现形式上，不再只是看把他的遗物当作“神物”跪拜祭祀了多少年，而更注重他所敬仰的长生天即所顺应的自然规律，以博大胸怀和科学态度，把成吉思汗雄视全球的霸气、激情四射的豪迈、走向文明的智慧，渗透到我们的骨子里和血液中，使自己也成为顶天立地的汉子。脑子里的知识学问可以学会，而骨子里的优质基因只能遗传，这是鄂尔多斯人传承和创新发展成吉思汗文化的鲜明特色和独特优势，从而形成鄂尔多斯学研究的鲜明特色和独特优势。
鄂尔多斯学研究促进鄂尔多斯文化、成吉思汗文化研究学科化、国际化，由此能够看清楚“要求顺应事物的自然规律和历史潮流”的成吉思汗文化的全球影响力。自美国《华盛顿邮报》把成吉思汗评为“千年风云第一人”以来，成吉思汗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前所未有的强劲态势，出现一批产生巨大影响的巨著或力作，成为畅销欧美的热血读物，再掀英雄史诗的热潮，鼓舞人们为梦想而战，像成吉思汗一样创造英雄传奇！德国历史学家巴克霍森在《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帝国的崛起》中认为，成吉思汗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实干家，一位几乎白手起家的卓越经营者，打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卓越的团队。美国学者威泽弗德在《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中认为，蒙古人不仅仅是战争中的优秀征服者，他们还具备一种适应进步以及仁爱法则的禀赋，带着东方的先进文化和科技进入了还处在黑暗时代的欧洲，并唤起了全球性的人类觉醒。成吉思汗是一位富于创新的领导者，也是第一个在自己征服过的各个国家里将法律的力量置于自身权力之上、鼓励宗教自由、创办公立学校、准予外交豁免权、废除酷刑以及开通自由贸易的统治者。韩国学者金正洛在《千年历史人物》一书中说：大地是人类的家园，我们只有一个家园，这是当今人类“全球化”的新概念。然而，“全球化”起源于成吉思汗的大统一。成吉思汗的经济政策是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雏形。成吉思汗的驰马驿站是当时通讯业的最佳最快形式，是当今世界因特网的前奏。成吉思汗的开放政策是当今世界国际关系发展趋势的先行。
（二）突出两个重大贡献
以成吉思汗文化为代表的蒙古族文化，顺应事物的自然规律和历史潮流，对中华文化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两个方面做出重大贡献：一是促进中华文化扩大了体量、提高了质量；二是给予人类全部社会体系整体性旋转的初次动力。
1.改变中华文化体量和质量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成为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和发展理念，是中华多民族文化在不断碰撞、交流、融合中形成的，而蒙古族文化对中华文化体量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化学者余秋雨在《秦长城下的文化思考》中所言：“蒙古文化，这是一个在我们辽阔的疆域上，能够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的一种文化；也曾经是使中华文化改变了它的体量和质量的一种文化”。在这种改变中，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发挥的作用尤为明显，如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格·孟和在《蒙古文化概论》中所言：“从现在找到的历史文献来看，成吉思汗与长春真人见面，这在蒙汉两个民族文化交流史上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而成吉思汗成为蒙汉文化交流的奠基者，是多民族的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推动者”。
应该说，成吉思汗成为促进蒙汉文化交流的第一人，也为中华文化扩大体量和提高质量做出了贡献，其根基在于“道”和“长生天”理念的对接与融合。其中，成吉思汗会见长春真人以及元大都即北京中轴线具有典型意义。
先说成吉思汗会见长春真人。格·孟和教授在《论成吉思汗会见长春真人的历史意义》中强调了两点：1.成吉思汗是蒙汉文化交流的奠基者，而蒙汉文化广泛而深入交流主要是从长春真人丘处机所讲的老子道学开始的。邱处机与成吉思汗的会见，原本都有功利目的。前者志在平息战火，后者意在讨求不死之药。然而，两个性格绝不相同乃至于相悖的历史人物，在亲切的交流中各自显露其真诚、睿智及人格魅力，于是便有智者间的倾心，结下了至死不忘的情感，找到了文化交融的结合点。2、成吉思汗听过长春真人丘处机所讲的道家哲理后说：“谆谆道诲，敬闻命矣，斯皆难行之事，然则敢不遵？依仙命勤而行之。”还命令近臣：“录之简册。朕将亲览。其有玄旨未明者，续当请益焉”。
对一个所向披靡、横扫欧亚大陆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来说，认为道学有“玄旨”，是“仙命”，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也足见道学对成吉思汗的影响之深刻。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人们能够意识到，除了自身有限的力量之外，还有一种无形的更大的自然能量客观存在。人们不知道它来自哪里，一般认为来自神仙法力或者天地灵气，而老子认为来自“道”，揭示了道法自然的规律，因此崇拜天地、注重人的天性、遵循自然规律的蒙古民族，容易接受阐述自然法则的老子道学。
再说元大都即北京中轴线。北京作为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历史见证，中轴线是其中最精华的表现，“是古都的脊梁与灵魂所系”。蒙古语“忽必烈”，有汉语转世、演化、升华之意。忽必烈不仅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更重要的是忽必烈继承了成吉思汗的衣钵，一统了大中华，并且使元大都演化为汇集和融会中国历代都城最后结晶的北京城。元大都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元大都的缔造者是蒙古人忽必烈，设计者是汉族人刘秉忠。忽必烈将国号以“大元”来命名与元勋刘秉忠有密切的关系。刘秉忠，曾入全真教苦修，后被时称“再世惠能”的天宁寺住持虚照禅师招为僧徒，并因其博学多才而任掌书记。后来刘秉忠行脚云中（大同），留居于南堂寺。恰被尚未即位路经云中的忽必烈发现了刘秉忠的才学，从此展开了一代君臣的开国大戏。刘秉忠精通《易经》，乃得道之人，谨守万物根本，宁静淡泊，虚静无为。忽必烈采纳刘秉忠以《易经》中的“大哉乾元”的建议，以“大元”为国号。
在元大都中轴线的规划中，体现了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一种完美结合。北京学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建平在谈到“北京中轴线的文化特色”时说：今日北京中轴线肇始于元大都城的规划设计。刘秉忠对北京城市文化最大的贡献，是将草原文化的个性与中原文化的包容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蒙古草原文化的特色是游牧，逐水草而居，心胸开阔，豪迈，不拘一格。蒙古族对生态环境的追求使新的都城规划将大片水域留在城内，使城市内不仅有充足的水源，还有了灵动和舒展的空间。同时，又充分运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使新的城市规划体现天人合一，追求自然环境与人居和谐的统一。
2.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
成吉思汗不仅扩大了中华文化的体量，也给予整个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通过武装力量和经济手段促进了全球化。
从经济角度来看，人员流动、产品交换、货币通用是全球化的基础。在商品的流通、货币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草原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这与他们自然流动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也与他们不被身外之物所束缚的天生性格有关。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产品交换”。
到了蒙元时期，蒙古人使“纸币取得了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用国家强制行动使纸币得到社会公认并取得社会权力，使纸币成为具有信用的主体货币。游牧民族最先发展的各地流通的货币，主要是等价物和抵押品，发挥有形的物质功能；而蒙古民族最先创造的通用纸币，则是一种货币符号和价值符号，主要发挥无形的信息功能。蒙古帝国一方面靠“社会大风暴”手段，靠武装力量，开拓了一个潜在的货币供应源泉；另一方面，靠经济手段，靠货币权力和信用，使国界的扩展与货币权力的增大，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日本学者饭村穰说：“成吉思汗千方百计吸取时代精华，东西方文化交流也被他推进了。成吉思汗这样的天之骄子的诞生，使世界从沉睡中觉醒。我把成吉思汗诞生可以看作改变世界方向，形成今日世界的诞生。他对睡眠中的世界注入活力，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说蒙古帝国靠武装力量重新勾画了世界版图，那么元朝时期则是靠经济利益和货币权力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所创建的自由贸易通道，不仅促进了商业的流通，还促进了东西方的思想、技术和生活方式的交流。直到13和14世纪，蒙古民族创造的纸币成为通用流通以后，商业才开始从铸币中解放出来。从16世纪开始，西方仿效中国设立了储币银行，可以说这是蒙古族货币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发展。
到了现代社会，货币力量发展为资本力量，而且如恩格斯所言：“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就货币和资本而言，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影响力下，通过纸币的权力和信用“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而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从这种历史发展的脉络及其必然性中，我们可以看到“长生天”的能量与“真理”之光芒的交相辉映，也由此能够感悟到围绕成吉思汗形成的蒙古族鄂尔多斯文化又一个具有深刻内涵的鲜明特色。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文化与当代发展，使鄂尔多斯学能够成为穿越时空、探索规律、道法自然的学科体系。
（三）促进三个经典融合
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成吉思汗遵循客观规律，顺应事物的自然规律和历史潮流，才能促进中华文化扩大体量、提高质量，使“长生天”与“道”的理念对接融合，并且给予人类全部社会体系整体性旋转的初次动力，使“长生天”的能量与“真理”之光芒交相辉映。
那么，世界第一哲人老子感悟之“道、千年风云第一人成吉思汗敬仰的“长生天”、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探索的“真理”是什么？它们之间有什么内在必然联系？带着这些问题，近年来开展了“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课题研究，于2015年取得阶段性成果，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专著《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
通过比较研究，我们清晰地意识到，人，人所创造的科学文化，科学文化所揭示、反映、转化的自然法则本身，这是三个不同层次上的不同概念。老子、成吉思汗、马克思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他们从不同角度探索、遵循、揭示自然法则而创造和形成的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是认识论层次上的表现形式，而“道”、“长生天”、“真理”只是称谓不同，但实质上是本体论层次上的客观存在，可以统称为自然法则。相对而言，个体生命是短暂的，科学文化可以穿越时空在社会“公共大脑”里得到传承与发展，而自然法则是永恒的，它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客观存在，它“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之所以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成为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智慧结晶，是因为他们的感悟和认知更接近于自然法则。我们学习和研究他们的科学文化，是为了学习和掌握其认识论和方法论，而最终目的是更全面而深入地认识和把握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本身，也正是在更全面而深入地认识和把握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过程中，我们能够促进三个经典的融合。
揭示规律的人、所形成的科学文化，可以分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而所揭示的规律是不受地域局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例如，世界各国学者因为感悟老子道学内在实质而理解和热爱道学。美国科学家威尔杜兰说：“《道德经》出自何人手笔，倒是次要的问题，最重要的乃是他所蕴涵的思想”。美国汉学家艾兰教授说：“‘无为’正如水之所为：它缺乏意识不能有‘行为’，但自然而然地流淌而不需任何人为的努力······其是‘无为’的一个侧面，由于‘道’也是基于水的意向，故‘无为’亦是‘道’的体现”。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卡普拉说：“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美的生态智能”。加裔美籍教授、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说：“道是宇宙运行的方式，是自然的规律，是一种统一的和自发的行动。世界万物和每一种变化都有它内在的必然性，都是部分的协同的合作来促进一个整体”。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说：“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预见并批判今天人类文明缺陷的先知。老子似乎用惊人的洞察力看透个体的人和整体人类的最终命运”。比利时学者、诺贝尔奖获得者普利高津说：“道家的思想，在探究宇宙和谐的奥秘、寻找社会的公正与和平、追求心灵的自由和道德完满三个层面上，对我们这个时代都有新启蒙思想的实质。道家在两千多年前发现的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愈来愈清楚地展现在人类的面前”。德国人尤利斯噶尔认为：“也许是老子的那个时代没有人真正理解老子，或许真正认识老子的时代至今还没有到来，老子已不再是一个人，不再是一个名字了。老子，他是推动未来的能动力量，他比任何现代的，都更加具有现代意义，他比任何生命都更具有生命的活力”。
不同时期人类智慧结晶可以融合，不同地方的人们可以共同创建全球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是因为形成智慧、创造科学文化的人类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在本质上同一的。恩格斯说：“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系统性地方学研究，就是为了认识和把握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发展这“两个系列”运动“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从而实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由此能够深刻理解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探寻规律，终极目标是道法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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