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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学具有内在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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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学具有内在必然联系
包海山
地方学研究，一般都会立足当地，研究当地文化特色，同时也努力跳出当地鸟瞰地方，看到当地与外部的联系，探索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及其内在普遍规律。例如澳门学、岭南学、温州学、北京学、鄂尔多斯学各具特色，又有共性。
澳门学，是全球地方学中的一个“联结点”，澳门学与全球地方学具有很好的沟通与融合能力。澳门教科文中心主任吴志良在《澳门学与澳门发展道路》中认为：由于建设澳门学学科的目的在于构建知识体系和解释体系、提炼出澳门本土知识体系的全球意义，因此澳门学应该是澳门研究的核心，通过这个核心来凝聚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的澳门研究人员对澳门学学科建设的参与感、向心力和认同度，并培养和吸引更多的学者参与其中。未来的世界，无论全球化的进程如何波折和国际形势如何诡异，“地球村”的观念已经深入民心，也必然是共存、共建、共担、共享的世界。
岭南学，在地方学研究领域更具有兼容性。地方学研究的系统性是相对而言的。粤港澳大湾区有广州学、香港学、澳门学等地方学。然而，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一体化融合发展来说，广州学、香港学、澳门学就不再具有独立的系统性，而是一个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对于“岭南学”来说，广州学、潮州学、香港学、澳门学以及广西桂学、海南学等，也只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中山大学中文系吴承学教授在《“岭南学”刍议》中认为：从“岭南文化研究”到“岭南学”，不仅是量的增加，应该有质的变化。“岭南学”应该是一门包容性强的专门学问，有理论性、系统性，是一个完整的、方法性强的研究体系。未来“岭南学”的内涵与外延必将得到丰富和扩展，生发出更多的学术生长点，使这门学科更加丰富和活跃。
温州学，是具有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的地方学。时任温州市委书记李强在《关于创立温州学的思考》中强调：温州学对温州人“筑码头、闯天下”、开拓海内外市场的研究，对温州人开放意识、开放观念的研究，进一步增强温州人的全球意识和世界眼光，变“区域人”为“世界人”。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在《从“河文化”到“海文化”》中认为：创立温州学，是通过研究温州这一地球的一角、中国的一区域，研究这里的人、经济、文化如何越来越“世界化”、“全球化”；通过温州学的研究，加快温州的发展，推进先进文化在温州的建设，推进温州人理念、观念的创新，努力促使温州市民从地域人成为“世界公民”。立足温州，接轨世界，研究“世界中的温州人”，研究“走向世界的温州公民”，必得有全球化的头脑和心胸。
北京学，是注重结合与融通的地方学。北京学研究者张艳、张宝秀在《北京学研究国际化战略实施路径思考》中认为：北京学基于时—空—人结合、 过去—现在—未来融通、全方位—多要素—立体化地研究北京地域综合体。北京学从成立伊始便与国际地方学研究保持紧密联系。面临当下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与地方文化保护传承的时代需求，北京学研究需要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进行展示、交流与寻求新的合作。
鄂尔多斯学，是穿越时空，探索规律，道法自然的地方学。
“鄂尔多斯”是蒙古语，主要有三个含义：一是地理区域名称；二是在蒙古族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宫殿与部落；三是当代新兴城市。作为地理和城市名称容易理解，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撤伊克昭盟设鄂尔多斯市，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鄂尔多斯地理位置是指鄂尔多斯市所在的鄂尔多斯高原，而鄂尔多斯最具神秘色彩和传奇故事的是蒙古族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宫殿与部落。
蒙古学研究者那日斯、斯琴高娃等不认同鄂尔多斯学是鄂尔多斯高原这个地方的地方学，因为鄂尔多斯作为众多宫殿和忠诚部落，都不是在鄂尔多斯高原形成和转化的，如果把鄂尔多斯学局限于鄂尔多斯市所在地或者鄂尔多斯高原这个地方的地方学，那么鄂尔多斯最具神秘色彩和传奇故事的辉煌历史就被淡化、边缘化了。
这种观点很有道理。鄂尔多斯学必须研究最具神秘色彩和传奇故事的辉煌历史，作为地方学应该研究鄂尔多斯形成和发展的地方。我们从内蒙古社科院研究员奇斯钦在《鄂尔多斯学研究》2015年第2期发表的《鄂尔多斯部的由来考》一文中，可以理解三个要点。
1.作为众多宫殿的鄂尔多斯（四大斡耳朵），是成吉思汗创建的，地点在蒙古高原曲雕阿兰、萨里河原野、土刺河黑林、杭爱山北麓，类似于现代的一个城市群，当时众多的宫殿鄂尔多斯发挥着蒙古帝国的首都作用。如奇斯钦所言：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把原有的主儿勤部、乞颜部、克烈部、乃蛮部部落首领的旧营分别交由四位夫人管领，形成了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每处大斡耳朵以一座斡耳朵为中心，有“车帐千百”。成吉思汗时期没有固定的都城，大汗根据所需幸行于四斡耳朵之间，处理军国大事。
2.成吉思汗去世之后，窝阔台把成吉思汗的皇宫（大斡耳朵）改建为祭祀宫帐。如奇斯钦所言：20世纪60年代，蒙古和东德的考古学者在肯特省德勒格尔罕县境内，对在克鲁伦河和僧库尔河交汇处的曲雕阿兰（该地原称阿乌拉嘎，蒙古语有来源、含义之意）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成吉思汗第一斡耳朵遗址。2001年和2004年，蒙古和日本的一支考古队，对该遗址重新挖掘，发现了带有明显的祭祀性质的建筑遗存，并初步确定为成吉思汗灵庙遗址。参与发掘的日方负责人——日本新泻大学教授白石典之在后来撰写的《成吉思汗庙的源流》一文中明确提出：最初的成吉思汗庙是成吉思汗的皇宫（大斡耳朵），是由成吉思汗建造，经由窝阔台改建的祭祀宫帐。
3.众多宫殿演化为八白室，四大斡耳朵的后裔后来成为鄂尔多斯部的主体；祭祀和守护成吉思汗文化灵魂的鄂尔多斯部，是撤离故地后在流动迁徙中形成的。如奇斯钦谈到鄂尔多斯部形成特征时说：一是成吉思汗时期创建的斡耳朵组织和怯薛组织为该部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二是从成吉思汗设立四大斡耳朵开始，经历了一百多年时间，其中从成吉思汗去世之后，又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守宫岁月；三是北元初期的14世纪末，将四大斡耳朵改造成八座毡帐，为了躲避明军锋锐，使它们撤离故地进入流动状态，从此成吉思汗灵宫斡耳朵开始了长达二百多年流动迁徙岁月，而在此过程中守护斡耳朵的部众也以鄂尔多斯部的名称活跃在历史舞台，“斡耳朵思”（鄂尔多斯）真正成为部落名称是从这一部分人的流动迁徙开始的。
总之，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蒙古族鄂尔多斯，作为宫殿与部落，具有转换自如的应变能力和生命活力。宫殿如城，部落是人。鄂尔多斯不是人受围城所封闭，而是城随人所变迁。鄂尔多斯人从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帝国都城故土出发，历经百年沧桑岁月、经过万里流动迁徙，最终来到并植根于成吉思汗生前眷恋并且愿作为享乐安息之地的古老而神奇的鄂尔多斯大地。但使圣主在心里，不知何处是他乡。现在，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多民族和谐生活、发展的人们共同成为鄂尔多斯居民，在鄂尔多斯大地、在现代草原文化名城，融为一体共同温暖全世界。
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文化与当代发展，使鄂尔多斯学成为穿越时空、探索规律、道法自然的学科体系。鄂尔多斯是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以成吉思汗文化为代表的蒙古族文化，对中华文化以及人类社会在两个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形成了鄂尔多斯文化的鲜明特色，并且能够成为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显著优势。一是促进中华文化扩大了体量、提高了质量，其根基在于“道”和“长生天”理念的对接与融合，也就是在中华多民族文化不断碰撞、交流、融合中，使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成为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和发展理念。二是给予人类社会旋转的初次动力，通过武装力量和经济手段促进了全球化。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蒙古族使纸币成为具有社会权力和信用的主体货币，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而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从这种历史发展的脉络及其必然性中可见“长生天”的能量与“真理”之光芒的交相辉映。也正是从这种特色与优势，能够看到全球各地方学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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