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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学研究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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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学研究的特色
包海山
鄂尔多斯学，是在综合研究鄂尔多斯基础上创建新的学科知识体系。鄂尔多斯学研究的特色，是在鄂尔多斯或者是广义鄂尔多斯文化特色基础上形成的。
“鄂尔多斯”是蒙古语，主要有三个含义：一是地理区域名称；二是在蒙古族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宫殿与部落；三是当代新兴城市。我们现在所说的鄂尔多斯文化，是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城市文化的有机整体。
从地域来看，蒙古语“鄂尔多”是汉语“南”之意。古代戈壁沙漠以南称“漠南”，阴山山脉以南称“阴山南”，黄河以南称“河南”，久而久之，三南之地统称“鄂尔多斯”（南面）。古代汉文书籍中出现的“漠南”、“河南”、“南套”、“南匈奴”、“南蒙古”等记载，符合蒙古语“鄂尔多斯”称呼。例如鄂尔多斯古陆、古海、盆地、高原等，都是指鄂尔多斯这个自然地理区域的地形地貌和地质演变等。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鄂尔多斯地理位置，是指鄂尔多斯市的地理位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面积8.7万平方公里。鄂尔多斯市在中国版图上的位置非常独特。每天晚上央视新闻联播之后，从天气预报图中来看，鄂尔多斯是全国唯一明显而完整地画出区域的地级市地区：西、北、东三面黄河呈“几”字形环绕，南面以古长城为界与陕西相邻，即古长城与黄河环绕之中的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就是鄂尔多斯。
从当代新兴城市来看，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撤伊克昭盟设鄂尔多斯市，使地域鄂尔多斯、蒙古族鄂尔多斯、新兴城市鄂尔多斯融为一体，开启了鄂尔多斯发展的新纪元。鄂尔多斯市所辖7旗2区，即鄂托克前旗、鄂托克旗、杭锦旗、乌审旗、伊金霍洛旗、达拉特旗、准格尔旗以及东胜区、康巴什区，截至2018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07.84万人，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的地级市。鄂尔多斯市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等荣誉称号，被中央确定为改革开放30年全国十八个典型地区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五个典型城市之一，被列为国家资源型经济创新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和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2017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在鄂尔多斯市成功举办，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称赞鄂尔多斯为中国现代名城。
人们一般容易理解作为地域和城市的鄂尔多斯，而最具神秘色彩和传奇故事的是蒙古族鄂尔多斯文化，即在蒙古族人文历史中围绕成吉思汗形成的众多宫殿以及忠诚部落鄂尔多斯。
在成吉思汗时期，有四大“斡耳朵”（鄂尔多），分布于蒙古高原不同的地方，每个“斡耳朵”都是由上千座营帐组成的帐幕群，作为汗廷的四大“斡耳朵”也相似于一个城市群，由当时各万户、千户长选派的对成吉思汗最忠诚的人员组成的精锐卫队守护。其中，成吉思汗与第一夫人孛儿贴居住的大“斡耳朵”，起着首都的作用，是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在成吉思汗决定把哈剌和林建成都城之前，蒙古汗国已经有起着首都作用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那就是成吉思汗亲自创建的作为“众多宫殿”的蒙古帝国第一个草原都城“鄂尔多斯”。
成吉思汗去世之后，作为汗廷的众多宫殿鄂尔多斯，逐渐改变为祭祀成吉思汗圣物的宫帐、八白室；众多宫殿的精锐卫护部队和皇室工作人员的一部分，后来成为守护和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室圣物的鄂尔多斯部落。斡耳朵组织和怯薛组织的人户共同构成了鄂尔多斯部的先民，四大斡耳朵属民后裔成为鄂尔多斯部的主体。历史上的鄂尔多斯部落，不是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纽带，而是基于某种共同信念的以职业和责任关系为纽带组合在一起的社会群体，因此鄂尔多斯人更具有凝聚力、忠诚度和责任感。
八百年来，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蒙古族鄂尔多斯，作为宫殿与部落，具有转换自如的应变能力和生命活力。鄂尔多斯作为城市，曾经是古代草原都城，后来演化为象征都城宫殿的八白室，现在又成为现代草原名城；从人的角度来看，鄂尔多斯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也是多民族融合的广大居民；从人与城的关系来看，鄂尔多斯是崇尚自然、以人为本的草原文化城市，不是人受围城所封闭，而是城随人所变迁。总之，蒙古族鄂尔多斯人历经数百年沧桑岁月，经过上万里流动迁徙，创造过辉煌，经历过磨难，书写过无数传奇故事，最终来到并植根于成吉思汗生前眷恋并且愿作为享乐安息之地的古老而神奇的鄂尔多斯大地，与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多民族和谐发展的现代草原名城鄂尔多斯融为一体，共同温暖全世界。
如果说地方研究容易局限于外在描述性的“文化解释”，那么地方学必须研究探讨内在本质规律。老子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地方学不局限于德、仁、义、礼层面上的文化研究，而是努力不失道或者说入道、顺道。以此来研究鄂尔多斯学，研究鄂尔多斯文化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成吉思汗文化，就不再只是停留在表现形式上，不再只是看把他的遗物当作“神物”跪拜祭祀了多少年，而更注重他所敬仰的长生天即所顺应的自然规律，以博大胸怀和科学态度，把成吉思汗雄视全球的霸气、激情四射的豪迈、走向文明的智慧，渗透到我们的骨子里和血液中，使自己也成为顶天立地的汉子。脑子里的知识学问可以学会，而骨子里的优质基因只能遗传，这是蒙古人传承和创新发展成吉思汗文化的鲜明特色和独特优势，从而形成鄂尔多斯学研究的鲜明特色和独特优势。
成吉思汗文化在鄂尔多斯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同时也具有全球影响力。自美国《华盛顿邮报》把成吉思汗评为“千年风云第一人”以来，成吉思汗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前所未有的强劲态势，出现一批产生巨大影响的巨著或力作，成为畅销欧美的热血读物，再掀英雄史诗的热潮，鼓舞人们为梦想而战，像成吉思汗一样创造英雄传奇！德国历史学家巴克霍森在《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帝国的崛起》中认为，成吉思汗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实干家，一位几乎白手起家的卓越经营者，打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卓越的团队。美国学者威泽弗德在《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中认为，蒙古人不仅仅是战争中的优秀征服者，他们还具备一种适应进步以及仁爱法则的禀赋，带着东方的先进文化和科技进入了还处在黑暗时代的欧洲，并唤起了全球性的人类觉醒。成吉思汗是一位富于创新的领导者，也是第一个在自己征服过的各个国家里将法律的力量置于自身权力之上、鼓励宗教自由、创办公立学校、准予外交豁免权、废除酷刑以及开通自由贸易的统治者。韩国学者金正洛在《千年历史人物》一书中说：大地是人类的家园，我们只有一个家园，这是当今人类“全球化”的新概念。然而，“全球化”起源于成吉思汗的大统一。成吉思汗的经济政策是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雏形。成吉思汗的驰马驿站是当时通讯业的最佳最快形式，是当今世界因特网的前奏。成吉思汗的开放政策是当今世界国际关系发展趋势的先行。
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根本原因是他本能地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发挥了他所敬仰的长生天的力量。如内蒙古文联原主席、鄂尔多斯学研究者阿云嘎在《读<成吉思汗箴言选辑>后所想到的》中所言：“何为长生天的力量？我们可以理解为自然规律或者历史的必然性。因此他主张‘以诚敬天’，要求顺应事物的自然规律和历史潮流。我们大致可以概括成吉思汗建立新秩序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崇尚自然，统一和谐，相互补充，依法治理”。
鄂尔多斯学作为研究普遍规律的学科体系，就是要顺应事物的自然规律和历史潮流。因此，在构建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的视野下研究成吉思汗文化，注重的是以成吉思汗文化为代表的蒙古族文化，对中华文化以及人类社会在两个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一是促进中华文化扩大了体量、提高了质量；二是给予人类全部社会体系整体性旋转的初次动力。
1.改变中华文化体量和质量
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主旨演讲中指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成为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和发展理念，是中华多民族文化在不断碰撞、交流、融合中形成的。其中，蒙古族文化对中华文化体量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文化学者余秋雨在《秦长城下的文化思考》中所言：“蒙古文化，这是一个在我们辽阔的疆域上，能够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的一种文化；也曾经是使中华文化改变了它的体量和质量的一种文化”。而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尤为明显，如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格·孟和在《蒙古文化概论》中所言：“从现在找到的历史文献来看，成吉思汗与长春真人见面，这在蒙汉两个民族文化交流史上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而成吉思汗成为蒙汉文化交流的奠基者，是多民族的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推动者”。应该是，成吉思汗成为促进蒙汉文化交流的第一人，也为中华文化扩大体量和提高质量做出了贡献，其根基在于“道”和“长生天”理念的对接与融合。
在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中，格·孟和教授在《论成吉思汗会见长春真人的历史意义》中所讲的两点很重要：1.成吉思汗是蒙汉文化交流的奠基者，而蒙汉文化广泛而深入交流主要是从长春真人丘处机所讲的老子道学开始的。邱处机与成吉思汗的会见，原本都有功利目的。前者志在平息战火，后者意在讨求不死之药。然而，两个性格绝不相同乃至于相悖的历史人物，在亲切的交流中各自显露其真诚、睿智及人格魅力，于是便有智者间的倾心，结下了至死不忘的情感，找到了文化交融的结合点。2、成吉思汗听过长春真人丘处机所讲的道家哲理后说：“谆谆道诲，敬闻命矣，斯皆难行之事，然则敢不遵？依仙命勤而行之。”还命令近臣：“录之简册。朕将亲览。其有玄旨未明者，续当请益焉”。对一个所向披靡、横扫欧亚大陆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来说，认为道学有“玄旨”，是“仙命”，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也足见道学对成吉思汗的影响之深刻。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人们能够意识到，除了自身有限的力量之外，还有一种无形的更大的自然能量客观存在。人们不知道它来自哪里，一般认为来自神仙法力或者天地灵气，而老子认为来自“道”，揭示了道法自然的规律，因此崇拜天地、注重人的天性、遵循自然规律的蒙古民族，容易接受阐述自然法则的老子道学。
由此可见，从蒙汉文化交流融合、中华文化扩大体量和提高质量、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和发展理念等方面来看，“道”和“长生天”理念的对接与融合是围绕成吉思汗形成的蒙古族鄂尔多斯文化具有一个深刻内涵的鲜明特色。
2.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
成吉思汗不仅扩大了中华文化的体量，也给予整个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通过武装力量和经济手段促进了全球化。
从经济角度来看，人员流动、产品交换、货币通用是全球化的基础。在商品的流通、货币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草原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这与他们自然流动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也与他们不被身外之物所束缚的天生性格有关。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产品交换”。
到了蒙元时期，蒙古人使“纸币取得了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用国家强制行动使纸币得到社会公认并取得社会权力，使纸币成为具有信用的主体货币。游牧民族最先发展的各地流通的货币，主要是等价物和抵押品，发挥有形的物质功能；而蒙古民族最先创造的通用纸币，则是一种货币符号和价值符号，主要发挥无形的信息功能。蒙古帝国一方面靠“社会大风暴”手段，靠武装力量，开拓了一个潜在的货币供应源泉；另一方面，靠经济手段，靠货币权力和信用，使国界的扩展与货币权力的增大，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日本学者饭村穰说：“成吉思汗千方百计吸取时代精华，东西方文化交流也被他推进了。成吉思汗这样的天之骄子的诞生，使世界从沉睡中觉醒。我把成吉思汗诞生可以看作改变世界方向，形成今日世界的诞生。他对睡眠中的世界注入活力，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说蒙古帝国靠武装力量重新勾画了世界版图，那么元朝时期则是靠经济利益和货币权力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所创建的自由贸易通道，不仅促进了商业的流通，还促进了东西方的思想、技术和生活方式的交流。直到13和14世纪，蒙古民族创造的纸币成为通用流通以后，商业才开始从铸币中解放出来。从16世纪开始，西方仿效中国设立了储币银行，可以说这是蒙古族货币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发展。
到了现代社会，货币力量发展为资本力量，而且如恩格斯所言：“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就货币和资本而言，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影响力下，通过纸币的权力和信用“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而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从这种历史发展的脉络及其必然性中，我们可以看到“长生天”的能量与“真理”之光芒的交相辉映，也由此能够感悟到围绕成吉思汗形成的蒙古族鄂尔多斯文化又一个具有深刻内涵的鲜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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