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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澳门学看全球地方学发展趋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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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澳门学看全球地方学发展趋势（一）
包海山
据暨南大学叶农教授在“地方学研究之友”微信群里的推荐，了解到由澳门大学田卫平教授主编的《南国学术》2019年第1期“澳门学研究”专栏，刊登了吴志良著《澳门学与澳门发展道路》、张先清著《澳门的海洋研究：一个人类学视角》、吴宏岐著《澳门海洋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地理环境》三篇论文；2020年第1期“澳门学研究”专栏，刊登万明著《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延伸的新样态——明代澳门兴起与全球白银之路》、邓骏捷著《中华文学视域中的澳门“雪堂诗社”》。《澳门理工学报》2020年第1期刊登了澳门学系列论文：吴志良著《澳门学“一国两制”的实践》、郭万达著《澳门学学科构建的理论问题、实证分析与策略建议》、娄胜华著《澳门学需要明确的几个关系》。由此对澳门学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思考，特别是认真学习了澳门学者同盟主席吴志良教授的《澳门学与澳门发展道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从澳门学能够看到全球地方学发展趋势。
在澳门学研究中，地方、国家、世界；时间、空间、结构；沟通、交流、合作；开放、包容、融合；先天缺陷、全面发育、知识体系以及微观考证、宏观视野；联结点、全球网络等概念，对全球地方学研究都具有普遍意义。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演化中，总有一个系统包含了所有的系统。在地球自然村，全球地方学是一个有机整体，世界各地地方学都是其组成部分。在全球地方学网络系统中，各地地方学都是其中的一个联结点。以这样的视野，就能够理解澳门学的开放包容、交流合作的特性，看清全球地方学协同创新、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澳门学的开放包容、交流合作的特性
澳门学具有开放性、包容性，需要不断深入交流合作，是因为澳门学研究的对象即澳门本身是开放包容、交流合作的产物。
澳门开埠是早期全球化的结果。万明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延伸的新样态——明代澳门兴起与全球白银之路》中指出：澳门跨越三大洲、三大洋的商业贸易“网络”的存在，是澳门繁荣发展的主因。丝瓷与白银的交换体系覆盖了整个“全球”，澳门成为西至印度洋穿越马六甲海峡再到太平洋乃至大西洋，跨全球白银贸易体系的一个重要“联结点”。促使澳门兴起最直接也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因素，是中国的白银需求与国际贸易的白银流动。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产生的动力，足以维持整个澳门联结全球的贸易网络的运转；围绕着白银贸易，澳门联结的是一个全球的经济贸易体系。伴随着澳门港口城市的兴起，古代丝绸之路延伸的新样态——白银之路也扩展到全球。白银之路与丝绸之路的密切关联，无疑将扩展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认知。
澳门作为一个“联结点”联结的是“全球”经济贸易“网络”体系，因此，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全球经济贸易网络体系中的一个联结点的地方学即澳门学，必然是全球系统性地方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分支，是一个联结点。
创建新的学科知识体系是艰难的，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做出努力。
吴志良在《澳门学与澳门发展道路》中指出：“澳门学”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时，是在对澳门社会实践和经验的认识还非常有限、学术准备很不足的时候横空出世的，无疑是一个“早产儿”。也正因为此，“澳门学”至今仍然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概念，其研究边界、研究范式仍在探索形成中，澳门学作为学科来建设的道路依然十分漫长。作为“早产儿”，澳门学存在先天的缺陷，后天也发育不足。因此，弥补其先天缺陷，促进其全面发育，作为本土知识体系来构建澳门学便成为当务之急。
吴志良认为：近十年来，在澳门学术界的积极倡议和推动下，“澳门学”引起国内外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以建设本土知识体系为核心任务的澳门学的学科建构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澳门学的聚焦点也从偏重历史文化考察扩展至对澳门未来发展的高度关怀。澳门学术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兼有的现实取向和理想主义，获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一方面，不同学科一步一个脚印地夯实基础，稳步推进相关研究；另一方面，构建澳门学的意图又令澳门研究不着痕迹地有序规划，全局部署，分步推行，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了一个澳门宏观叙事。尽管此一宏观叙事还是有缺失、不平衡的，但主体已经明确、轮廓已经清晰，学术界甚至公众对其总体思路、框架、路径选择、价值取向也大致认同。公立机构高度关注尊重和维护学术自由，学者也自觉自律，避免了政商权力与学术界关系的紧张，甚至形成某种良性互动，有助于正面价值观的塑造。当然，不可否认，这也弱化了批判精神的培养。澳门学术由民间推动、政府资助、自由（当然有自律）发展的历程，对澳门学未来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值得庆幸的是，推动澳门学研究的主要参与者和参与机构已经意识到此一问题，并积极行动起来，协调步伐，调整方向。最近，主要参与者和参与机构代表举办了多次座谈会，一致认为，澳门学已从过去的一个学术概念，逐步过渡到学科建设的阶段。澳门学的建设就是本土知识体系的构建，在澳门发生的一切事情，以及澳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与互动，都应该是澳门学研究的对象。从时间、空间、结构三个维度全方位地开展研究，以丰富澳门学的研究内涵，使澳门学的研究成果可广泛应用于各种政策主张。
澳门发展道路的选择必须建基于澳门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实践，即符合澳门的历史发展规律和现实社会要求；而研究澳门的历史发展规律和现实社会需求，又是澳门学的中心任务。吴志良认为：由于建设澳门学学科的目的在于构建知识体系和解释体系、提炼出澳门本土知识体系的全球意义，因此澳门学应该是澳门研究的核心，通过这个核心来凝聚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的澳门研究人员对澳门学学科建设的参与感、向心力和认同度，并培养和吸引更多的学者参与其中。未来的世界，无论全球化的进程如何波折和国际形势如何诡异，“地球村”的观念已经深入民心，也必然是共存、共建、共担、共享的世界。澳门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有了这种意识、觉悟和责任、担当，而这种意识、觉悟和责任、担当亦将贯穿于澳门本土知识体系的构建和澳门发展道路的探索及其践行之中。澳门学、澳门知识体系、澳门发展道路的成功构建、探索和践行，对新时代中华民族复兴、国家进步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对话、沟通、交流、合作，也一定能够提供有益的启示、产生正面的影响。
澳门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的政策，因此“一国两制”是澳门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吴志良指出：“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制定，照顾了澳门（和香港）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葡萄牙（和英国）遗留下来的某些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与实践，也是中华文化巨大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真实写照。澳门学在构建本土知识体系过程中积累经验，讲好澳门故事，为中国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尽心尽力，做出应有的贡献。澳门学以其天然的开放性及其沟通西方文化的特殊能力和语言，也一定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
澳门学与全球地方学具有很好的沟通与融合能力。如吴志良所言：研究澳门历史，一方面要解释清楚澳门城市的内部发展历程，另一方面又要解释清楚澳门与祖国、与世界的关系。澳门是中国的，根植于中华文化，保存了中华文化最本真的传统，而且这种传统扎根于民间生活和社会实践，充满了人性关怀和生命力；同时，澳门作为中国与西方世界接触交往的前沿阵地，与西方文化朝夕相处数百年。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巨大包容性和开放性，也充分证明中国与西方价值是可以互补和协调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可以调和与解决的。澳门历史这种特殊经验，决定了澳门学的开放性，生成了澳门学与西方交流的平台和语言，赋予了澳门知识体系与其他知识体系的沟通能力，也是澳门未来发展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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