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祖希在《北京中轴线的文化内涵》中认为：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象征，既是某一地域各文化圈文化能量的集结地，同时也是该地域文化能量的辐射中心。而北京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几个朝代的定都之地，无论其在文化的博大，亦或是精深，都活现着中华文化的魂魄，流绵着时代特有的神韵，而北京城中轴线就是其集大成者。

      元大都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元大都的缔造者是蒙古人忽必烈，设计者是汉族人刘秉忠。忽必烈将国号以“大元”来命名与元勋刘秉忠有密切的关系。刘秉忠，曾入全真教苦修，后被时称“再世惠能”的天宁寺住持虚照禅师招为僧徒，并因其博学多才而任掌书记。后来刘秉忠行脚云中（大同），留居于南堂寺。恰被尚未即位路经云中的忽必烈发现了刘秉忠的才学，从此展开了一代君臣的开国大戏。刘秉忠精通《易经》，乃得道之人，谨守万物根本，宁静淡泊，虚静无为。忽必烈采纳刘秉忠以《易经》中的“大哉乾元”的建议，以“大元”为国号。

      在元大都中轴线的规划中，体现了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一种完美结合。北京学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建平在谈到“北京中轴线的文化特色”时说：今日北京中轴线肇始于元大都城的规划设计。刘秉忠对北京城市文化最大的贡献，是将草原文化的个性与中原文化的包容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蒙古草原文化的特色是游牧，逐水草而居，心胸开阔，豪迈，不拘一格。蒙古族对生态环境的追求使新的都城规划将大片水域留在城内，使城市内不仅有充足的水源，还有了灵动和舒展的空间。同时，又充分运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使新的城市规划体现天人合一，追求自然环境与人居和谐的统一。

      文化学者余秋雨在《秦长城下的文化思考》中说：“蒙古文化，这是一个在我们辽阔的疆域上，能够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的一种文化；也曾经是使中华文化改变了它的体量和质量的一种文化。”

      蒙古文化，能够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有其英雄史诗；可以改变中华文化的体量和质量，有其深刻内涵。

      蒙古文化曾经改变中华文化的体量和质量，主要是通过文化交流和融合来实现的。内蒙古师范大学格·孟和教授在《蒙古文化概论》中说：“从现在找到的历史文献来看，成吉思汗与长春真人见面，这在蒙汉两个民族文化交流史上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而成吉思汗成为蒙汉文化交流的奠基者，是多民族的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推动者”。

      成吉思汗敬仰长生天，认为道学是“仙命”，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是因为他明白“道”与“长生天”同样具有比人类更强大的能量，而且理解了“道”“先天地生”、“似万物之宗”。应该说，成吉思汗成为促进蒙汉文化交流的第一人，为中华文化扩大体量和提高质量奠定了基础，其根基在于“道”和“长生天”的对接与融合，使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成为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和发展理念，而这个内在理念正是活现着中华文化的魂魄、流绵着时代特有的神韵的北京城中轴线的文化内涵。

      随着对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深刻理解，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和发展理念也在不断提升，北京中轴线的主题思想也在发展变化，逐渐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如朱祖希在谈到天安门广场改造的历史含义时说：“既有继承，又有创新，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它旧日在设计上的主题思想，已经完全为一个新时代的主题思想所代替，这个新的主题思想就是‘人民至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使用的旗杆即在中轴线上。

      1952年，北京拆除了长安左门、长安右门，1954年，北京拆除了中华门，使得天安门广场扩大到现在的规模。广场中央建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东西两侧则是基本对称的人民大会堂(西侧)、中国国家博物馆(东侧)(原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及中国历史博物馆)。

      北京申办1990年亚运会成功之后，为了连接城市中心和亚运村，北京在二环路钟鼓楼桥引出鼓楼外大街，向北至三环后改名为北辰路，这条路成为北京中轴线的延伸。西边建造了中华民族园，东边则是奥体中心。

      北京申奥成功后，中轴线再次向北延长，成为奥林匹克公园的轴线。东边建造了国家体育场“鸟巢”，西边则是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这两个建筑一圆一方，体现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思想。

      2018年7月，北京中轴线申遗确定了永定门、先农坛、天坛、正阳门及箭楼、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广场、天安门、社稷坛、太庙、故宫、景山、万宁桥、鼓楼及钟楼等14处遗产点，力争在2030年基本达到申遗要求，确保到2035年内实现申遗目标。

      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演化以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回归中，人类不断提升的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能力，而客观规律本身“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老子云：“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也就是说，太上因为遵循自然法则而超凡脱俗，人们并不知道他有什么特殊的地位和权力；他多么悠闲自如啊，只谈客观规律而不发号施令也不妄加评论。等到大功告成，事遂心愿，老百姓都说，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本来就应该如此。

      总之，北京中轴线的文化内涵是道法自然。在本质意义上，科学文化所转化和体现的是“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的自然法则的巨大能量，而它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客观存在，因此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