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耕：闽南海洋历史文化初探           

     按照历史思维的长时段、全局性、动态性重新认识闽南海洋历史文化的重要性。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时空对海洋的不同应用，构成了不同的海洋文化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同的海洋经济链条，构成了不同的海洋文化。世界上的海洋文化可分成三个时期：原始海洋文化，农业时代的海洋文化(即海洋历史文化)，工业时代的海洋文化。在前两个时期，产生了四类海洋文化：原始海洋文化、横行世界的“空手套白狼式”的海洋文化、资源型的海洋文化、以勤劳智慧的制成品开展海上公平货易的海洋文化。闽南海洋历史文化发展变迁有六个时期。

      习总在2019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贺信中指出：海洋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当今世界，海洋占地球的面积71%；世界的GDP80%产生于沿海一百公里地带；世界的贸易90%是海运（註1）。世界最发达的地区是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也是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现在中国正在推动粤港澳湾区建设。人类向海洋、向港口海湾型城市的集聚和靠拢，已经成为发展大趋势。

     世界发展的另一个趋势是，世界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亚洲的发展焦点在东亚，而闽南文化无论对东北亚还是东南亚，都有着历史久远的影响。

       我们必须在这两个世界潮流中，按照历史思维的长时段、全局性、动态性重新认识、重新定位闽南文化。

      闽南的历史，可以说就是四个港口的历史：1、宋元时期的泉州刺桐港，曾经是世界最大的港口，创造了许许多多彪炳于世的文化；2、明代漳州的月港，打破明王朝的海禁，迎接大航海时期经济全球化第一波浪潮的中国最大对外港口，创造了克拉克瓷等传播世界的文化；3、清以后的厦门港，曾经是闽台对渡的唯一口岸，又是闽南人过台湾、下南洋的出发地和归来港口，鸦片战争以后引领闽南文化现代化，培育了许多中国近代的杰出人物；4、49年以后台湾的高雄港。由于西方的封锁，香港和台湾在30年里成为中国仅有的对外开放区域，台湾的高雄港一度成为世界第三大的港口，台湾的闽南语流行歌曲、电视歌仔戏、电视布袋戏成为20世纪下半叶闽南文化创新发展的典型。

      历史说明，谁是闽南最大的港口，谁就引领闽南文化的创新与发展；闽南的海洋文化是千百年来闽南文化生生不灭的重要发展动力，是中国海洋历史文化的杰出代表。

      2017年厦门和漳州的十二个港区组成的厦门港，集装箱吞吐量超过高雄港，成为世界第14大港口。厦门，又一次成为海峡两岸最大的航运中心。

       在世界走向海洋的大趋势中，在港口引领闽南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里，新时代闽南文化研究何去何从?

      为了更美好的明天，我们必须以新视野、新思维、新方法重新认识、重新梳理闽南海洋历史文化，重新总结闽南海洋文化历史给我们提供的经验、教训和智慧，充分发挥闽南文化的作用，推动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民心相通的文化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加强闽南海洋历史文化的研究，意义深远，应当引起更多的重视和关注，成为闽南文化研究的重中之重。

一、关于海洋文化

      走向海洋，就必须了解海洋，了解海洋文化，但是关于海洋文化，关于中国海洋文化、闽南海洋文化，至今还有许多模糊的看法，较大地影响我们真正地了解海洋文化，了解海洋。

      世界上有统一的海洋知识，没有统一的海洋文化。日本的海洋文化不同于英国的海洋文化，广东的疍民不同于闽南的疍民。但是，究竟不同在哪里？似乎还没有明晰的解读。

      在世界文明类型的划分中，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观点最为经典，对后世影响最大。

      在欧洲横行世界的历史背景下，黑格尔以欧洲为中心，根据世界地理和人类思想本质的差别，将世界文明分成三种类型（註2）：一为干燥的高地、草原和平原，以非洲大陆及游牧民族为代表，他们以放牧为业四处迁徙，除了显示出好客和劫掠两个极端性格之外，并无法形成法律和国家，因其野蛮本性而被黑格尔隔离于文明之外；二为大江大河灌溉的平原流域，以亚洲大陆和农耕民族为代表，他们依靠农业获得四季有序的收获，因土地所有权及各种法律关系而产生国家，并从中孕育了保守的、苟安的、封闭的、忍耐的大陆文明；三为与海相连的海岸地区，以欧洲大陆和海洋民族为代表，他们摆脱陆地的束缚走向海洋，进行征服、掠夺和争逐利润的商业活动，从而养成了冒险的、扩张的、开放的、竞争的性格和相应的海洋文明。

      从黑格尔的文明划分中，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当时欧洲人对其海上活动的自我满足及陶醉，一方面从物质行动上加紧对其他文明的掠夺并提升欧洲本土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从精神总结上对其行为加以美化和修饰以达到对他人的精神殖民。显然，欧洲人的文化输出是成功的，以至于到了今日，还有不少人仍然认为中华文化就是农耕文化，将黑格尔的以大陆文化（黄色文明）和海洋文化(兰色文明)来区分东方和西方文化，并依此来审视和定义中华文明。

       但是，中国是一个地域广袤、陆海兼备的国度。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三种文明的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必须从大陆与海洋两个向度来把握中华文化的生成，才符合历史的真实。

       事实上，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历史，至少不比欧洲晚，而大规模利用海洋，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华海洋文化比欧洲要早得多。

        尽管黑格尔的海洋文化理论在解释人类文明起源和揭示不同文明性质上，有着合理的内核，但其片面性和内在的悖论却常为学界所质疑。为了说明海洋对人类（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文化发展的意义，许多学者倾向于从海洋与人类的关系，在本体论的意义上重新定义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是人类在特定的时空范畴内，源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包括人类的物质生产、生活，以及行为、习惯、语言、思维方式和心理定势。海洋文化的主体是涉海的人类，客体是海洋以及海洋上的一切事物。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时空对海洋的不同应用，构成了不同的海洋文化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同的海洋经济链条，构成了不同的海洋文化。可以说人类有共同的海洋知识，但人类创造的海洋文化则是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

       从历史的发展演变看，世界上的海洋文化可分成三个时期：原始海洋文化，农业时代的海洋文化(即海洋历史文化)，工业时代的海洋文化。在前两个时期，产生了四类海洋文化。

      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人类早在六、七千年前就有了利用海洋水生物维生的历史实践，产生了各种捕捞的工具，包括独木舟、木筏，开始原始的航海，并积累了人类对海洋最早的认识，包括海流、潮汐、风信等。其后，又有了海水晒盐的经济活动。柴米油盐，成为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物质。海盐的生产和利用延续到农业社会，直至今天。盐业专卖从农业社会早期就成为国家财政重要的收入。

       虽然有1947年挪威考古学家托尔.海尔达尔木筏横渡太平洋的伟大壮举，和诸多的考古发现，但是我们今天实际上对原始的海洋文化还是缺乏深入的了解和感恩。我们每天吃着海盐、海味，但很少有人会想到这是原始的海洋文化留给我们的恩泽。第一个吃海蛎、螃蟹、龙虾的，恐怕只有饥饿的原始人才有这样的勇气，并口口相传地泽被后代子孙。

       总之，人类原始的海洋文化通过言传身教，延伸到了农业社会，甚至现代的工业社会，成为人类第一种海洋文化。它是在原始利用海洋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的海洋文化，既是世界上沿海地区最古老、最普遍的海洋文化，也是人类接触海洋的基本方式，並贯穿了人类数千年的历史。

       进入农业社会，人类除了延续和创新以渔业和盐业为代表的原始海洋文化，还产生了三种新的海洋文化。

      其一为在地中海诞生而后横行世界的“空手套白狼式”的海洋文化。以西方为代表，通过强权和强大先进的武装掠夺或殖民他者获取物资，再进行以货易货的活动，从而实现自身的财富积累，并将这种血腥、残忍和不公正的海洋经济活动自诩为进取、先进的海洋文化。这种文化的拥有者崇尚丛林原则，不相信、也不理解世界上可以有双赢和多赢。

      其二为资源型的海洋文化，以古代日本和当今如马尔代夫(自然风光)、中东等资源输出国为代表，通过海洋输出得天独厚的和自然资源和原始产品获得经济社会发展，并因此形成独具特色的资源型海洋文化。

      其三，以勤劳智慧的制成品开展海上公平货易的海洋文化。以中国为代表，通过百姓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创造出农业社会最优秀和最大量的商品，诸如丝绸、瓷器、茶叶等等，并以繁华的港口、先进的船舶制造技术和远洋航海技术开展两厢情愿的公平贸易。在这样的经济活动上产生了富于中国特色的海洋文化。这种文化崇尚的是诚信、公平，双赢、多赢，童叟无欺、薄利多销、有饭大家吃。其中尤以闽南的海洋历史文化为代表。这里所说的海洋历史文化，指农业社会的海洋文化。

       在人类的农业社会，尤其是从十世纪的唐末到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以农产品和手工制品为支撑的海洋文化彪炳于世，是世界海洋经济最主要的商品。其港口、造船、航海技术和贸易额都占据世界最前列。

      上述四种原始社会、农业社会的海洋历史文化依然呈現于当今的世界。中国的海洋文化在进入工业时代以后，经历了被侵略、被蹂躏和学习、追赶、超越的奋斗，终于在2010年超过了美国，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工业制成品制造国。2015年中国的工业制成品的产值相当于美国加日本;2018年相当于美国加日本加德国。2014年中国的商品贸易额超过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贸易国。不过，工业时代的海洋文化更加复杂，也不在本研究课题的范畴之内。

       农业时代这四大类海洋历史文化之下，还可以有更加细致的分类方法，例如闽南的海洋历史文化和广东的海洋历史文化当然也有差别，但那只是在习俗、服饰、船形等比较小的方面的特色差异。而在以勤劳智慧创造的制成品来开展两厢情愿的公平海洋贸易方面，他们是一致的。 

二、閩南的海洋历史文化

       早在原始社会，位于福建沿海的闽越人早己以海为生，产生闽南原始海洋文化，最典型的就是金门的富国墩遗址。

        之后中原人南迁逐渐与闽越人发生融合，大约在唐末五代至北宋初年的100多年间美美与共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闽南海洋历史文化。这一延续近千年的闽南海洋历史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以海上贸易为引领，融合了闽南原始海洋文化和中原南来的农耕文化。

       闽南海洋历史文化之所以能够以勤劳智慧创造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商品来开展公平的海上贸易，最根本的在于其有着源自中原的深厚的农耕文化的基础，並且创造性地以海洋所开拓的商品市场来引领农耕文化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我国中原传统农耕文化的最大特点是自给自足。其生产的产品，主要用于自己的消费，而不是用于市场交易的商品。而闽南的农耕文化在海洋、海商的引领下，具有强烈的商品化。比如清代的同安农田主要不是用来种植自己吃的水稻，而大多是用来种植卖给糖商的甘蔗。因为一亩地种甘蔗所得，是种水稻的数倍。

      历史上同安的每一个村庄至少都会有一个榨蔗制糖的糖廍，收购农民的甘蔗制成蔗糖，然后用同安人创造的“同安梭船”载往东南亚，換取那里的暹罗米、仰光米、安南米。据说最成功的商人一斤糖可以在那里换到十多斤大米。清朝有不少文献记载了皇帝特许南洋的大米可以免税或减税进口到厦门。仔细查下那些申请免税的进口商，都是华人的名字。实际上很多是同安海商。

      在厦门港海商的引领下，同安平洋地种甘蔗，制糖出口；山坡地种龙眼树，制成龙眼干出口；山地种茶树，制成茶叶出口。海洋文化引领了农耕文化，引领农产品的商品化、市场化，创造出更加丰厚的财富。

      所以，闽南海洋历史文化中的农耕文化与中原传统的农耕文化是不一样的。它以海商所开拓的海洋货易市场为引领，以农耕人辛勤智慧的创造性劳动所制造的规模化的商品（不是自给的产品）参与海洋的商业活动，它是整个闽南海洋经济链条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已经完全融入到了闽南海洋历史文化之中。这是闽南人、闽南文化在明清时期，特别是清前期一个伟大的创造，也传承和巩固了闽南海洋历史文化最主要的特色。

      因此，在今日重新审视中国海洋文化时，闽南海洋历史文化的发展轨迹和独具的特色便是辨识中国海洋文化的最好依据。

      长期以来，闽南人对自己“根在河洛”深信不疑，甚至常常以“唐人”自居，对自己所处的区域则统称为“唐山”。这种对中原乃至“唐朝”根深蒂固的偏好，不仅与闽南人南迁前最深刻的记忆及其形成之初的历史密切相关，更是一种对自身文化在迁徒、融合和变迁之后，对祖先文化、中央文化的一种认同。这是汉文化、中华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正是这一特质，使得在广袤的中国土地上，东西南北不同区域、不同省份，甚至连语言都相互听不明白的亿万汉人，认同一种汉文化，触汇成了一个汉族。进而使56个语言、服饰、习俗都千差万别的民族融汇成了一个中华民族，认同同一种倡导和而不同的文化。这一方面是四面八方的汉文化的精英们都参与了大一统中央文化(雅文化)的构建，他们把自己各自不同特色的区域文化都融进了大一统文化之中。另一方面东西南北中的汉人对自己区域文化作为汉文化的解读有着极大的宽容和认可，甚至是鼓励。由于历史的局限，源于中华文化单一起源说，过去有一种机械的单向的观点，认为四面八方的区域文化都是吮吸着中原母文化的乳汁成长。但是，现代考古的发现证明，中华文化的起源是满天星。母亲的乳汁，是四面八方的孩子们奉献的三牲、五谷、六果酿造而成的。双向多向的多元多次重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需要在这样的理解上来重新认识中华文化与闽南文化的关系。 

三、闽南海洋历史文化的孕育、形成与发展

     考古的发现告诉我们，早在中原汉人南迁到达闽南之前，这里已经生活着世世代代以海为田、以舟为马的古百越人。海洋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他们不仅已经有成熟的渔业型海洋文化，而且已拥有相当高超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

     从西晋永嘉之乱始，饱受战乱的中原人一路辗转南迁，陆陆续续在晋江、九龙江、漳江等闽南母亲河流域定居，并开始以闽南古百越的原始海洋文化相融合。融合之后的闽南人开始具备了闽南地理环境的适应性，从而有了深入发展的创造性。这种循序渐进的本土化发展历程，既深化了闽南人的海洋性格，又创造产生了融农耕与海洋为一体的闽南海洋历史文化，并使之成为闽南文化最基本的底色和最耀眼的亮点。闽南海洋历史文化和闽南文化的孕育，或许有时间上的前后，但闽南文化的形成必然是在闽南海洋历史文化形成之时，方才一朝分娩，奠下了历史的是程碑。

      闽南海洋历史文化的发生发展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孕育期

     从西晋永嘉到唐末，中原南来的汉族和闽南古百越的山畲水疍开始了融合的进程。这两种文化的相遇必然有激烈的碰撞，痛苦的磨合与相互的包容。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以雷霆手段直捣畲族的中心火田，古稀之年的魏妈以化怨为和的精神推动了汉畲的融合。但陈元光的死，警醒了唐军。陈元光的子孙从云霄退漳浦，从漳浦迁龙溪，未尝不是在利害得失的权衡之后对畲的退让。到唐代中叶，闽南呈现出山地畲、海边疍，汉人在最肥沃的河流冲击平原的格局。在晋江流域，汉族与疍民也形成了各自生存的边界，和平相处。泉州市士绅赋诗欣赏疍家的海味，当是对疍家生活世界的包容。这些都呈现出彼此边界明晰的“和为贵”的包容。包容并不是融合，但在和平的包容中彼此相互认识、了解，进而欣赏，两情相悦，这正是融合的开始。

      但是要进入洞房，行云播雨，诞生新的生命，新的文化，必须有一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日子。这个日子在唐末藩镇割据、军阀混战和黄巢血洗福建的历史背景下，终于来到了。

第二、形成期

     后世尊王审知为开闽王，千年祭祀，这一历史的价值、意义, 值得我们今天重新来品味、体会。

     唐末安徽军阀王绪率领五千兵马、数万河南固始百姓千里辗转来到同安北辰山，因为饥饿，下令杀死固始的老人而被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夺走军权。又因为饥饿，三兄弟夺取泉州，第一次品尝到了闽南的海鲜海味。在经历黄巢起义军的洗劫之后，仅仅泉州的存粮，没有闽南疍家的海鲜，是不可能满足这几万中原兵民的饥饿。而他们也在其中品味到海鲜的美味，体会到海鲜蛋白给予他们的力量和智慧，并由此开始产生了对海洋的情感和热爱以及对疍家所拥有的闽南原始海洋文化的欣赏、羡慕与追求。这是之前几次大的中原移民所没有体会到和产生的情感。

     这是饥饿产生的情感。饥饿使这些中原南来的汉人，放下了面对原住民的高傲和不屑，学会了平等地对待带给自己美味和温饱的疍家。这种美人之美推动了双方的美美与共，那个进入洞房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这数万河南固始百姓心满意足地在闽南安家落户，开始关注闽南原始的海洋文化，并在从唐末到宋初的百年间，把自己从中原带来的农耕文化，包括手工业技艺、造船技术、治炼金属技艺等等，融入了闽南原始的海洋文化，创造形成了农耕时代的闽南海洋历史文化，也形成了闽南文化最重要的特色。

第三、飞速发展期

​       两宋时期由于政权对海洋交通贸易的关注，以及各种历史的因缘际会，闽南的泉州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港口。闽南烧制的以青白瓷为主的各种瓷器，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闽南的福船应用了龙骨、水密隔舱等先进的造船工艺，成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远洋船舶。闽南的航海人运用了水罗盘等各种先进的航海技术，形成队伍最庞大、技术最先进的远洋船队。在如此彪炳于世的的海洋经济基础之上，闽南人创造了闽南海洋历史文化，也是闽南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的一页。

​第四、畸形发展期

      元代不足百年，却是闽南文化的灾难期，也是闽南海洋历史文化畸行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元蒙统治者残酷的民族压迫和剥削夺走了闽南底层百姓赖以为生的闽南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商品化生产及其辉煌的文化创造力，摧毁了支撑闽南海洋历史文化的闽南农耕文化。   

     南宋淳佑年间(1241~1252年)泉州共有255，758户计132.99万人。仅仅二、三十年后的元至元八年(1271年)，泉州户口锐减至158，800户，81万人。到元朝末期的至正年间(1341～1368年)，泉州路辖境未曾增减，但户口已减为89,060户，45.55万人；到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户口继续减至62,471户，35.11万人（註3）。泉州的人口从宋末的132万减少到明初的35万。刺桐港的繁荣给闽南人、闽南文化带来的灾难深重，可想而知。

      支撑元代泉州刺桐港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是元蒙彊域广袤的领土成为刺桐港的腹地。泉州港是元代中国最大的港口，它的腹地延伸到了全中国​，出口的商品来源于全中国，特别是南中国各地最优秀精美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元青花。在这样广阔的腹地支撑下，刺桐港成了世界最大的贸易港口。但这个港口最富有的是色目人，最有权势的是蒙古人。元蒙统治者剥夺了闽南百姓走向海洋的主导权。八娼、九儒、十丐，闽南的精英知识分子比乞丐好一些，比娼妓还不如。闽南文化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呻吟。

      一面是海洋历史文化的高度发达，一面是闽南百姓的水深火热和贫富的不断加剧。这种畸形的发展状态，深刻影响了闽南海洋历史文化之后的曲折走向。

第五、曲折发展期

       元蒙的残酷压迫引发了元末闽南百姓的民族复仇​，也摧毁和赶走了元蒙时期最富有、最庞大的泉州刺桐港色目人海商集团。紧接着闭关自守的明朝统治者，又实行了民间“片板不许下海”，只准官方朝贡贸易的政策。世界最大的港口泉州刺桐港从此一落千丈。

        但是闽南人的心永远向着大海​，他们几乎是全民开展走私贸易，甚至集结成海上武装走私贸易集团来抗拒明廷统治者的海禁。闽南的海洋历史文化就从两宋时期的官商一体共同推动海洋交通贸易转变为官海禁、民走私，官民对立的海洋贸易。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产生了闽南人民不畏强暴、刚强不屈、犯险冒难、好勇斗狠的性格。

       这一时期又正是西方大航海时代的初期，葡萄牙西班牙帆船叩关中国。闽南人在艰难的环境下主动对接并发展新的海外市场，创造了克拉克瓷、漳绸漳缎、天鹅绒等商品，震惊了西方市场，赢得了大量的白银。这一血与火洗礼的艰难曲折发展，凝结了闽南人无数的生命和苦难。

       经过近二百年的博弈，终于使明朝统治者明白：禁则海商变海匪，放则海匪变海商。于是有了隆庆开海，官民再合作，创造了闽南海洋历史文化的月港辉煌。

       林仁川教授认为：月港是“大航海时代国际海上贸易的新型商港;美洲大航船贸易的重要起始港;大规模华商华侨闯荡世界的出发港;中国封建海关的诞生港”，对中国、世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

       月港的末期，被誉为“经济全球化，东亚第一人”的郑芝龙打败了西方海上霸主荷兰人，控制了东亚海上贸易。他把闽南海上交通贸易的中心从月港迁移到了安平港，时间虽很短，但延续了月港的辉煌。他的儿子郑成功面对清军和荷兰人的夹击，把根据地转移到了厦门，设立了思明州，开创了军港商港渔港三合一的厦门港 。他又创立陆海相联的山海五路商业网络，把厦门港的腹地延伸到了全国，几乎掌控了当时全国的海上交通贸易。而后他又驱赶荷兰人，收复台湾，为闽南海洋历史文化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

      为了扼杀郑氏集团的财源，清王朝残酷地实行了“迁界”和弃岛政策，沿海各省三十里地不准居住耕作，限时搬迁;沿海岛屿全部清空，荒无人烟。迁界从1661年开始，至1684年整整二十多年，几乎是一代人的时间，从根本上断绝了闽南人与海洋的联系，使原本陆海相系的海洋经济链条完全断裂，以致有不少地方长时间难于恢复。

      当然，与明代官民二百年的残酷博弈相比，这也只是闽南人走向海洋一个短暂的曲折。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收复台湾后，清王朝将台湾纳入版图，成为福建省台湾府，开放福建人渡海开垦台湾。闽南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唐山过台湾”成为闽南海洋历史文化重要的一环。清廷还取消了迁界，开放了海禁，并在厦门岛设立“闽海关”。虽然其后时放时禁，但经不住闽南人向海之心的汹涌澎湃，从康熙到道光的150多年间，闽南人围绕着厦门港重新构建起海洋与农耕相融合的闽南海洋历史文化，并构建起闽台两岸一体的海峡经济区。风靡一时的同安梭船源源不断地将闽南的糖、瓷载往东南亚，载回暹罗米、仰光米、安南米。朝廷还多次下谕予以减税进口。即使是乾隆将西洋贸易归于广州一口，广州十三行的四大行首，有同安白礁潘、漳州绍安叶、晋江安海伍三家来自闽南。

       可是农业文明的丧钟已经敲响，而闭关自守、妄自尊大的清廷竟充耳不闻，直到鸦片战争列强炮舰的大炮轰响。

第六、衰亡期

       建基于农业文明的闽南海洋历史文化，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咄咄逼人，虽然也曾抗争，也曾效仿，却只有一步步落败，走向衰亡。不过聪明的闽南人在这一时期虽然商品的出口越来越少，但走出国门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呼朋唤友、成群结队走向世界。落番下南洋、侨汇支持家乡、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回国革命、回国抗日、回国建设新中国，成为这一时期闽南海洋历史文化耀眼的光彩。

      闽南海洋历史文化的衰退，从鸦片战争前开始，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其时闽南的出口商品，几乎只有针对东南亚华侨的茶叶、瓷器、珠绣拖鞋、佛雕等等手工艺品和有限的闽南水果。

闽南海洋历史文化的衰退与闽南工业化的学习和建设，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到改革开放初期闽南已经奠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改革开放40年，跟随着祖国，闽南人民开创了自己建基于工业文明的当代闽南海洋文化。在这其中侨台港澳的闽南人做出了许许多多的贡献。

     不过，关于当代闽南海洋文化已经是另外一个研究课题。

     中国的海洋文化已经有许多先哲和同仁开展了出色的研究，我们是后来者，并由于目光和资料的局限，仅仅关注于闽南海洋历史文化的探索。

     （作者：陈耕，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