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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鄂尔多斯人讲好鄂尔多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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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人讲好鄂尔多斯文化
包海山
一、鄂尔多斯文化魅力
“鄂尔多斯”是蒙古语，主要有三个含义：一是地理区域名称；二是在蒙古族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宫殿与部落；三是当代新兴城市。我们现在所说的鄂尔多斯文化，是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城市文化的有机整体。
从地域来看，蒙古语“鄂尔多”是汉语“南”之意。齐·森布尔在《“鄂尔多斯”一词的来历与含义》中认为，古代戈壁沙漠以南为“漠南”，阴山山脉以南为“阴山南”，黄河以南为“河南”，久而久之，三南之地统称“鄂尔多斯”（南面）。古代汉文书籍中出现的“漠南”、“河南”、“南套”、“南匈奴”、“南蒙古”等记载，符合蒙古语“鄂尔多斯”称呼。道润梯步研究匈奴语言后说：“在鄂尔多斯保存着很多匈奴蒙古祖语”。拉·胡日查巴特认为：“鄂尔多斯这个名字是很早以前在匈奴时期出现的，是指地理位置的名称”。例如鄂尔多斯古陆、鄂尔多斯古海、鄂尔多斯盆地、鄂尔多斯高原等，都是指鄂尔多斯这个自然地理区域的地形地貌和地质演变等。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鄂尔多斯地理位置，是指鄂尔多斯市的地理位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面积86752平方公里。鄂尔多斯市在中国版图上的位置非常独特。每天晚上央视新闻联播之后，从天气预报图中来看，鄂尔多斯是全国唯一明显而完整地画出区域的地级市地区：西、北、东三面黄河呈“几”字形环绕，南面以古长城为界与陕西相邻，即古长城与黄河环绕之中的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就是鄂尔多斯。
从当代新兴城市来看，2001年2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撤伊克昭盟设鄂尔多斯市，使地域鄂尔多斯、蒙古族鄂尔多斯、新兴城市鄂尔多斯融为一体，掀开了鄂尔多斯历史的新篇章，开启了鄂尔多斯发展的新纪元。鄂尔多斯市所辖7旗2区，即鄂托克前旗、鄂托克旗、杭锦旗、乌审旗、伊金霍洛旗、达拉特旗、准格尔旗以及东胜区、康巴什区，截至2018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07.84万人，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的地级市。鄂尔多斯市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等荣誉称号，被中央确定为改革开放30年全国十八个典型地区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五个典型城市之一，被列为国家资源型经济创新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和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2017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在鄂尔多斯市成功举办，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称赞鄂尔多斯为中国现代名城。
我们在讲到鄂尔多斯城市文化的时候，为什么要强调“从当代新兴城市来看”这一点，是因为在蒙古帝国时期，鄂尔多斯是成吉思汗亲自创建的蒙古帝国第一个都城。也就是说，从城市的角度来看，鄂尔多斯现在是中国现代名城，而在古代鄂尔多斯也曾经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都城。或许正是从这种穿越时空的城市演化以及多元文化的融合中，我们更能真切地感悟和体会鄂尔多斯的传奇故事和神秘色彩。
人们感叹鄂尔多斯文化：祭典蒙古帝国圣主成吉思汗的神灯八百年不灭、蒙古帝国国旗查干苏力德八百年还在祭祀、蒙古帝国宫廷歌曲古如歌八百年还在传唱，而且这些都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我觉得，更为神奇的是，八百年来，作为城市，鄂尔多斯还是鄂尔多斯，只是由众多的宫殿组成的都城变成了现代名城；作为部落即人，鄂尔多斯人还是鄂尔多斯人，只是从专门守护、祭祀成吉思汗的人变成努力实现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
很多关注鄂尔多斯的人，甚至土生土长的鄂尔多斯人以及外地来落户鄂尔多斯的人，感到好奇、疑惑，说不清楚、想不明白，在蒙古族人文历史中的“鄂尔多斯”到底是宫殿还是部落，毕竟宫殿与部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现在当地鄂尔多斯人与作为宫殿和部落的鄂尔多斯有什么关系？我们感悟鄂尔多斯文化魅力，特别是鄂尔多斯人讲好鄂尔多斯文化，或许可以从对众多的宫殿鄂尔多斯、忠诚的部落鄂尔多斯以及二者之间微妙变化和必然联系等，有比较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开始。
1.众多的宫殿鄂尔多斯
据内蒙古社科院研究员奇·斯钦的《鄂尔多斯部的由来考》、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教授那日斯、斯琴高娃的《鄂尔多斯文化与蒙古学的关系》等有关研究成果，在成吉思汗时期，“鄂尔多斯”是“众多的宫殿”，由当时各万户、千户长选派的对成吉思汗最忠诚的人员组成的精锐卫队守护。当时有四大“斡耳朵”（鄂尔多），分布于蒙古高原不同的地方，每个“斡耳朵”都是由上千座营帐组成的帐幕群，作为汗廷的四大“斡耳朵”也相似于一个城市群。其中，成吉思汗与第一夫人孛儿贴居住的大“斡耳朵”，起着首都的作用，是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在成吉思汗决定把哈剌和林建成都城之前，蒙古汗国已经有起着首都作用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那就是成吉思汗亲自创建的作为“众多宫殿”的“鄂尔多斯”。用通俗的话说，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是集帝后住所、办公和生产经营为一体的场所。
我们对鄂尔多斯的理解，不能局限于“众多的宫殿”，而更重要的是要明白鄂尔多斯是由“众多的宫殿”构成的草原都城，即鄂尔多斯是成吉思汗亲自创建的蒙古帝国第一个都城，成吉思汗也是鄂尔多斯都城居民。
蒙古族不仅有游牧文明，还有城市文明和商业文明，而且蒙古族城市文明和商业文明具有世界影响力。蒙古人所建的哈剌和林、元上都、元大都，在当时都是举世瞩目的“草原皇城”、“国际大都会”。哈剌和林遗址、元上都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北京故宫等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现在的北京就是历史上的元大都，她保留和蕴涵着许多历史信息和文化基因，特别是“肇始于元大都城的规划设计”的北京中轴线也在申遗。可见蒙古族城市文化在世界文化遗产中的影响力。
我们从蒙古族城市文化的角度来研究鄂尔多斯，必然会意识到，在蒙元帝国子孙三代的都城中，儿子窝阔台的哈剌和林成为遗址；孙子忽必烈的元上都成为遗址，元大都也改变了名称；而爷爷成吉思汗的鄂尔多斯依然还是鄂尔多斯，古老都城演化为现代名城。是否列入目录是一回事，原本是不是世界文化遗产又是一回事。相对于哈剌和林遗址、元上都遗址，鄂尔多斯是更具有生命活力的世界文化遗产，是具有草原城市文化魅力的现代名城。
2.忠诚的部落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作为宫殿和部落，都是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所谓的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是在蒙古四大部落首领旧营的基础上形成的，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把原有的主儿勤部、乞颜部、克烈部、乃蛮部部落首领的旧营分别交由四位夫人管领，形成了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即鄂尔多斯。
成吉思汗去世之后，作为汗廷的众多宫殿鄂尔多斯，逐渐改变为祭祀成吉思汗圣物的宫帐、八白室；众多宫殿的精锐卫护部队和皇室工作人员的一部分，后来成为守护和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室圣物的鄂尔多斯部落。历史上的鄂尔多斯部落，不是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纽带，而是以职业关系为纽带组合在一起的社会群体。他们的形成是以成吉思汗创建的斡耳朵（鄂尔多）组织和怯薛组织即一文一武组织为前提的，其职权范围涵盖皇室的安全保卫、中央政权的军政事务、皇室成员的饮食起居及后勤供给等诸多领域。总之，斡耳朵组织和怯薛组织的人户共同构成了鄂尔多斯部的先民，四大斡耳朵属民后裔成为鄂尔多斯部的主体。
鄂尔多斯八百年来还是鄂尔多斯，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鄂尔多斯作为城市，曾经是古代都城，后来演化为象征都城宫殿的八白室，现在又成为现代名城；从人的角度来看，鄂尔多斯人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也是多民族融合的广大居民；从人与城的关系来看，鄂尔多斯是崇尚自然、以人为本的草原文化城市，不是人受围城所封闭，而是城随人所变迁。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蒙古族鄂尔多斯，作为宫殿与部落，具有转换自如的应变能力和生命活力，她历经数百年沧桑岁月，经过上万里流动迁徙，创造过辉煌，经历过磨难，书写过无数传奇故事，最终来到并植根于成吉思汗生前眷恋并且愿作为享乐安息之地的古老而神奇的鄂尔多斯大地，与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多民族和谐发展的现代名城鄂尔多斯融为一体，共同温暖全世界。
二、鄂尔多斯文化经典
吉林师范大学祖国华教授在《文化反思与文化自觉》中认为：哲学的文化职责在于以人性自觉、价值理性、辩证批判的态度提供一种实践性的“文化反思”，而不是一种外在描述性的“文化解释”。
鄂尔多斯文化研究，不能局限于外在描述性的“文化解释”，而是要有实践性的“文化反思”。在“文化解释”层面，成吉思汗祭奠、察干苏力德祭祀、鄂尔多斯古如歌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谓是大蒙古国的圣主、国旗、国歌文化传承了八百年，体现着忠诚、坚守和信念，在当今世界独一无二，创造了历史奇迹；然而，当具备实践性的“文化反思”能力时，就会意识到这些祭祀传统也显示着狭隘、陈规和守旧，形成了历史惰性甚至精神枷锁。例如蒙古族著名乐评人科尔沁夫在《丑陋的蒙古人》中直言：在蒙古人的心目中那些逝去的祖先都是神明，他们所说的话和遗留下来的传统都是不可更改的。毫无理由的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的动力，缺乏怀疑权威的勇气，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懒惰和自私。只要是祖先定下来的事，即使它在今天看来非常不合时宜，甚至有些愚蠢，也不能改变，还美其名曰保护“传统”。对于自傲和崇拜祖先的民族来说，这样的民族性格是蒙古人所不自觉的精神枷锁。早期蒙古人与现代蒙古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能够开明地吸收和包容不同的文化，这也是我们的祖先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老子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我们不局限于德、仁、义、礼层面上的文化研究，而是努力不失道或者说入道、顺道。以此来研究成吉思汗文化，就不再只是停留在表现形式上，不再只是看把他的遗物当作“神物”跪拜祭祀了多少年，而更注重的他是所敬仰的长生天即所顺应的自然规律，以博大胸怀和科学态度，把成吉思汗雄视全球的霸气、激情四射的豪迈、走向文明的智慧，渗透到我们的骨子里和血液中，使自己也成为顶天立地的汉子。脑子里的知识学问可以学会，而骨子里的优质基因只能遗传，这或许是蒙古人传承和创新发展成吉思汗文化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心理优势。
鄂尔多斯是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因此，成吉思汗文化是鄂尔多斯文化中的经典；而以成吉思汗文化为典型的蒙古族文化，对中华文化以及人类社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中华文化扩大了体量、提高了质量；二是给予人类全部社会体系整体性旋转的初次动力。
1.改变中华文化体量和质量
文化学者余秋雨在《秦长城下的文化思考》中说：“蒙古文化，这是一个在我们辽阔的疆域上，能够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的一种文化；也曾经是使中华文化改变了它的体量和质量的一种文化。”
蒙古文化曾经改变中华文化的体量和质量，主要是通过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交流来实现的，而成吉思汗是促进蒙汉文化交流的第一人。如内蒙古师范大学格·孟和教授在《蒙古文化概论》中所言：“从现在找到的历史文献来看，成吉思汗与长春真人见面，这在蒙汉两个民族文化交流史上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而成吉思汗成为蒙汉文化交流的奠基者，是多民族的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推动者”。
应该是，成吉思汗成为促进蒙汉文化交流的第一人，为中华文化扩大体量和提高质量奠定了基础，其根基在于“道”和“长生天”的对接与融合。
据《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记载，成吉思汗听过长春真人所讲的道家哲理后说：“你以道家精义，恳切教诲，我恭敬、严肃地听完了。所说的内容，都是很难做的事情；然而，怎敢不遵从您的仙命，勤恳去做！”还命令近臣：“录之简册。朕将亲览。其有玄旨未明者，续当请益焉。”对于成吉思汗这样一个所向披靡、横扫欧亚大陆的一代天之骄子来说，认为道学有“玄旨”，是“仙命”，“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只有深刻理解了其中的奥妙，才能真正感悟老子道学与成吉思汗文化的内在灵魂和生命活力。
成吉思汗敬仰长生天，他之所以认为道学是“仙命”，虔诚地“遵从”，是因为他觉得“道”与“长生天”同样具有比人类更大的力量。那么，何为长生天的力量？内蒙古文联第五、第六届主席、鄂尔多斯文化研究者阿云嘎先生在《读<成吉思汗箴言选辑>后所想到的》中认为：我们可以理解为自然规律或者历史的必然性。因此他主张“以诚敬天”，要求顺应事物的自然规律和历史潮流。成吉思汗主张各种宗教平等共处，这表明他的文化理想。他要建立一个各种宗教、各种文化平等共处，相互补充，共同繁荣的新秩序。再加上“诚信”的理念（众所周知成吉思汗十分强调诚实、忠诚，对不诚实的现象深恶痛绝），再加上“大扎撒”（法典）所体现的理念，我们大致可以概括成吉思汗建立新秩序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崇尚自然，统一和谐，相互补充，依法治理。
“道”和“长生天”的对接与融合，为中华文化扩大体量和提高质量奠定了基础，使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融为一体。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主旨演讲中指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由此可见，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内在生存和发展理念。
2.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
恩格斯认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在这种旋转的社会体系中，劳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得以实现的永恒需求，而资本是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
在商品的流通、货币的产生和资本的形成过程中，草原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这与他们自然流动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也与他们不被身外之物所束缚的天生性格有关。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产品交换。”
到了蒙元时期，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影响力下，使“纸币取得了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用国家强制行动使纸币得到社会公认并取得社会权力，使纸币成为具有信用的主体货币。蒙古帝国一方面靠“社会大风暴”手段，靠武装力量，开拓了一个潜在的货币供应源泉；另一方面，靠经济手段，靠货币权力，使国界的扩展与货币权力的增大，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所创建的自由贸易通道，不仅促进了商业的流通，还促进了东西方的思想、技术和生活方式的交流。蒙古帝国重新勾画世界版图，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日本学者饭村穰说：成吉思汗这样的天之骄子的诞生，对睡眠中的世界注入活力，“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只要视野宽、格局大，我们就能够意识到，成吉思汗“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而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从这种历史发展的脉络及其必然性中，我们可以看到“长生天”的能量与“真理”之光芒的交相辉映。马克思对资本产生、发展、消亡的必然规律作了科学的说明，而蒙古族对此在冥冥之中有更多的直觉、灵感以及本能反应。
对待金钱，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认知和心态，例如“钱是命，命是钱，钱命紧相连”与“钱是驴，驴是钱，钱驴等价交换”就不同。游牧民族最先发展货币形式，是作为身外之物，用来交换牲口，蠢猪可以换笨驴；后来自作聪明的人们用来交换自己，使自己的劳动本质变成了可以买卖的一种商品，造成了人的自我异化。如恩格斯所言：商品“表现一种在物的外壳掩盖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力也是可以交换和消费的，人们刚刚开始交换，他们本身也就被交换起来了，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
解铃还须系铃人。资本的各种社会职能是人类所共同赋予的，资本关系因人而变，人因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的提高而变。体现人的主体地位，发挥资本的工具作用，最终把劳动力从商品定位解放出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鄂尔多斯人对此也在深入研究，例如“集成创新，再论资本”、《草原文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草原人有智慧有能力训导资本狼》、《灵气活化“资本论”——试让人类智慧最高结晶体现巨大经济价值》、《资本的信息结构及其功能研究——开发马克思主义经济价值的最佳途径》（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有独到见解。
三、文化自信与学科建设
鄂尔多斯文化是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城市文化的融合体，蒙古族文化曾经促进中华文化扩大了体量、提高了质量，并且给予人类全部社会体系整体性旋转的初次动力。这些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使我们善于辩证思考，勇于理论探索，能够形成科学信仰。
广义文化是人的思维和行为的总和。人的思维和行为，有的违背规律，有的遵循规律，因此文化研究需要去其违背规律的糟粕，取其遵循规律的精华。科学所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具有科学内涵的文化研究，就是深入研究思维和行为所遵循的客观规律。蒙古族文化之所以曾经促进中华文化扩大了体量、提高了质量，并且给予人类全部社会体系整体性旋转的初次动力，主要是因为本能地顺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相对而言，文化研究的是已经形成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各种现象，而科学所探索的是在无形中支配人文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恩格斯指出：“历史进程是受一般规律支配的”，“在表现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如果局限于表现形式，只能看到在表现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那就只能研究地方文化；而能够发现、认识和把握始终支配人类历史进程的内部隐蔽着的一般规律，那就可以在地方文化研究基础上探索和构建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鄂尔多斯人有智慧、有能力，发现、认识和把握始终支配人类历史进程的内部隐蔽着的一般规律，因此在鄂尔多斯文化研究基础上，探索、构建和应用鄂尔多斯学学科知识体系，使鄂尔多斯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有自己学科知识体系的地方。这也将是鄂尔多斯最大的、最有价值的系统性文化建设工程。
1.构建鄂尔多斯学学科知识体系
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是经市委、市政府批准、市民政局注册登记的专门研究鄂尔多斯学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于2002年成立，是市社科联以及自治区社科联直属团体会员。17年来，把“立足学术、服务建设、创新机制、着眼发展”和“举社会之力，办大众之事”作为办会理念，以“知识体系+应用服务”为基本架构和功能，以创建品牌地方学、构建和谐研究会为目标，努力全方位、深层次、多领域服务社会，取得很大成绩。研究会多次被鄂尔多斯市社科联评为先进学会。2007年被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评为全区先进民间组织。在全国中小城市社科联第十九次工作会议上被评选为全国先进学会。2010年被国家民政部评为“全国先进社会组织”。2016年被鄂尔多斯市民政局评为AAAA级社会组织。2017年在全国社科联第十八次学术工作会议上被评为“全国社科联创建新型智库先进社会组织”。
“地方学”，是“地方”个性特色与“学科”普遍原理的辩证统一。在地球自然村，各地的生态环境与人文历史各具特色，同时各个地方之间又具有密不可分的内在必然联系，最终共同遵循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自然法则。全球系统性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是一张大网络，而各地地方学是其中的一个小网格。地方学不是自我封闭，更不是对无国界的科学知识进行分割，而是立足当地，放眼全球，通过跨学科、跨地域系统性研究，把各个小网格连接起来，使小网格与大网络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我国目前有北京学、上海学、广州学、杭州学等数十个地方学、城市学。构建与应用系统性地方学是解决社会现实复杂问题的需要，也是科学系统性融合发展的需要。然而，地方学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相对来说，各地方学对当地个性特色探讨的非常深入，而对学科普遍原理的研究普遍欠缺。地方学学科建设被当地特色缠绕而“裹足不前”、找不到出路而“踏步不前”，主要原因是没有对学科知识体系的普遍原理进行深入研究。
在中国地方学研究领域，鄂尔多斯学研究成果非常突出。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执行主席单位负责人、北京学研究所所长张宝秀教授说：“鄂尔多斯学为国内地方学研究树立了榜样和标杆。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牵头搭建的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这个学术平台，一直践行着民间学术联盟的使命，发挥着联系、联络、联合、联谊的职能，正在将地方学研究工作逐步引向深入和走向世界”。
2005年，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倡议创立了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并担任第一任轮值主席方；2008年，轮值主席方移交北京学研究所；2019年，北京学研究所作为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执行主席单位，将与韩国首尔学研究所、日本富士学会联合举办“首届亚洲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学术研讨会”，并共同推动亚洲地方学学术联盟建设。鄂尔多斯学研究者提交《亚洲文明对话与亚洲地方学研究》等论文，还提交会议交流材料《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以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学为例》书稿。
鄂尔多斯学研究之所以取得很大成绩，主要是将发现、认识和把握始终支配人类历史进程的内部隐蔽着的一般规律作为根本任务。如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第一任会长奇朝鲁先生所言：“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根本任务是探索规律，终极目标是道法自然”。可见，鄂尔多斯学研究对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和发展理念的认知和把握是精准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曾经促进中华文化扩大了体量、提高了质量，而对此理念精准的认知和把握，是在地方文化研究基础上构建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核心动能。因此我们提出，鄂尔多斯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是道法自然，以此核心把所有相关研究都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
成吉思汗文化曾经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使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成为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因此鄂尔多斯学研究的两个抓手，一是劳动即人，二是资本。地方学研究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大的民生问题是劳动就业问题，社会大众的普遍需求是赚钱来养家糊口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生活质量。努力解决实际问题的地方学，必然要深入研究最大的民生问题以及社会大众的普遍需求。因此，促进就业与提高收入，应该是地方学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两个抓手。
2.应用学科体系为鄂尔多斯发展服务
鄂尔多斯学的构建与应用是一个有机整体。从学科体系的角度来看，注重一个核心、两个抓手；从应用服务的角度来看，注重学科普及、智库建设、产业化发展三个方面。
创建学科与普及学科同样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地方学研究是探索和构建新的学科知识体系，因此，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普及具有特殊的意义，使研究、科普、实践更具有互动性，更容易彼此联系、相互促进，使研究人员以及通过科普获得学科知识的人们，共同参与和经历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科普、应用的全过程，从而使社会大众在这个过程中，具有更多的参与感、获得感、成就感。研究、科普、实践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科普与实践也能够逆向促动，倒逼加快学科建设。对于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来说，取得了哪些研究成果、有多少人学习和接受、应用它可以做什么等等，这些非常具体的内容，都可以通过学科普及活动得到展现和检验。地方学学科普及活动，是对研究成果的外观，使更多的人们了解、认知、掌握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也是对研究成果的内视，使研究者在交流互动中进一步深入探索与思考，不断改进和完善研究成果。
应用地方学研究成果推动智库建设的优势在于，地方学本身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创建的学科知识体系。在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应用中，智库建设只是一个环节，一种手段。地方学是跨学科、跨地域的综合性学科知识体系，地方学的研究、教学、实践以及地方学与科普、智库、产业化发展等等都有内在紧密联系，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是系统性宏大工程。在应用地方学研究成果推动智库建设中，形成“研究团队+运营团队”的人才配备组合模式也很重要。研究团队作为智库中坚力量，有能力研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的内在必然规律，在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以及科学应用资本运作规律等方面，为政府和企业提供理论和智力支持。运营团队，是为智库产品在市场中做宣传、销售、售后服务的人才团队。智库平台管理、会议会务、后勤联络、系统维护、数据库管理等一系列工作，均需要专业、成熟的运营团队支持。对于智库建设而言，运营可以为研究工作“赋能”，把研究价值通过运营体现出来，这样更有利于提升智库的价值和效能。
对地方学的产业化发展与市场化运作，青年一代更有现实需要。包源在《内蒙古学的学科内涵探讨》中认为：地方学要成为成熟的学科，需要积累足够规模的研究成果。而保证能够积累足够规模的研究成果，必然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地方学的研究增长点应该在哪里？地方学如何保证人才队伍规模的增长？唯有通过实践才有可能摸索出将多学科知识结构化的方法论；唯有实践才能提供产业，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凝聚更多人的智慧，培养更多的人才；只有将地方学的产品以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的方式运转起来，地方学的学术成果才能实现指数式的增长。在地方学的产学研中，产是基础，无产则无学，无学则研不能继。研究的成果只要以产业、产品的形式转化为实际的价值，学科人才队伍就会越来越壮大，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教学内容越来越充实，使应用、教学和研究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在需求—生产—市场扩张—资本介入—人才需求扩张—教育需求扩张—主干课程的确立和发展—教育机构扩张—促进生产—促进更高层次的需求的循环中，劳动、信息、知识以及资本的系统性共同作用下，学科内涵得以不断增加和深化，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总之，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是非常庞大的系统性过程。杭州学研究者马智慧博士认为：“地方学是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学科，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一个区域的历史、地理、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各种问题，都可以置于地方学的研究视野之中。地方学基础研究的工作量之繁重，不是一个地方学会或者某个科研机构能够全部承担的。如果不能全面吸收社会各界的研究力量共同参与，就无法完成地方学研究工作的使命。同时，如果地方学无法及时、有效回应现实问题，破解发展过程中的热点、焦点问题，就会‘坐而论道’，与市场需求和时代发展‘格格不入’，进而难以承担地方学研究应有的使命”。鄂尔多斯学研究走进并融入现实社会与网络世界，也是走出研究机构的小圈子，穿越时空，汇集和融会更多的人类智慧，“举社会之力，办大众之事”。从“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到以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学为例来研究“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能够看到鄂尔多斯学研究的发展进步。我们从这两部专著及书稿主要内容，能够感知鄂尔多斯学构建与应用的基本思路和总体架构。
一是《比较研究与集成创新——鄂尔多斯学学科建设探索》，2015年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主要包括三部分。
第一部分“比较研究、探索规律”：1.老子道学的含义与作用；2.成吉思汗文化的生命活力；3.马克思理论的内在灵魂；4.融汇更多探寻规律的智慧。
第二部分“集成创新、再论资本”：1.资本产生、发展和消亡过程；2.资本的基础、目的、构成、实质以及历史任务；3.资本基础上的现代家庭与人的自身生产；4.社会资本的高度集中与人类智慧的有效整合。
第三部分“创建学科、服务社会”：1.开启旅游文化引领经济繁荣的新时代；2.“再论资本”将是最赚钱的创意产业；3.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4.地方学研究与城市主题文化品牌。
二是《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以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学为例》，2019年提交“首届亚洲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学术研讨会”交流材料书稿，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前言”：1.地方学及鄂尔多斯学概述；2.知识体系与应用服务；3.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部分“创立初衷与发展历程”：1.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的创建；2.鄂尔多斯学与全球地方学；3.鄂尔多斯学研究的主要成果；4.地方学研究与学科普及；5.地方学研究与智库建设；6.创建地方学学术联盟；7.搭建地方学交流平台；8.促进地方学融合发展；9.地方学走进并融入现实社会；10.地方学走进并融入网络世界；11.地方学存在问题与改进措施。
第二部分“未来趋势与重点突破”：1.全球性与全球化需要系统性地方学研究；2.创建地方学顺应了科学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3.地方学研究的主体内容和最大知识增量；4.在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中创造与体现科学价值；5.就业是最大民生，通过劳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6.赚钱是普遍需求，通过资本促进资源优化配置；7.合作的更高境界：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8.促进地方学研究、教学、应用形成一个有机整体；9.以互联网产品提高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效率；10.促进地方学构建与应用的市场化运作；11.地方学构建与应用研究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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