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文化经典
包海山
吉林师范大学祖国华教授在《文化反思与文化自觉》中认为：哲学的文化职责在于以人性自觉、价值理性、辩证批判的态度提供一种实践性的“文化反思”，而不是一种外在描述性的“文化解释”。
鄂尔多斯文化研究，不能局限于外在描述性的“文化解释”，而是要有实践性的“文化反思”。在“文化解释”层面，成吉思汗祭奠、察干苏力德祭祀、鄂尔多斯古如歌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谓是大蒙古国的圣主、国旗、国歌文化传承了八百年，体现着忠诚、坚守和信念，在当今世界独一无二，创造了历史奇迹；然而，当具备实践性的“文化反思”能力时，就会意识到这些祭祀传统也显示着狭隘、陈规和守旧，形成了历史惰性甚至精神枷锁。例如蒙古族著名乐评人科尔沁夫在《丑陋的蒙古人》中直言：在蒙古人的心目中那些逝去的祖先都是神明，他们所说的话和遗留下来的传统都是不可更改的。毫无理由的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的动力，缺乏怀疑权威的勇气，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懒惰和自私。只要是祖先定下来的事，即使它在今天看来非常不合时宜，甚至有些愚蠢，也不能改变，还美名其曰保护“传统”。对于自傲和崇拜祖先的民族来说，这样的民族性格是蒙古人所不自觉的精神枷锁。早期蒙古人与现代蒙古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能够开明地吸收和包容不同的文化，这也是我们的祖先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老子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我们不局限于德、仁、义、礼层面上的文化研究，而是努力不失道或者说入道、顺道。以此来研究成吉思汗文化，就不再只是停留在表现形式上，不再只是看把他的遗物当作“神物”跪拜祭祀了多少年，而更注重的他是所敬仰的长生天即所顺应的自然规律，以博大胸怀和科学态度，把成吉思汗雄视全球的霸气、激情四射的豪迈、走向文明的智慧，渗透到我们的骨子里和血液中，使自己也成为顶天立地的汉子。脑子里的知识学问可以学会，而骨子里的优质基因只能遗传，这或许是蒙古人传承和创新发展成吉思汗文化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心理优势。
鄂尔多斯是围绕着成吉思汗形成和发展的，因此，成吉思汗文化是鄂尔多斯文化中的经典；而以成吉思汗文化为典型的蒙古族文化，对中华文化以及人类社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中华文化扩大了体量、提高了质量；二是给予人类全部社会体系整体性旋转的初次动力。
1.改变中华文化体量和质量
文化学者余秋雨在《秦长城下的文化思考》中说：“蒙古文化，这是一个在我们辽阔的疆域上，能够让全世界都抬起头来惊讶的一种文化；也曾经是使中华文化改变了它的体量和质量的一种文化。”
蒙古文化曾经改变中华文化的体量和质量，主要是通过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交流来实现的，而成吉思汗是促进蒙汉文化交流的第一人。如内蒙古师范大学格·孟和教授在《蒙古文化概论》中所言：“从现在找到的历史文献来看，成吉思汗与长春真人见面，这在蒙汉两个民族文化交流史上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而成吉思汗成为蒙汉文化交流的奠基者，是多民族的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推动者”。
应该是，成吉思汗成为促进蒙汉文化交流的第一人，为中华文化扩大体量和提高质量奠定了基础，其根基在于“道”和“长生天”的对接与融合。
据《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记载，成吉思汗听过长春真人所讲的道家哲理后说：“你以道家精义，恳切教诲，我恭敬、严肃地听完了。所说的内容，都是很难做的事情；然而，怎敢不遵从您的仙命，勤恳去做！”还命令近臣：“录之简册。朕将亲览。其有玄旨未明者，续当请益焉。”对于成吉思汗这样一个所向披靡、横扫欧亚大陆的一代天之骄子来说，认为道学有“玄旨”，是“仙命”，“恭敬”地聆听，虔诚地“遵从”，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只有深刻理解了其中的奥妙，才能真正感悟老子道学与成吉思汗文化的内在灵魂和生命活力。
成吉思汗敬仰长生天，他之所以认为道学是“仙命”，虔诚地“遵从”，是因为他觉得“道”与“长生天”同样具有比人类更大的力量。那么，何为长生天的力量？内蒙古文联第五、第六届主席、鄂尔多斯文化研究者阿云嘎先生在《读<成吉思汗箴言选辑>后所想到的》中认为：我们可以理解为自然规律或者历史的必然性。因此他主张“以诚敬天”，要求顺应事物的自然规律和历史潮流。成吉思汗主张各种宗教平等共处，这表明他的文化理想。他要建立一个各种宗教、各种文化平等共处，相互补充，共同繁荣的新秩序。再加上“诚信”的理念（众所周知成吉思汗十分强调诚实、忠诚，对不诚实的现象深恶痛绝），再加上“大扎撒”（法典）所体现的理念，我们大致可以概括成吉思汗建立新秩序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崇尚自然，统一和谐，相互补充，依法治理。
“道”和“长生天”的对接与融合，为中华文化扩大体量和提高质量奠定了基础，使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融为一体。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主旨演讲中指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由此可见，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内在生存和发展理念。
2.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
恩格斯认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在这种旋转的社会体系中，劳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得以实现的永恒需求，而资本是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
在商品的流通、货币的产生和资本的形成过程中，草原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这与他们自然流动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也与他们不被身外之物所束缚的天生性格有关。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产品交换。”
到了蒙元时期，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影响力下，使“纸币取得了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用国家强制行动使纸币得到社会公认并取得社会权力，使纸币成为具有信用的主体货币。蒙古帝国一方面靠“社会大风暴”手段，靠武装力量，开拓了一个潜在的货币供应源泉；另一方面，靠经济手段，靠货币权力，使国界的扩展与货币权力的增大，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所创建的自由贸易通道，不仅促进了商业的流通，还促进了东西方的思想、技术和生活方式的交流。蒙古帝国重新勾画世界版图，把原来相互隔绝的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新世界、新时代的到来划定了新的秩序，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日本学者饭村穰说：成吉思汗这样的天之骄子的诞生，对睡眠中的世界注入活力，“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只要视野宽、格局大，我们就能够意识到，成吉思汗“给予世界旋转的初次动力”，奠定了“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而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从这种历史发展的脉络及其必然性中，我们可以看到“长生天”的能量与“真理”之光芒的交相辉映。马克思对资本产生、发展、消亡的必然规律作了科学的说明，而蒙古族对此在冥冥之中有更多的直觉、灵感以及本能反应。
对待金钱，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认知和心态，例如“钱是命，命是钱，钱命紧相连”与“钱是驴，驴是钱，钱驴等价交换”就不同。游牧民族最先发展货币形式，是作为身外之物，用来交换牲口，蠢猪可以换笨驴；后来自作聪明的人们用来交换自己，使自己的劳动本质变成了可以买卖的一种商品，造成了人的自我异化。如恩格斯所言：商品“表现一种在物的外壳掩盖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力也是可以交换和消费的，人们刚刚开始交换，他们本身也就被交换起来了，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
解铃还须系铃人。资本的各种社会职能是人类所共同赋予的，资本关系因人而变，人因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的提高而变。体现人的主体地位，发挥资本的工具作用，最终把劳动力从商品定位解放出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鄂尔多斯人对此也在深入研究，例如“集成创新，再论资本”、《灵气活化“资本论”——试让人类智慧最高结晶体现巨大经济价值》、《资本的信息结构及其功能研究——开发马克思主义经济价值的最佳途径》（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有独到见解。
（《鄂尔多斯人讲好鄂尔多斯文化》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