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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学与鄂尔多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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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学与鄂尔多斯发展
包海山
在鄂尔多斯学的知识体系+应用服务中，探索和构建鄂尔多斯学是基础，是前提条件；有了鄂尔多斯学学科知识体系，才能应用它来为社会发展服务。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创立以来，如果说前17年主要侧重于探索和构建学科知识体系，那么现在应该开始侧重于应用服务。在应用鄂尔多斯学为鄂尔多斯发展服务过程中，可以注重三个方面：一是学科知识体系的普及；二是应用学术成果推动智库建设；三是促进产业化发展，在应用服务中把学科知识体系价值体现出来。
一、构建鄂尔多斯学学科知识体系
鄂尔多斯学是地方学。地方学，是在地方文化研究基础上构建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如果说“地方”凸显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发展特色，那么“学”注重的是普遍原理，即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这两个系列“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客观规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民族地区，由于规律得以实现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形成各具特色的不同地方文化，而内在本质规律是不受地域局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从宏观上来看，在地球自然村，人类整体科学文化是由无数个网线和网结形成的一张网络，即“天网恢恢”；而全球各个地方文化是其中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网格，即“疏而不失”。也就是说，无论是根据行政区域还是地理单元来划分，每个地方文化以及地方学都是人类科学文化大网络中的一个小网格。我们探索和构建系统性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就是在全球文化网络上进行整体研究，在地方特色网格里进行微观研究，在各个网线和结点进行对比和平行研究，使这种网络、网格、网线、结点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当全球地方学都能够既立足当地、又跳出地方看地方，既研究小网格里的文化特色、又探索大网络的普遍原理时，就可以把个性特色与普遍原理有机结合起来，共同描绘原本是完整的全球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发展的巨幅动态画卷。
对于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以及亚洲地方学交流合作来说，2019年具有特殊意义。
在国家层面，“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于5月15日在北京隆重开幕。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他说：“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这些年来，中国同各国一道，在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领域搭建了众多合作平台，开辟了广泛合作渠道。中国愿同各国加强青少年、民间团体、地方、媒体等各界交流，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各种形式的合作走深走实，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创造条件。”
在民间社团层面，“首届亚洲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学术研讨会”，也将于10月26—27日在北京举办，是由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作为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执行主席单位，将与韩国首尔市立大学首尔学研究所、日本富士学会联合举办，并共同推动亚洲地方学学术联盟建设。跨学科、跨地域的系统性地方学研究，将努力在加强亚洲各地方民间团体、教育科技、旅游文化、智库建设等方面，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各种形式的交流合作走深走实，形成地方学交流与合作的长效机制。
对于中国地方学研究来说，深刻理解“道法自然”这个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和发展理念非常重要。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创始人之一奇朝鲁先生在《浅论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中认为：“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去探寻认知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包括鄂尔多斯学与鄂尔多斯文化及其与鄂尔多斯经济、政治、生态等社会文化现象的内在客观规律，是鄂尔多斯学研究的根本任务”；“运用规律，引领发展；认识自我，超越自我；集成创新，道法自然是终极目标”。
根本任务是探索规律，终极目标是道法自然。可见，鄂尔多斯学研究对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和发展理念的认知和把握是精准的。我们要弘扬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和发展理念，努力使其成为亚洲地方学乃至全球地方学研究的共识，使“道法自然”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基。地方学研究的优势，是人类作为一个“类主体”，在同一片蓝天下，在大地母亲怀抱，能够以相同的根本任务和终极目标，促进全球地方学的协同创新与融合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利益和命运共同体。
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2005年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倡议成立并担任轮值主席方，2008年由北京学研究所担任执行主席单位以来，继往开来，有了更好发展。如张宝秀教授所言：“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牵头搭建的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这个学术平台，一直践行着民间学术联盟的使命，发挥着联系、联络、联合、联谊的职能，正在将地方学研究工作逐步引向深入和走向世界。”
北京学研究所作为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执行主席单位，正在将地方学研究工作逐步引向深入和走向世界，各成员单位以及各地方学研究者都应该积极参与，共同努力。作为鄂尔多斯学研究者，我准备为“首届亚洲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学术研讨会”提交书稿《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以中国鄂尔多斯学为例》，借此机会对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的认识和体会作一个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梳理和总结。
《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以中国鄂尔多斯学为例》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创立初衷与发展历程”：1.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的创建；2.鄂尔多斯学与全球地方学；3.鄂尔多斯学研究的主要成果；4.地方学研究与学科普及和智库建设；5.创建地方学学术联盟；6.搭建地方学交流平台；7.促进地方学融合发展；8.地方学走进并融入现实社会；9.地方学走进并融入网络世界；10.地方学存在问题与改进措施。第二部分“未来趋势与重点突破”1.全球性与全球化需要系统性地方学研究；2.创建地方学顺应了科学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3.地方学研究的主体内容和最大知识增量；4.在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中创造与体现科学价值；5.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通过劳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6.赚钱是最大的需求，通过资本促进资源优化配置；7.合作的最高境界：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8.促进地方学研究、教学、应用形成一个有机整体；9.以互联网产品提高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效率；10.促进地方学构建与应用的市场化运作。
初稿以博文的形式刊载于网络媒体。感谢公益性思想类草根网刊载并在重点栏目推荐了所有的文章，感谢美国中文网刊载了大部分文章，也感谢很多网友给予的关注、理解和支持。例如，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全球学导论》作者蔡拓教授说：“文章很有见地，让我们对鄂尔多斯学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对地方学的发展有了更多的认识；也感谢你在文中推荐了我们的观点。”巴山文化研究会钟昌斌会长认为：“紧跟时代步伐才能推动地方学发展。此文可谓是笔者加快地方学建设的前瞻性之作！”韩国关东大学东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奎泰教授认为：“地方研究确实不局限于当地，而是可以扩大为国外地区联系到世界各地，可以延伸到系统性认识人类世界多种文化。关于鄂尔多斯学和其他地方学协同创新、融合发展的几篇文章，给我很大的启发和引导。”
网络世界也是一个地方，可以真实反映甚至直接调控现实社会，能够穿越时空传承、积累、汇集、融会更多的人类智慧，因此地方学走进并融入现实社会与网络世界，以互联网产品提高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效率，这些都显得非常重要，也是我们努力率先有所突破的方向和扩展的空间。
二、应用鄂尔多斯学为社会发展服务
学术研究、学科普及、智库建设是具有内在必然联系的一个有机整体。学术研究与学科普及密切相关，扩展广度；学术研究与智库建设优势互补，提升高度。例如，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是民间学术研究团体，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联和鄂尔多斯市社科联的社科普及基地，并在全国社科联第十八次学术工作会议上被评为“全国社科联创建新型智库先进社会组织”。可见，学术、科普、智库“三轮”驱动对鄂尔多斯学的构建与应用都在发挥作用。鄂尔多斯学在知识体系+应用服务中，如果说前17年主要是通过学术研究来探索和构建学科知识体系，那么现在开始，重点应该是应用学科知识体系来为社会发展服务，而学科普及和智库建设是起步阶段的两个重要路径。
1.学科知识体系的普及
跨学科的系统性地方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科学与技术。因此，从地方学研究的角度来看，科普是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的普及。
自觉主动持续开展科普工作，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类社会团体研究人员的公民义务，也是法律责任。2002年6月，中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科普法。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制定该法。该法适用于国家和社会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开展科学技术普及，应当采取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参与的方式。科普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社会各界都应当组织参加各类科普活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机构、高等院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类社会团体，应当组织和支持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师开展科普活动，鼓励其结合本职工作进行科普宣传；有条件的，应当向公众开放实验室、陈列室和其他场地、设施，举办讲座和提供咨询。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师应当发挥自身优势和专长，积极参与和支持科普活动。
从本质上说，科学普及是一种社会教育。作为社会教育它既不同于学校教育，也不同于职业教育，其基本特点是：社会性、群众性和持续性。科学普及的特点表明，科普工作必须运用社会化、群众化和经常化的科普方式，充分利用现代社会的多种流通渠道和信息传播媒体，不失时机地广泛渗透到各种社会活动之中，才能形成规模宏大、富有生机、社会化的大科普。据有关调查，大多数公众对科学技术研究持支持态度。文化程度高的公众对科学新发现和新技术的应用更感兴趣。
地方学研究是探索和构建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因此，地方学的科普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使研究与科普更具有互动性，更容易相互促进以及融合发展，使研究人员和通过科普获得知识的人们共同经历和参与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应用的全过程，从而使大众易于理解、接受、参与并且具有更多的获得感。地方学是在地方文化研究基础上创建新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因此地方学的科普首先是所创建的新的学科体系的普及。例如，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是专门研究“鄂尔多斯学”的民间学术团体，因此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科普当然首先是所创建的新的学科体系的普及。
鄂尔多斯学研究走进大学、基层、网络，主要是为了普及学科知识体系。相对而言，“走进”是单向推进，可以走出一条道路，主客关系没有改变；而“融入”是双向互动，可以形成多维空间，能够同创共享研究成果。因此，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应用，必然会走进并融入现实社会与网络世界。一方面是向社会展现、讲解、宣传、应用研究成果，另一方面是通过交流互动，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参与研究。当地方学研究真正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走进”并“融入”现实社会与网络世界时，也就意味着“走出”了研究机构的小圈子，改变着“知识体系+应用服务”的分离状态，从而使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应用成为社会大众可以共同参与、分享成果的一种社会事业。例如，鄂尔多斯学走进并融入大学，不只是几个老师带着自己的教材或者PPT给数十个学生讲课，也不只是偶尔一次的专题讲座，而是应该全方位融入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以及教学科研领域，可以把研究会十几年来数百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通过互联网平台整体性走进并融入大学。而且，不仅使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走进大学，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互联网，能够让师生们随时感知和参与创建新的学科知识体系的全过程，这才是鄂尔多斯学走进并融入大学的真正魅力所在。就我个人而言，完成《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以中国鄂尔多斯学为例》书稿之后，配上图片，把它做成相对完整的系列课件，主要通过互联网，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使科普常态化，使研究与科普相互促进、融合发展。
2.应用学术成果推动智库建设
从智库建设来看，当前很多智库仅仅是对具体问题提供一种应对之策，而不是从战略上提出某种深远而持久的战略理论。政府的功利倾向也迫使智库紧跟形势去思考现实中具体问题的应对之策，而难以对热点问题进行理论的冷思考，更难以从长远来构建一种战略理论。智库成果对社会舆论影响力比较小，对公共舆论和社会思潮的引导力不够。有些研究团体强调自身的“平台性”，承接、举办各类学术研讨会等，结束后将与会专家报告、讨论内容、学术观点等汇编成集，而这类成果往往思维碎片化，没有一以贯之的逻辑架构，调查研究不充分，给出的解决方法可操作性不强，很难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方法支持。
就智库与学术关系而言，是鸟之两翼。智库不是要淡化学术研究，而是更加强调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智库为理论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野。只有这种有深厚理论底蕴的智库才是有灵魂的智库，才是智慧之库。为了更好发展，智库研究人员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选取一个或几个特定的方面，一种或几种代表性问题开展长期的跟踪研究，只有深入研究，才能保证研究的质量和专业性，智库研究成果才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另一方面，智库研究人员在决策咨询报告中，要将学术语言转换为与符合决策者思维、易于理解的写作风格，成为知识的生产者和转化者，及时提供党委政府需求的政策建议。科技创新智库以专业领域科学研究为基础，运用专业知识和科学工具，研究内容具有知识技术密集性，分析方法具有专业性和跨学科性，主要功能是“出创新成果”、“出创新人才”和“出创新思想”，为应对科技决策及基于科技的经济社会发展决策问题提供专业解决方案，为各类受众对象提供科学信息、学术评议意见、战略与政策咨询建议及科学与社会互动交流平台。一方面，学术研究支撑智库研究；另一方面，智库研究又可以促进学科领域之间的相互融合发展。学术部门和智库部门之间设立“旋转门”，让研究人员在学术研究、智库研究中适当流动，使不同研究之间相互转化、促进，形成学术研究、智库研究相辅相成的良好局面。
应用地方学研究成果推动智库建设的优势在于，地方学本身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创建的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在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应用中，智库建设只是一个环节，一种手段。地方学是跨学科、跨地域的综合性学科知识体系，地方学的研究、教学、实践以及地方学与科普、智库、产业化发展等等都有内在紧密联系，地方学的构建与应用是系统性宏大工程。
在应用地方学研究成果推动智库建设中，形成“研究团队+运营团队”的人才配备组合模式也很重要。研究团队作为智库中坚力量，有能力研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的内在必然规律，在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以及科学应用资本运作规律等方面，为政府和企业提供理论和智力支持。运营团队，是指为智库产品在市场中做宣传、销售、售后服务的人才团队。智库平台管理、会议会务、后勤联络、系统维护、数据库管理等一系列工作，均需要专业、成熟的运营团队支持。对于智库建设而言，运营可以为研究工作“赋能”，把研究价值通过运营体现出来，这样更有利于提升智库的价值和效能。
地方学是以遵循自然法则为一个核心，把相关研究与应用都组织成一个有机整体。“日光不经透镜屈折，聚于焦点，绝不能使物体燃烧”。无论是个体还是团体，其实都同样需要一块聚光镜。系统性地方学研究，把每个地方小网格与全球大网络连接并融合起来时，也就能够涵盖地球自然村这个地方的所有智库。地方学研究的优势，可以形成同一个主题和同一个平台，例如我们可以推动中国地方学、亚洲地方学乃至全球地方学学术联盟建设，与此相适应的智库建设是可以设想和推动的。可见，学术研究对智库建设有多么重要，而且综合性系统性地方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应用”，远远超越只是提供智力支持的智库作用。
3.促进产业化发展，在应用服务中把学科知识体系价值体现出来
科学文化能够产业化发展，在应用服务中能够把学科知识体系价值体现出来，是因为学科知识体系本身有价值。
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进它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
这里的关键，是科学文化可以成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且能够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进它进一步发展。在鄂尔多斯来说，探索和构建跨学科、跨地域的综合性系统性新的学科知识体系即鄂尔多斯学，并且应用它来为社会发展服务，这是一个创举，也是能够创造和体现价值的宏大工程。
创业就是开创一种新的事业，是创业者对自己拥有以及能够调控的各种资源进行优化整合，从而创造出更大经济和社会价值的过程。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的各个领域都有创业者。经济是基础，文化是灵魂，而经济与文化需要融合发展。如果说在经济基础领域，王林祥以企业家的精神和干劲打造了“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的品牌，那么在科学文化发展方面，奇朝鲁基于科学信仰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创建具有广泛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品牌地方学”——鄂尔多斯学。
鄂尔多斯学及其研究会创始人之一奇朝鲁在《回顾与瞻望——写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一周年之际》中说：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是现代科学的重要特征。融多学科为一体的“鄂尔多斯学”，旨在构建包容性很强的地域性、系统性专门学问。这就是创意“鄂尔多斯学”命题的基本内涵和依据。创业难，难在对事业取得共识。创业好，贵在实际行动。使命感和责任感决定我们去追求这种选择，去做信仰和信念决定我们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情。志同者必然道合。对事业的认同感汇集成一股巨大的信心和力量。
对于鄂尔多斯学的构建与应用的创业来说，最好的实际行动，就是应用学科知识体系来为社会发展服务。在中国地方学研究领域，鄂尔多斯学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应。产品、企业、地方学都需要品牌。品牌具有开拓力、内蓄力、扩张力、适应力等显著效应。品牌也有创造价值的能力，并且具有“继往开来”的特点。它是在过去的积累中形成的，其价值“成果”在目前发挥作用，形成的“能力”对未来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每个地方贮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造文化中，贮存和流传的是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而创造的是推动和引领未来发展的科学文化。我们不仅要看自己有什么文化，更重要的是看自己需要什么文化；只要需要就有可能创造出来，这才是研究和创造科学文化的真正意义所在。
鄂尔多斯学的构建与应用已经形成了基本框架，明确了方向，找到了切入点，现在需要以社会实践为推动力，使产学研结合起来共同发力。地方学探索者包源在《内蒙古学的学科内涵探讨》中认为：地方学要成为成熟的学科，需要积累足够规模的研究成果。而保证能够积累足够规模的研究成果，必然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地方学的研究增长点应该在哪里？地方学如何保证人才队伍规模的增长？唯有通过实践才有可能摸索出将多学科知识结构化的方法论；唯有实践才能提供产业，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凝聚更多人的智慧，培养更多的人才；只有将地方学的产品以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的方式运转起来，地方学的学术成果才能实现指数式的增长。在地方学的产学研中，产是基础，无产则无学，无学则研不能继。而产是农业社会式的生产还是以工业社会式的生产，则决定了学术成果的增长模式是线性增长还是指数增长。研究的成果只要以产业、产品的形式转化为实际的价值，学科人才队伍就会越来越壮大，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教学内容越来越充实，使应用、教学和研究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在需求—生产—市场扩张—资本介入—人才需求扩张—教育需求扩张—主干课程的确立和发展—教育机构扩张—促进生产—促进更高层次的需求的循环中，劳动、信息、知识以及资本的系统性共同作用下，学科内涵得以不断增加和深化，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把每个地方科学文化的小网格与全球科学文化的大网络连接并融合起来的全球系统性地方学研究，是穿越时空汇集和融会更多人类智慧的宏大工程。在鄂尔多斯，奇朝鲁及其他的团队共同努力，创立了鄂尔多斯学学科知识体系的基本架构，现在到了转型发展阶段，以社会实践为推动力，举社会之力，办大众之事，惠及更多普通老百姓实际利益的时候。
（本文系提交《地方学研究》第4辑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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